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帕格尼尼手指拨动的清音，还是王族与平民不可思议的磨难交融，都源自生命的疯狂与眷念。本书故事可读性强，文字生动、漂亮，文笔诗韵无穷、有弹力。是一本好看的读物。

本书为作者十多年来在阅读中随手记下整理而成的随笔，内容包括世界名钻的传奇故事，艺术家的生活和爱情，王族、平民的受难，著名人士的死亡，以及死亡的神奇传说。

1、钻石 

“霍普”钻石的神奇传说/2

影响大革命的“项链事件”/14

“科一依一诺尔”之劫/25

2、艺术

帕格尼尼的手/38

维纳斯的“诞生”/46

法利内里的歌喉/51

斯特拉迪瓦里的小提琴/59

3、名士

李斯特的二重个性/68

瓦格纳的多角情感世界/83

毕加索：美的天使和魔鬼/101

考考斯卡的爱情“风暴”/125

4、人生

一夜白了发/136

伦敦塔的囚徒/148

努里耶夫的辉煌和悲怆/161

永不消失的杰奎琳/172

拉什迪和《撒旦诗篇》/184

5、物

“斑蝥夹心”案/198

大麻的罪与罚/207

劳伦斯神父的药水/220

6、死亡

死亡之舞/236

木乃伊的诅咒形成和破解/244

真假阿纳斯塔西娅/253

吸血鬼传说的终结/263

法国皇太子路易和巴伐利亚选侯斐迪南之女玛利亚·安娜的儿子安茹公爵，一七零零年继承西班牙王位，号称腓力五世(Philip V，1683—1746)。他在位的头十多年里，由其法国和意大利的大臣们推行国家的行政和经济改革，取得很大的成效。但是执政几年后，忧郁症的痼疾使他情绪沮丧、体质虚弱，还沾上不更衣、不洗澡、不修容等怪癖，最后甚至发展到了精神错乱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他自然无法朝政了，只好由他的妻子代予掌管。

腓力五世的妻子伊利莎白·法尔内塞(ElisabethFarnese)可不简单。她出身于意大利著名的法尔内塞贵族世家，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性。她一面主持国家的政务，同时也不忘对丈夫的关怀体贴。她深知国王平日对宗教、狩猎和音乐的喜爱，就试图将他的兴趣转移到晋乐上去，通过音乐的滋润，使他紊乱的心灵平静下来，不再去“想些乱七八糟的事”。于是，一个人的名字——法里内利的名字就闪现在她的脑际。王后记得，以前自己曾在意大利北部的帕尔马城(Parma)听过这位歌唱家的演唱，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印象，于是就让人设法将他请进宫来。

“法里内利来到后，”查尔斯·勃尔尼(Charles Burney,1726—1814)在他那因之而赢得英国第一流音乐史家声誉的四卷本巨著《音乐通史》(General History)中对此事作了这样的描述：

王后安排在毗邻国王住所的一个厅内举行一场音乐会，由这位歌手在会上演唱一支他最有感染力的歌。腓力起初似乎感到吃惊，随后便受了感动。唱完第二支歌之后，就让这位歌唱冢进入皇家的居所，又是赞美又是拥抱；问他该怎样报答他这才华才好，并保证绝对不会拒绝他。事前就已经得到过指示的法里内利只请求陛下让侍者替他修修脸、整整好服装，他会尽力像平时一样地出现在夜总会上。从此时起，国王的病便不需再继续服药，于是这位歌手就获得了治愈他病的全部荣誉。从此，法里内利就留在腓力的宫廷内，走上与他的同类歌手——“阉人歌手”不同的道路。

阉人歌手(castrato)是在青春期之前被阉割过的男性歌手。

自古即有阉割男性生殖器，作为惩罚的手段，或是宗教上的要求，或是为统治者的后宫或其他女性聚合的场所提供内侍、仆役和卫士。阉人歌手是特定时代的产物。

基督教经典《圣经》教导说：“女人要沉静学道……只要沉静。”“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像在圣徒的众教会一样。”教会总是十倍、百倍地诠释耶稣的话。既然妇女在会中要“闭口不言”，那么，没有女人的声音岂不更好!因此，教堂音乐中就不能有女声，而且不只是在教会，这一禁令还被扩展到剧院等其他场所。中世纪时，教堂里的圣咏还比较简单，男人或男童都还能够胜任；可是到音乐发展到十六、七世纪多音部歌曲盛行之后，他们的歌喉就显得难以支撑了。不过，为了宗教，还是有办法解决的，那就是阉割男童。

有的是男孩在婴儿时期，更多的是在七到十二岁的青春期，在发现他们具有良好的嗓音和音乐素质之后，就给他们作这一手术，然后予以严格的声乐训练。这些像阉鸡样的“无性别的”歌手，音色独特，具有女高音或女低音的声音；而且胸部也像女子一样的发达，肺活量与横隔膜支持力则会扩大到超过一般男人的程度，使他们在唱出一个音时，能够保持延续一分种甚至更长的时间，这一切都是别的男歌唱家甚至女歌唱家也达不到的，因而深受听众的欢迎。

