我国文房四宝很早就流传到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尤其是造纸术还传播到阿拉伯和欧洲，为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本书分别介绍纸、墨、笔、砚四种文房主要用品的历史发展和生产技艺。除纸、墨、笔、砚外，我国古代其他文房用品还有很多，如笔筒、笔洗、笔搁、笔挂、笔掭、砚匣、砚床、砚山、砚滴、墨匣、墨床、镇纸和臂搁等等，制作技艺涉及玉石雕、竹木雕、陶瓷烧制等许多方面，本书也加以简单介绍。

古往今来的文人，因为职业或兴趣的原因免不了要和文房用具打交道，自然十分重视文房用具。在诸多的文房用具中，主要、为文人所钟爱的莫过于笔、墨、纸、砚。这四种文房用具被合称为“文房四宝”。

文房四宝是中国文明发展的宝贵文化遗产。中国历代文人借助文房四宝还创造出诸如书法、字画、典籍、册页等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财富。由于时代的发展，中国古代的文房四宝已从文化用品一变而为收藏品。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特征，可以通过文房四宝的发展及演变历程及历代名人对文房四宝的与赏鉴，得以形象地再现。

值得一提的是，文房四宝自和文人及书画家结缘以来，便达成了互长的默契。其原因也不难理解，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优质的笔、墨、纸、砚自然受到文人的青睐。三国时的书法家及造墨家韦诞曾经说过：“若用张芝笔、左伯纸及臣墨，兼此三具，有得臣手，然后可以建径丈之势。”晋王善之在《题笔阵图后》对文房四宝也作了形象比喻：“夫纸者阵也，笔者刀稍也，墨者整甲也，水砚者城池也。”将文房四宝比作阵地、武器、盔甲、城池，这对于“领兵作战”的书法家来说，又是何其重要。唐代大文学家韩愈将笔、墨、纸、砚戏称为中山毛颖(中山兔毫笔)、绛人陈元（泽州松烟墨）、弘农陶泓（弘农陶砚）和会稽楮先生（会稽楮皮纸），可见文房四宝与文人的关系已是须臾不可离了。

五代南唐时，澄心堂纸、李廷硅墨和龙尾石砚并称为“新安三宝”，安徽开始成为中国文房四宝的重要产地。宋代，笔、墨、纸、砚在文人生活中的地位愈加重要，除其实能外，观能也开始突出起来，甚至出现了诸如苏易简《文房四谱》的综合性论述和米芾的《评纸帖》、《砚石》及晁贯之的《墨经》等专文，文房四宝的文化品位和收藏、鉴赏价值得以显著提高。

明清两代是中国文房四宝发展的鼎威时期。此时不仅名师辈出、精品迭现，而且上自名臣，下至黎民百姓，都对文房四宝精益求精，十分讲究。有的人还多方寻觅，妥加珍藏。正是在这种世代研的濡染下，出现了湖笔、徽墨、宣纸以及端、歙、鲁、澄泥砚等文房四宝中的佼佼者。

文房四宝对今人来说似已陌生，而对中国古代文人来说则正是其风雅的标志，也是其生活趣味的体现。文房四宝的发展历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的变迁。要了解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古代文人，当然离不开对中国的文房四宝的了解。这也就是我们编写此书的目的，希望读者通过本书，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对中国的古代文化有一个全面的了解。

由于时间的仓促和编者水平所限，本书中难免有一些疏漏之处，对于历史的见解也难免有个人之见，欢迎广大读者在发现不足之处时，能够批评指正，共同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