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过私人生活，探寻经济学家公开的成就。本书收录了《传记文集》三篇经济学家传记，凯恩斯在给自己的《传记文集》（1933）作序时提到，英国的才智之士两百多年来形成一种传统，他们既有精神上的传承，又有血缘上的联系，“这些人即非最睿智的，也是最诚挚的；即非最优雅的，也是最具妙趣的；即非最富经验的，也是最具良知的；即非最具天赋的，也是在人类知识范围内成就卓著的。”

凯恩斯——英国政治经济学家，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缔造者之一，与亚当·斯密和马克思相提并论的哲人式的经济学家。其主要著作有(《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通向繁荣之路》。

同时，凯恩斯也是传记写作的高手，他的传记作品达到极高的文学水准，并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本书辑录了马尔萨斯、杰文斯、马歇尔三位经济学家的小传。

译者序

第一章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

第二章 威廉·斯坦利·杰文斯

第三章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

跋

当我们追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家世时，只需追溯到可敬的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这一代。他在克伦威尔时期成为诺索尔特教区的牧师，但在王朝复辟时期职位又被剥夺。卡勒米称他为“一个老式的神职人员，判断力强，精通《圣经》，富于雄辩和热情，但在演说技巧上有所欠缺”。但他的教区居民却将他看做是“一个无用的牧师”，也许是因为他在征收什一税时过于苛刻。在一份要求他调离的请愿书中，人们指控他“曾抨击军队在苏格兰的军事行动”，并说“马尔萨斯先生不但说起话来声音小，而且还结结巴巴”。由此看来，罗伯特·马尔萨斯牧师很可能与他的玄孙不仅有共同的名字，而且还都有唇腭裂的缺陷。他的儿子丹尼尔在著名的西德纳姆医生的帮助下成为威廉国王的药剂师，之后又服务于安妮女王，因而在物质上相当富足，他的遗孀也拥有马车和马匹。丹尼尔的儿子西德纳姆使家庭的财富进一步增加，他曾担任过法庭的职员，南海公司的董事，他的富足使他足以为女儿备下一份5000英镑的嫁妆，他还在伦敦附近以及剑桥郡拥有多处地产。

至此，一种成功的英国中产阶级家庭的安逸生活已经形成。西德纳姆的儿子丹尼尔，也就是本文主人公的父亲，发现自己能够过上英格兰人所谓的“自立”生活，于是决定好好享受它。他在牛津大学皇后学院接受教育，但没有取得学位，他“游历过欧洲的许多地方，遍游本岛的每个角落”，最后在一个邻里和睦的地方安顿下来，过着一种英国乡村小绅士的生活，修身养性，结交文友，还不具名地写一些文章，满足于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的生活。据记载，他“举止极其得体，心地极其善良，他居住地周边的所有穷人都蒙受过他的恩惠”。他死后，《绅士杂志》(1800年2月号，第177页)称他“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奇人”。

1759年，丹尼尔·马尔萨斯买下多金附近的一处“小巧雅致的宅邸”，名为燧石门农庄。这里景色宜人，山谷相间，丛林流水，尽显自然之美。于是农庄逐渐变成乡绅别墅，人们给它取名为“鲁克里”(意为“群栖之地”)。1766年2月13日，他的次子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也就是后来的《人口论》的作者，就诞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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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大家读书时间越来越少，书怎么反而越出越厚?以往老一代学者写的“小而可贵”的书，今天为什么再也见不到了?