自从第一名阉人歌手于一五六二年进入教皇唱诗班后，随后就陆续有新人加入；并在十七世纪追求华丽的巴洛克歌剧舞台上也成为绝对的君主。当一位阉人歌手一口气唱出一段难得到无以复加的花腔时，听众便会欢呼“Eviva il coltello！”(小刀万岁!)庆贺小刀阉割之功。

这可以说是阉人歌手的黄金时代。因而也就不难想象，有些成功的阉人歌手，凭着自己的歌喉，就会获得极其丰厚的收入，如艺名为卡法雷里的阉人歌手盖塔诺·马约拉诺((Caffarelli,Caetano Majorano)，财富之多，竟能购下一个公国。

法里内利在阉人歌手中是最著名、地位最高的一个，他甚至在歌剧史上都是属于最杰出的歌手之一。P051-053

收集在这里的都是我在新时期之后，主要是近几年写的东西，多数先后曾在《大地》、《万象》、《音乐爱好者》和《中华读书报》等报刊上发表过。在此之前，我写得也不少，虽然大多也变成了铅字，但大多只是清样上的铅字，而不是报刊上的铅字。

这句话，年轻的作者们可能都看不懂。要说清它，也就说清了我的特殊经历，一个像我这样的“另类人”的共同经历，和一个特殊的时代。

我在中学里就开始写稿，曾在《浙江日报》和当时华东地区的一张小报《青年报》上发表。到大学后，我别的几门功课都只能算一般，只有“写作”还不错，张仲浦老师经常要在课堂上读我的习作；在一次全校的征文比赛中还得了一等奖。

毕业后出来，分配在杭州的联合中学教语文。这个学校是由安徽中学、树范中学和君毅中学三所私立中学合并起来的：后来又改为杭州市第六中学。安徽中学因为被认为是胡风的“反革命集团”的据点，在反胡风的运动中名字曾出现在《人民日报》上。  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十分特别的时代。尽管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发表、出版的自由，稿子投寄到报刊之后，编辑如认为可用，在经过编辑主任同意之后，先让文章排成铅字样稿，再需经作者单位所谓的“政治审查”，最后才可以经总编签字正式刊载。

最初，我的文章还能够发表，不但本地的报纸刊用我写出和翻译的文章，甚至北京的《译文》杂志都发表过我的译文。但渐渐的，稿子都被退回来了，带着排成铅字的清样。开始时，我不知道什么原因，只是觉得奇怪：文章以前都可以发表，怎么现在突然就全都不合格了；而且与别人发表的文章相比，似乎也并不比它们差。直到有一次，我偶然在退稿信的信封里见到一张审稿单，才恍然大悟，原来有这么回事。

这是一张铅印的表格，上面除作者姓名、作者单位、编辑意见、主任审阅、主编签发外，还有一项作者单位的意见。在我的这张审稿单上，就有“不发”的签字，并盖有我单位的公章。我推测，这一定是编辑可怜我，又不能明说，才这样以似乎疏忽的方式告知我退稿的真正原因。

在我当时工作的学校，多年来，掌权的几任书记和人事秘书都是几个女人，她们自己也认不得几个字。只因她们是某某官员的妻子，才给安排这样一个职位，虽然官也不大，不过是科长之类。她们自然不懂文学。另外，我的科室——语文教研组的组长张某同样也水平很低。所教班级的一些学生，就常在我面前夸耀我、贬低他。

我的文章无法发表，固然有当时大环境的因素，这就是极左路线；但同时也有主管者的个人因素在内。如我翻译了一个电影剧本《阿辽沙锻炼性格》，原来浙江的出版社答应出版；但被人告发后，单位去出版社交涉，于是译稿就被退回了；且退稿信上也不再像以前那样称“同志”，而改称“先生”。但在我立即将译稿寄往北京的中国电影出版社后，显然因为没有经过“政治审查”，很快就出版了。

教研组长张某虽然也出身于地主家庭，但找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妻子，所以被认为是“背叛”了家庭。他的地位自然就与我这个出身于头号地主家庭的人不同。这是一个十分没有良心的人。在所谓“自然灾害”时期，每个人粮食定量都很有限。但我因为患有胃病，定量吃不完。当时我的在农村的母亲则一直在吃野菜、草根，只因她爱儿子，不跟我说实话；我也太幼稚，相信了母亲的“假话”，不把多余的粮票寄给她，而无代价地送给了这个姓张的。可张某对我的报答是什么呢?

