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93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伊万·蒲宁一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全书包括三个部分：1917年—1918年的《蒲宁日记》，讲述了乡村的安宁生活；1918年—1919年的莫斯科—敖德萨日记，书中命名为《该死的日子》，是十月革命后，蒲宁对生活的观察记录；第三部分则是札记与文章的收录，其中不乏对俄罗斯文艺界众多风云人物如列宾、高尔基、叶赛宁、夏里亚宾等的追忆，也有对于人生重大时刻的记录，如参加诺贝尔文学奖颁奖礼的回忆与获奖感言。
蒲宁在文学上的成就是毋庸置疑的，“他继承了19世纪黄金时代的伟大传统，并将其强化，以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对现实有着独一无二的精确观察”。本书是蒲宁文学思想和写作的重要补充，也是20世纪初关于俄罗斯的一份珍贵的历史回忆。

作者的话
蒲宁日记 （1917—1918）
该死的日子（莫斯科，1918/敖德萨，1919）
回忆录 / 文章
译后记

关于20世纪初俄罗斯的珍贵回忆，在变化年代里坚守孤绝的人
——“在整个俄罗斯辽阔的土地上，持续了几个世纪的壮丽生活突然中断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其妙的生活，一种植根于无意义的、节日般氛围中的生活，一种不自然地抛弃了人类社会赖以生存的一切的生活。”
——“我只是想感受一下惊恐，因为我已经不会再为任何事情感到震惊了。这正是全部凶恶的秘密所在——消灭人的敏感性。人们尽其所能地活着，他们的敏感性和想象力已经被夺走了，因为他们已经越过了那条致命的底线。”
——“人们拯救自己的唯一方式就是不要使用自己拥有的才能——想象力、关注、思考的才能，否则就将无法生存。”
本书是蒲宁一部自传性质的回忆录，包括和家人在庄园的乡居日记、俄罗斯革命时期的观察日记，以及晚年对于昔年友人的回忆文章。从1918年的莫斯科到1919年的敖德萨，蒲宁亲身见证了俄罗斯的变化，他在衣食短缺、风声鹤唳的环境里，在厨房的煤油灯下完成了这份日记的手稿（部分遗失）。这部手稿是少有的从俄罗斯革命和内战时期保留下来的作品，蒲宁以生动和扣人心弦的讲述再现了当时的重大事件。

在俄罗斯文学史上，蒲宁的地位已经得到了明
确的界定，他的重要性也早已成为公认。他继承了
19世纪黄金时代的伟大传统，并将其强化，以实现
进一步的发展。他在对现实生活的描述里完善了表
达的集中度和丰富性——基于他几乎是独一无二的
精确观察。他以最严谨的艺术风格，抵制了一切令
人忽略事物本身的文字魅力的诱惑。尽管他本质上
是一位抒情诗人，但他从不修饰自己所看到的一切
，而是忠诚而精确地将其呈现出来。他的文字一贯
简洁，又有一种独特的魅力，他的同胞可以作证，
即使经过翻译，也常常能够感受得到。这种能力是
他卓越而隐秘的天赋，也为他的文学作品打上了杰
作的印记。
——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
我不知道还有哪个作家能如此切中要害地表达
人类的情感，那么简单，却又总是那么新鲜。
——安德烈·纪德
蒲宁是俄罗斯当代最伟大的作家，最优秀的诗
人。他是唯一一个忠于内心的人。
——高尔基