 这个题目，也可转换成“图书该如何减肥”。现在的图书，越印越漂亮，完全“与国际接轨”了。可每当有国外或港台学者慨叹中国出版业进步神速，书出得比他们的还精美、还好看时，我都心里有点打鼓。

不否认最近十年，中国图书在书籍装帧方面有长足的进步，我担心的是，这种华丽背后，有着对高码洋的刻意追求。各出版社都在努力做大，拼的是码洋而非利润。整个是粗放式经营，跟我们的工业一样，拼原材料，看GDP，这样做隐患无穷。图书品种增加了，总印数却反而减少了。在我看来，若总阅读量不能提高——即全国人民的有效读书时间不变，那么，减少2／3的图书品种，一点都没有问题。当然，这只是比喻，不是鼓励新闻出版署管制书号。因为，那样卡下来的，说不定正是民众最需要的读物。你怎么能保证不是劣币驱逐良币呢?所以，减少出书品种，这话我不能说。

我能说的，是跟这密切相关的另一种“减肥”。在我看来，图书的过分臃肿，已成为中国出版业一大通病。现在如果评奖，评委一般倾向于“厚重”的——既然你我都没时间细读，那就只能看“分量”了。十万字的，肯定不如百万字的，人家书写那么厚，肯定下了大工夫。以致养成这么一种风气，似乎没有四五十万字，作为学术著作，根本拿不出手。

记得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1932年出版，也就五万字左右，钱钟书对周书有所批评，但还是承认：“这是一本小而可贵的书，正如一切好书一样，它不仅给读者以有系统的事实，而且能引起读者许多反想。”称周书“有系统”，有点勉强；但要说引起“许多反想”。那是真的——时至今日，此书还在被人阅读、批评、引证。现在的皇皇巨著，却很少有人愿意阅读，这不能都怨读者懒，也有作者的缘故，谁让你把书写得那么没趣——我没要求学者都到电视上“学术说书”，只是希望著述时稍微讲究一下剪裁，抵抗那种以“体积”取胜的风气。

记得1980年代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刚出版，被人挑了好多常识性错误，据说冯友兰先生说了一句：这是一部大书。我当时听了，如醍醐灌顶，除了理解冯先生的主张，读书识大体，不过分纠缠于细节外，更重要的是，明白原来书不以“厚薄”定“大小”，一本十几万字的书籍，也能被称为“大书”。

现在这种“小而可贵”的书籍，到哪里去找?记得前些年三联书店出版“三联精选”、北京出版社刊行“大家小书”，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袖珍经典”，销售情况据说都很好。可你仔细看，那都是过去老一代学者写的。我们这一代，似乎不习惯写这样的“小书”。

我念大学的时候很天真，以为哲学就是西洋哲学，认定了西洋哲学才是哲学的标准版本。听到柏拉图、笛卡儿、康德、黑格尔的大名，不觉肃然起敬；上课时老师谈到当代西洋哲学家，如海德格尔、萨特、罗素、杜威等人，我也都竖起了耳朵，生怕错过了任何一句智慧的名言。

老师们的教材大都是英文本，我们准备考试时几乎有一半的时间是在翻查字典，望文生义。这种学习的效果十分有限。大三暑假时，一位老师跟我尝试翻译一本小书，内容是西洋宗教哲学的选集与评论。这个暑假在我学习西洋哲学的过程中，产生了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我认真译了10万字英文之后，理解哲学文字的能力迅速提升。自此以后，我陆续译了200万字的哲学作品，收获不言而喻。

翻译不仅困难，并且无法完美。我自己阅读翻译作品时，常常觉得无奈，因为译文使我清楚感受到一点，就是自己也是个译者，自然知道“避重就轻”的诱惑，它会使人舍难求易，最后语焉不详，让读者堕入云里雾里，完全失去阅读的乐趣，甚至从此对哲学敬而远之。

然而，只要通过了翻译这一关，可以正确理解西洋哲学时，那么收获也将是十分可观的。依我浅见，在西方能够称得上哲学家的，其立说必须具备三项条件，就是：澄清概念、设定判断标准与建构系统。

哲学家不论是哪一派，首先要有一套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说，相同的名词可能表述着对真实世界的不同见解。其次，在下判断时，无论是真伪、善恶、美丑、圣凡，哲学家都会提出自己的判断标准，并且论证此标准的合理性。学派之间的大同小异，常可由此见之。然后，系统之建构是艰巨的挑战。这时必然会涉及真实世界的起源与归宿，也就是一般所谓的形而上学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