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包括《中国的抗战》《抗战一年大事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扬子前线》《中国解放区见闻》《华北前线》《人民之战》《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不宣之战》。

本书是其中的《扬子前线》，1938年7月，阿特丽穿越地中海，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经过三个月的漫长旅途来到中国，先后到香港、广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考察和采访，回到英国，完成本书，竭力如实地写出阿特丽在中国所亲历的事实；使别人能够看见远东正在演着的悲剧。

1938年7月，阿特丽穿越地中海，跨过大西洋和太平洋，经过三个月的漫长旅途来到中国，先后到香港、广州、武汉、长沙、南昌等地考察和采访，回到英国，完成了十九万字《扬子前线》(China at War,又名《战火中的中国》)的写作，1939年由伦敦费伯出版有限公司出版。该书自述1938年她在中国采访的经历，其中有会见国民党军政要员，与沈钧儒等人的会谈，在前线后方的见闻等。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战时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抗日战略及中国政局的现状、缘由和发展趋势。这部书引起了国际性的关注，被认为是分析研究中国和远东问题的重要著作。

序

第一章 天堂与炼狱

第二章 武汉三镇

第三章 初次由汉口到前线

第四章 中国红十字军医处

第五章 再到扬子前线

第六章 陷落之前的汉口

第七章 中国会不会战胜

第八章 日本侵华的目的

香港物价一天天的膨胀，营业一天天的繁盛；各家旅馆都挤满了旅客，房价增加了一倍。无论咖啡店，酒楼，或商铺，也都挤满了主顾。中国的各个城市正在战乱之中流血，香港却肥胖起来了。

这毕竟是一种变态的繁荣。日军随时有进攻广州的可能，有把香港跟它的财富来源切断的可能。人们也产生着这样的疑虑：难道日军不会攻取香港吗？英国会不会决心保卫香港呢？无论日军采取哪一种行动方式，那是明白得好像墙上的告示似的事，而香港的欢乐，终究是带些儿肺痨症的兴奋。

一九三八年的夏天，九龙成为世界上最拥挤的商埠。九龙是中国大陆上与香港相对的“租借地”，在这里通着五百五十英里长的铁路线，经广州而达汉口。我所搭的那艘德国船，开始以最高的速率卸下德国售予中国的军火，然后又驶到神户去卸下售予日本的军火，在德国船的旁边，有一只意大利商船，也正在卸下军用品。英国船，法国船，苏联船，美国船，都停泊在九龙埠头附近。中国从各国购人的军火都由此运到长沙或汉口去。沿铁路线一带，虽说每天都遭到日机的轰炸，然而日本并不会达到破坏目的。中国正利用着它战前在海外所储存着的外汇和白银准备，并大量输出茶叶、桐油、锰、镁、钨及其他物品，以作支付的新代价。中国深知日军随时都有袭攻广州并进占汉口的企图，因此它正在热烈地尽量布置着军事上的准备。所以到了十月间，虽然汉口和广州都被侵略者夺取了，可是中国政界方面依然声称：当时中国的军火准备，还足足能够继续供给军事上的需要，甚至可以支持九个月之久。

这些车火的运卸，并不严守什么秘密。这是不必要的，因为香港是一个自由港，而且是属于英国的。谁都可以随意出入于庞大的船埠上，看着苦力们背负着重重的箱子，流着汗，或者在水闸旁边打瞌睡，留心着搬运货物。我见过一艘挂英国旗的船只，船上的大副是英国人，船主人是寓居香港的几个法国尼姑，船长是美国人，而工程师和二副则是日本人，这艘船从苏联国境敖得萨地方载来了一批军火。这种情形，可说是航运事业——或者也可说是军火事业——上的“国际主义”吧。据说，在香港，不售与中日任何一方的唯一军火商，就只有捷克的司科达(Skoda)公司。在香港是难于保持“为民主而战”的幻想的。倒是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目前已经绝迹了的战后文学作品中的警告，那些作品指出了一边人们为着理想或意识而战斗，同时，在另一边，世界军备竞争的阴谋又是怎样地煽动着战争和战争的谣言。后来，我又听得一个在华的法国的犬儒主义的老神父说：中日战事将要持续到英法美三国所希冀的使中日双方必须就范的日子。

典型的香港外国人既不理解中国所受的苦难，也不能容忍新中国或中国民族复兴等等形势的出现，到处是诽谤和轻蔑，说中国官员是如何如何的贪财。他们只看见旧中国的个人主义和任用私人的积习，却不愿看见新中国正在炮火中壮大起来。今日的中国，正像一只脱毛换皮的动物，旧的皮毛虽然还有不少的残留，可是人们如果再凑近去一瞧，便可瞧见新的皮毛正在那里生长了。

再者，西方人——尤其是英国人——忘掉各国在战时都有靠战争发财的人，同时又忘掉英国的更隐秘的更绅士化的腐败方式。日本的腐败状态，是每一个阅读日本报纸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的，日本的历史更显示了明治维新时代中高级官吏和将领的腐败。