夏里亚宾
在莫斯科曾经有人说，夏里亚宾同作家们交好，是故意要为难同他争荣誉的索比诺夫。夏里亚宾接近作家们完全不能说明他喜欢文学，只是说明他希望不仅被公认为著名的歌唱家，而且被公认为一个“先进的、有思想的人”。他说过，“但愿狂恋索比诺夫的只是那些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狂恋而且将来也狂恋男高音的听众”。不过，我觉得夏里亚宾接近我们并不都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比方，我记得，他是多么热切地想认识契诃夫！关于这一点他对我说过多少次了。我终于问他：
“为什么要见他呢？”
“因为，”他回答说，“契诃夫什么地方都不露面，老是没有机会和他认识。”
“得了吧！这需要什么机会呢？叫一辆车，你就去吧。”
“我可不愿意像一个无耻之徒那样去与他见面！除此之外，我知道，我在他面前是如此畏缩，会显得十足像个傻瓜。所以如果可以的话，无论如何请你送我去见他……”
我毫不拖延地办成了此事，并确信，他说的都是实话。到了契诃夫家里，他的脸红到了耳朵根，说了几句话，声音又低又不清楚……而当他离开契诃夫家走出来时，却充满狂喜地说：
“你不会相信，我是多么幸福；我终于认识了他，他是多么迷人啊！这就是一个人！这就是一个作家！如今我看所有其他的人都会像看骆驼那样了。”
“谢谢。”我笑着说。
他哈哈大笑起来，满街都听得见。
有一张很出名的照片—之所以出名，是因为它以明信片的形式在当时销售了几十万张。在这张照片上拍下了安德烈耶夫、高尔基、夏里亚宾、斯基塔列茨、捷列绍夫和我。有一天，我们一起在莫斯科一家德国餐厅“杜鹃花”吃早饭，吃了很长时间，而且很愉快。突然我们决定去照相，就在这时我和斯基塔列茨首先吵了起来。我说：
“又是照相！老是照相！没完没了的狗婚礼。”
斯基塔列茨生气了。
“为什么是婚礼，而且还是狗的婚礼？”他用一种粗暴的伪装的男低音说，“比方我，从来就不认为自己是狗，不知道其他人是否认为自己是狗。”
“不然又称作什么呢？”我说，“我们一个接一个的宴会、节日，用您自己的话说，是‘老百姓饿得浮肿了’，俄罗斯快要灭亡了，国内是‘各种各样的灾难，下面是黑暗的统治，上面是统治的黑暗’。国家的上空‘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傲地飞翔’，而在莫斯科，在彼得堡呢？日日夜夜是过节，全俄性质的事件一件接着一件：新的‘知识’文集，汉姆生的剧本，艺术剧院的初次上演，大剧院的首次上演，高等女校学生看见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和卡恰洛夫时晕了过去，逞勇闯祸的车夫把车开到雅尔，驶进了斯特列里纳……” 事态可能发展为吵架。不过这时响起了大家的笑声，夏里亚宾喊道：
“好，说得对，我们还是走吧，让狗的婚礼流芳百世！我们去照相，真的，常去照，我们死后，应该给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点东西，否则不管怎么唱啊唱啊，等他死了，也就完了。”
“对，”高尔基附和着说，“写啊，写啊，然后就死了。”
“例如，我，”安德烈耶夫黯然地说，“我将首先死去……”
他经常这样说。大家暗暗地嘲笑他。但后来的结果却正是这样。
大家都认为夏里亚宾很左，当他唱完《马赛曲》或者《跳蚤》时，往往会由于高兴而狂叫起来，因为在这些歌里被认为有某种对国王的革命的撒旦式的讥讽。
曾经有过一个国王，
跳蚤跟他一起生活……
可是突然发生了什么事呢？撒旦竟在国王面前下跪了—全俄罗斯都散播着一个传闻：夏里亚宾在沙皇面前下跪！关于此事的传闻，夏里亚宾感到无尽的愤懑和惆怅，后来又为自己的这一罪过洗刷过多少次啊！
“我怎么可能不下跪呢？”他说，“这是一台皇家歌剧合唱团的捧场戏。合唱团决定向皇帝请求增加薪俸，利用沙皇光临演出的机会，在他面前下跪请求。我也是合唱团的一员，我该怎么办呢？我事先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这次下跪：突然，舞台上的整个合唱团像被镰刀刈了一下似的全都跪下了，双手伸向沙皇的包厢！我怎么办呢？一个人像电线杆那样杵在整个合唱团之上？须知，这也是真正丢脸的事！”
我在俄国最后一次看见他是在1917年的4月初，列宁已经回到彼得堡的那个时候。这段时间我也在彼得堡，并和夏里亚宾一起收到了高尔基的请柬，他邀请我们参加米哈伊洛夫剧院的隆重集会，会上高尔基将发表关于建立其某某“自由科学研究院”的演说。我不明白，也不记得我和夏里亚宾怎么会收到请柬，去参加这个各方面都称得上是荒谬的集会。高尔基的演说时间相当长，辞藻过于华丽。后来他宣布说：
“同志们，夏里亚宾和蒲宁也在我们中间，我提议欢迎他们！”
大厅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跺脚声，招呼我们。我们躲
到了后台。忽然有一个人从我们后面跑过来说：大厅里大家要求夏里亚宾唱歌。如此一来夏里亚宾又一次要“下跪”了。他坚决地对跑过来的人说：
“我不是消防队员，一经召唤就立即爬到房顶上去。您就这样对大厅里的人们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