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北京，看到的一切，听到的一切，使李德生更为震惊，更为忧虑。在京西宾馆周围，一辆辆满载着造反派的大卡车，架着高音喇叭来回转悠，声嘶力竭地叫喊着：“打倒七二。事件的凶手陈再道！”“打倒带枪的刘、邓路线！”“揪出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对于这些口号，李德生不仅不赞成，而且很反感。在他主持下，12军的干部战士参加上级规定的有关游行时，是不准喊这类口号的。历史事实表明，这种公然把矛头指向军内的行径，是有预谋的。
后来，李德生又看到在中南海周围搭满了各种各样的帐篷，设立了各种名目的揪刘(少奇)指挥部，把中南海围得水泄不通。从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锋芒就集中指向了刘少奇。想不到时隔一年，批判刘少奇已经演变成为直接揪斗了。全国人民心目中最神圣的党中央所在地，居然被造反派“兵临城下”，李德生心情沉重，有一种莫可名状的感觉。
事后，李德生了解到，这是江青、康生、陈伯达等人趁毛泽东不在北京时策划的阴谋。他们企图通过造反派冲进中南海，揪斗、抓走刘少奇、邓小平。但由于受到周恩来的严厉批评和坚决阻止，他们的阴谋才未能得逞。
这时，李德生更加意识到，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如此紧急地把他召来北京，很可能与改变“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混乱形势有关系。
1967年7月29曰周恩来的台历上记载：下午4时“见安徽军管会”。在这一天，作为即将接任安徽省军管会主任的李德生，按照事先的通知，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周恩来已在那里等候着。
“李德生同志，你赶来了，很好！很好！”周恩来见李德生进去，带着急促而又热情的神态对他说。
“请总理作指示！”李德生向周恩来敬礼后说。
周恩来把手臂向前一伸，说：“我们到福建厅去谈吧。”
于是，李德生跟随周恩来走进了福建厅。
在福建厅，李德生见到了李富春副总理、杨成武代总参谋长，还见到了姚文元。他们是参与向李德生交代任务的。
周恩来首先向李德生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
“文化大革命”以来，安徽成立了许多群众组织。在上海“一月风暴”的影响下，一些群众组织于1967年1月26日夺了安徽省委的权。由于夺权是部分群众组织干的，没有按照毛泽东提出的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因而“夺权派”说自己的“1·26夺权好得很”，而没参加上夺权的群众组织则指责他们说“1·26夺权好个屁”。从此，安徽从上到下形成了对立的两派，前者自称为“好派”，而称对方为“屁派”。两派都互相指责对方是“反革命”、“保皇派”，并且发生了打人、抓人，发“通缉令”，甚至动刀动枪的武斗，企图搞垮对方，“一统天下”。这就使安徽的问题涉及的面非常广，形势越来越混乱，解决起来甚为困难。
1967年春，为了缓解群众组织在夺权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毛泽东决定对几个最乱的省、市、自治区实行军管。3月27日，中央决定在安徽成立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钱钧为首的军管会，“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后来因钱钧身体不好，改由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廖容标主持军管会的工作，把省的领导权掌握起来。
这时，安徽对立的两派矛盾日益加深，对立更为严重。他们以“文攻武卫”为口号，导致武斗不断升级，愈演愈烈。在合肥、淮南、安庆、芜湖等地区，一场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武斗又在酝酿之中。
周恩来在介绍了安徽的基本情况后，以非常焦急的心情对李德生说：“党中央对安徽的形势非常担心，非常着急，在这紧急时刻，派12军去安徽，是毛主席亲自决定的。” 李德生看着周恩来由于过度劳累而呈现的疲倦面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他点点头，表示理解党中央派12军去安徽的决定，并希望周恩来总理对如何搞好安徽的工作多给指示。
周恩来接着说：安徽武斗太厉害，已影响到中央指示的贯彻执行，军管会指挥不灵，难以控制局面。你回去紧急动员一下，立即带部队去安徽。
周恩来还交待说，去了以后不要陷到派性里去，要广泛听取意见，深入调查研究，把情况搞准确，最重要的是要做好群众工作，总起来说就是制止武斗，消除派性，促进联合，稳定局势，抓革命，促生产。
听了周恩来对12军赴安徽如何执行“三支两军”任务的具体指示后，李德生感到尽管这个任务是艰巨的，但是心里还是踏实了一些。
周恩来讲完后，李富春副总理也作了指示。他说：有着3000多万人口的安徽是农业大省，但工业的比重也很大。淮南的煤，是华东、特别是上海工业生产和电力的命脉。合肥、马鞍山产钢铁，铜陵产铜，它们都是工业原料的重要生产基地。目前武斗升级，工厂停产，工人离开自己的岗位去打派仗，搞武斗，已直接影响到国家经济建设。他强调说：12军到安徽以后，一定要想法尽快制止武斗，让工人回到生产第一线，恢复生产。
杨成武代总长最后讲话。他主要讲了12军到安徽后兵力部署的基本要求，部队开进的顺序和方式，并规定只带轻武器，重型武器装备暂时留在苏北，组织留守处看管营房和武器装备，继续抓好农副业生产和管理好家属子女。同时明确了将安徽省军区独立1、2师划归12军指挥；所有驻皖部队的“三支两军”工作由12军统管；安徽的“三支两军”由党中央、中央军委直接领导，有关“三支两军”的问题，直接向党中央和中央军委请示报告。他还强调要处理好军政军民关系，搞好军内军外团结。