张某无疑了解他的学生常在我的面前夸耀我、贬低他，这使他异常恼火，甚至怀恨在心。他一次次向领导汇报，说我不安心教学工作，在为人民服务中改造自己。他甚至一次在会上当面斥责我说：“你的才华我们是不需要的。”我后来就被“下放”到农村劳动改造。可想而知，在这样的处境中，我投寄出去的稿子，自然全多只是清样上的铅字，而很少成为报刊上的铅字了。这些清样，我保留了厚厚的几叠，直到大革文化命的时候被抄走，作为封资修的东西烧掉，只有几份在大革文化命结束后取回来。

大革文化命开始之初，曾有三个学生来找我，要我帮他们写大字报参加斗争。我说，我会写文章，但不喜欢写大字报骂人这种事。他们听后很生气，就威胁说，你是有问题的，你只有立功赎罪，才能得到帮助。我马上不以为然地反问：“我有什么问题?我没有参加过国民党、三青团，也没有犯过什么错误。”大家不欢而散。过了两三天，一天深夜，一位姓乔的教师，就带了一批学生把我押去斗争，罪名可多：“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世仇分子”、“里通外国分子”，并关了个把月。这姓乔的生物教师自己究竟是什么人呢?不久，他就被判了三年刑，关进了牢房。在斗争我的时候，最积极的另一个人是姓张的体育老师，此人原来是在大学里教的，因为可以想象的原因，被下到了中学；后来因为体育组有大批运动服装和运动器具被偷窃，领导把他找去，严厉地审问了他，说是他偷了这些东西。从此他就一点威风也没有了。但在对我的斗争会上，他的威风可大，竞像对待罪犯一样地将我的手狠狠地从背后高高地撇上去。我相信好有好报、恶有恶报。除了这两个人，一个是小偷、一个是罪犯，还有一个姓杨的对我很凶恶的女人，后来竞一次次来找我，硬是要我的做医生的妻子为她治病；最后跳楼死了。

就是因为受到这样的遭遇，我在那个时期除了一本翻译的书《阿辽沙锻炼性格》和一些短文外，写的东西就都不能留下来了。

新时期开始，一切都变了，我觉得一切都是新的，一切都与以前不同，最主要的好像人与人之间也都不再像以前那样互相提防了。写文章有了自由，不仅写的题材宽得多了，主要的还是不再需要“政治审查”了。

在大革文化命之前和之中，都曾有人凶狠地批判我不屈服于人、要顽强表现自己。这话说得不错。我的确是在任何艰难的处境下都没有灰心过。当我在做“逍遥派”的时候，广泛阅读了《美国医学协会杂志》、《英国医学杂志》、《柳叶刀》等医学刊物中的医学史材料，做了上百万字的笔记；不管有专家说这些没有意思，我仍相信因为人与人之间的差别是很少的，既然我自己喜欢，他人也一定会喜欢。新时期的环境极大地鼓舞了我。我又开始写作，我一边在报刊上写些短文，一遍研究鲁迅与自然科学。

一九七九年，从杭州六中调到新华中学后，我大胆地将我写的两篇文章寄给我认为最高档次的《人民日报》。隔了一些时日，我收到了回信：余凤高同志：

你好!大作收悉，请勿念。帕格尼尼一文拟用。这篇稿子已积压一些时日，因我们存稿较多，故一时未能发表，但已确定刊用，希再待些时日。关于《痘苗之路》一文，我们看后觉得写得不错也准备选用，但因文中援用史料较多，我们无法核实，请你费些时间仔细查核，另有个别之处，我用红笔划出的地方也请查对。此外，现在排字工人很多是年青学生，认字水平不高，希重抄一遍。现将原稿寄还，请校正后再退还我们。欢迎你今后继续来稿。又，能否告诉我们你在新华中学作何具体工作。

敬礼

国际副刊 王士芳10．8

我觉得，《人民日报》的编辑果然不一样。以前，我在当地投稿，有几位编辑，本身水平，老实说并不高，都是“三大”出来的。接触中我总觉得，他(她)们把发表文章看作是对作者的恩惠，使人感到很不是味道。我就知道，有的工人作者，为在报上发表一篇东西以改变自己的工种，曾付出相当高的代价。

王士芳先生我完全不认识，他竞是如此的诚恳对待一个普通的作者；他又多次在信中解释，说不但由于压稿多，还因为“欧洲的及这方面名人的稿子很多，又加上前一时期配合华主席访欧和最近日本大平首相来访”，“请见谅”将我的文章一再推延了下来。使我万分感动。我的《帕格尼尼的手》最后是在一九八零年的五月二十六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后来还发表了几篇，直到我考进社会科学院，集中作理论研究，才不再写这些稿子。

当时发表在“国际副刊”上的这篇《帕格尼尼的手》仅一千多字。二十多年后，我又对这题材重写了一遍，扩展到大约五千字，发表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号的《万象》杂志上。这次我把本书定为这个书名，一是因为这是书中的一篇，更主要的是以我新时期最早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为做书名，表达我对王士芳先生的感谢。多年前，我曾向我的朋友、《人民日报》文艺副刊的编辑刘梦岚女士询问王士芳先生的近况，她说他早已退休，一时联系不到他。但我是很想念他的。不知何时我能见到他，与他谈谈我的这些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