李德生参加革命几十年来，当面直接受领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下达的任务，这还是第一次。他像在战争年代到上级首长那里受领紧急作战任务一样，当即表态说：“坚决完成党中央、毛主席交给的任务，坚决按照总理和各位首长的指示去办”。
P10-12
《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这本记述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的书，历经十多个春秋的辛勤劳动，反复讨论，不断增补，数易其稿，现在终于出版了。套用文艺界“十年磨一戏”之说，我们也称得上是“十年撰一书”啊！不管怎么说，工夫是花了不少的。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李德生对自己在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后所经历的事情作过若干回忆，发表后受到读者的广泛注意。后来，中共党史出版社曾建议李德生将自己这一段“特殊”经历比较完整地写出来，以便人们了解他的不平凡的经历，从中吸取教益。李德生与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商定，由我们两人共同担任写作任务。我们都是军队退休的科研人员。李德生对我们说，请你们参加写作组是分别征求了你们所在单位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的领导同意的。我们的态度是，既然参与，便当尽力，绝不可逢场作戏，更不能沽名钓誉，应该以科学的精神，去追求、记述历史的真实。从1998年起，李德生就开始陆续讲述他在此期间亲历、亲见、亲闻的史实，同时，我们也着手收集、查阅有关历史档案资料。在掌握了一定资料后，拟出了书的纲目。纲目经李德生同意后，即开始了写作。我们的写作方法是你写我补，我补你改，最后共同推敲，词斟句酌，定稿付梓。总之，一切以写好为目的。初稿写出后，又继续发掘新材料，一有所得，便及时充实稿中。写作的进程和遇到的问题，都向出版社的领导和相关同志汇报过，一直得到了他们的关心和指导。
在撰写本书过程中，我们先后采访了汪东兴、钱正英、华楠、徐心德，以及李德生的夫人曹云莲等同志，得到了许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总政治部、沈阳军区、军事科学院、国防大学等有关单位，对本书的写作给予了大力帮助和支持；郑谦同志审阅了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意见；张琦、肖淮苏、李禄明、陈海平等同志，从组稿、采访、查阅资料到书稿设计、编辑，更是鼎力相助。在本书出版前，李和平、李南征同志认真阅读了全部书稿，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为提高书稿质量付出了辛劳。
在此，谨向以上单位和同志表示最诚挚的谢意！
由于时过境迁，资料散失，记忆差错，加上我们阅历不广，见识有限，所以虽经反复斟酌，书中不妥和错误之处，仍在所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瞿定国
刘先廷
2012年3月
李德生是一位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老战士，又是在动乱岁月里中国政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在20多年的革命战争岁月里，他身经百战，曾6次负伤而大难不死，从战士成长为一军之长，颇具传奇色彩。在十年动乱之初，他奉命率部“三支两军”不久就被调到北京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同时还兼任地方许多职务。党的十大选举了新的中央领导机构，李德生名列其中，成为5名中央副主席、9名中央政治局常委、21名中央政治局委员之一，进入党的最高领导核心。李德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这种经历堪称特殊，不禁使人们产生了许多悬念、许多猜想，产生了想要了解他的愿望。在党的十四大期间，南京军区一位领导同志曾用赞赏的口吻开玩笑地问过他：”老李！你在‘文化大革命’中，与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都打过交道，怎么没有陷进去？你是怎么‘爬’出来的啊？”这个提问，反映的正是人们都想了解他的愿望。
1998年春，因参加协助这位革命老前辈整理一本军事方面的理论性书稿，使我们有机会走近这位具有特殊经历的老将军，为我们了解这位传奇式的人物提供了便利条件。在数年的接触中，在我们面前站立的李德生，是一位平易近人的长者，似一位回归大别山的纯朴老农。他谈到战争年代，谈到动乱岁月，像述说远去的与他无关的故事。只是在谈到特别有趣、特别精彩的情节时，他才轻轻一笑，显示他心中的慰藉；而在谈到过去牺牲的战友时，则神情凝重，表露出无尽的怀念之情。
在战争年代，李德生虽然多次负伤，但长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健康的体魄。1990年，他在74岁高龄时，因病退出了工作岗位。经过精心治疗，基本康复。1997年，他决定结合自己的军事实践搞一本关于军事理论的思考论著。同时，也同意对其在“文革”中的经历加以梳理。他认为，自己有责任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写出来、讲出来，供后人研究参考。为此，他特意与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和12军的领导同志商量，组织了写作力量。我们两人就因此而担负了为这位老前辈写作的任务。在李德生的西山寓所，从1998年春天到2000年夏天，他与我们参与写作的同志谈话30余次。于是，他想论述的军事理论问题，在我们的头脑里逐渐明确起来。与此同时，他在动乱岁月里的经历和活动，在我们的思想中也积累了大量的资料。
李德生作为一名军队的高级干部、一军之长，奉命带领部队参加了安徽的“三支两军”。在消除派性、促进两派联合、稳定安徽局势、减少动乱损失等方面，他做了很有成效的工作。他调到中央工作后，除了参加中央政治局的集体活动外，主要是在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工作。他到军委办事组，是毛泽东“掺沙子”把他掺进去的，为的是打破那里的板结“土壤”。在党的九大，他进入中央政治局，当选为候补委员。在党的十大，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党的副主席。八大军区司令员调动时，他离开北京到东北，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在中央工作期间，先后经历了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参与和经历了那个大动乱年代的许多重大事件。在李德生的革命生涯中，这是他的一段极为特殊的经历。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郑重的党，历来能够自己发现并纠正自己的错误。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一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庄严宣布：“‘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应予彻底否定。
但是，被否定的东西并不一定对今后的历史毫无影响。总结打败仗的经验，可以为今后打胜仗提供借鉴。邓小平曾经辩证地指出：“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应该说‘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也不可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况且，在否定“文革”总的错误的指导思想的同时，在看到林彪、“四人帮”集团祸国殃民的同时，还应看到，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人民群众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以及对“文化大革命”错误的抵制。正是有了这种斗争和抵制，才使动乱造成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按照胡绳的说法，就是在“文革”时，不光有“文革”，还有反“文革”的倾向。这个历史事实也是应该肯定的。
李德生原来是大别山的放牛娃，是在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的战火中锤炼出来的，是在作为党的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思想照耀下成长起来的。他不只一次地向我们讲述毛泽东在我党我军历史上的伟大功绩、对中国革命的巨大贡献。他对毛泽东充满了崇敬之情，但我们也发现他对毛泽东却不搞崇拜，不搞迷信。在那动乱岁月里，他对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保持着距离，进行过斗争，对“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想有过忧虑，有过抵制，虽然方式不是“二月抗争”式，而是以周恩来采取的那种“缓和”方式进行的。
如今，“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远去的历史。但是，对“文革”的研究与思考并未终止。为了总结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我们用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意愿，经过采访、查阅、整理、推敲、修改，耗时十数载，将李德生——这位动乱岁月亲历者所经历的诸多事件，实事求是地系统地再现出来，其中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我们想，这应当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粉碎“四人帮”以来，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李德生曾对自己在担任党中央副主席后所经历的事情作了若干回忆。现在，在《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中，李德生将自己的这段“特殊”经历比较完整地写出来，以便人们了解他的不平凡的经历，从中吸取教益。
《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由瞿定国、刘先廷编著。
李德生是一位参加过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老战士，又是在动乱岁月里中国政坛上升起的一颗新星。为了总结“文化大革命”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瞿定国、刘先廷编著的这本《曾经沧海——李德生调中央工作前后》用还历史以真面目的意愿，经过采访、查阅、整理、推敲、修改，耗时十数载，将李德生——这位动乱岁月亲历者所经历的诸多事件，实事求是地系统地再现出来，其中有一些是鲜为人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