香港的不幸在这里所能看见的不过是战时中国的坏的方面。这里是一切不知爱国的富翁的荟萃之区，这里又是军火贩卖者和购买者会晤的地方。他们看不见中国人的战斗，也感觉不到中国的精神。即使他们看见或是感觉着了，那也不过唤起了民国十三年到十六年间的回忆，他们曾经在那个时期反帝浪潮面前，为着他们自身的生存而发抖，或为着他们的利润而战栗。此后三个半月，当我前往视察上海时，我曾因英国人态度不同而大吃一惊。因为在上海，中国的新的质素已经逐渐显露；在上海，英国军官也歌颂着八百孤军的壮烈和中国士兵的英勇：他们所有的武器既不精良，而又在大不利的条件之下作战，但是他们竟能坚持抵抗日军，达四个月之久。在上海，也已经难得有人存着“日本一旦战胜中国时还能容许英美继续经营对华贸易”的幻想。

香港有许多很有趣的人物可以去访问：孙中山先生的寡妻同时是蒋介石夫人之姊的宋庆龄；她的弟弟，即最干练最有名的银行界首脑宋子文；还有那么多年来亡命巴黎最近才回国而又为右派所不容的陈友仁，他在港沪各报攻击蒋的政策，期待着或至少是希望着他会被召回复职。

陈友仁这个名字，在过去，是英国人最畏惧最怀恨的一个中国人的名字。那是当陈任外交部长的时候，他代表中国要求把汉口租界交还中国——民国十六年签订的中英协定。现在，他寓居九龙的一个小小的屋子里，不为英国所重视，也不为中国所信赖。从英国人的目光看来，他仿佛是国民党革命时期中最不妥协的中国民族主义的代表；他的名字，使英国人不免回想到从前的事，以为蔑视英国而又侵袭英帝国主义利益的乃是中国而不是日本。

我发见陈友仁是一个最刺激的谈话者和锐利的观察者和思想者。他也许是富于野心的吧，但是在显要的人物之中，究竟谁是没有野心呢？无疑的，他了解西欧及其种种政策，非一般中国人所能及。他和孙夫人宋庆龄女士一样，主张与苏联密切合作，可是他并不是对苏联有什么幻想。现在，他更主张跟英国携手，为的是中英利益一致。他是现实主义者，不是理想主义者。也许就是由于这个原因，他并不为中国人民所爱戴。另一个原因，是在于他一向生长于西印度，不懂中国话，无论对于中国和中国的思想方法，都似乎陌生得像一个外国人一样，不足以了解本国的人民。

我两次访问陈友仁于九龙郊外的小住宅内，谈也谈得很久，他反反复复地强调着说，中国缺乏军械制造厂是现实中应注意的主要的着眼点。他说：

“中国并不能单独获得胜利，中国正需要联盟。我们不但应该建立一个军事阵线，同时也得建立一个外交阵线才好。……日本正在对我们发动全体性的战争，所以我们的抗战也应该是全体性的。……P4-6

1937年7月7日夜，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发生。卢沟桥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以此事变为发端，中国迅速成为全世界注目的焦点，由此大量的外国记者云集中国，他们的行迹遍及各大战场以及抗日革命根据地，报道中国人民保卫家园、抗击侵略者的斗争情况，有的甚至为此献出了生命。这些记者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出版了一系列图书。在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们从中选出部分图书，编辑出版《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一方面缅怀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英灵；另一方面是勿忘国耻，激励后人，努力实现伟大的中国之梦。

《外国记者眼里的抗日战争》丛书包括《中国的抗战》《抗战一年大事记》《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扬子前线》《中国解放区见闻》《华北前线》《人民之战》《红色中国的挑战》《上海不宣之战》，其中《中国的抗战》《抗战一年大事记》两书原为《中国的抗战：日本侵华大事记》，在本次整理出版时根据内容和体例分成了两册出版。在这些图书中，有一些内容是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报道，描写了许多浴血杀敌的场景和细节，同时在书中也客观公正地揭示了战时中国各派力量的政治主张、抗日战略及中国政局的现状、缘由和发展趋势；记录了作者在中国北部和西部解放区的见闻和八路军抗日战争时期的事迹，对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领导人进行了直接的、较深的、公正客观的报道和介绍，为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争取国际人士的同情和支持提供了有力帮助；此外，《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较早记载了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的内容，郭沫若先生为该书作序并亲笔题写了书名。

宋庆龄在读了爱泼斯坦的《人民之战》清样后写道：“这本书不同于任何的外国人关于我国抗战的著作，因为它把第一手分析性报道同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展望联系了起来。每一位中国的友人都应该读一读。”埃德加·斯诺则称赞《人民之战》是“极为出色的战争新闻作品，对中国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充满同情和理解”。

抗日战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人民，为捍卫民族生存的权利，同日本侵略者进行的一场殊死搏斗。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凝聚力。在倡导、促成、维护、坚持和巩固统一战线的全过程中，中国共产党起了主导作用，是团结抗战的核心。在《中国解放区见闻》《红色中国的挑战》等书中作者不仅澄清了国民党对共产党的许多造谣和歪曲宣传，而且使人们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与前途。

书中插图为编者所加，与书中的内容并不完全一致，只是便于读者直观了解抗战时期的真实场景。

尽管这些记者国别不同，政治立场不同，但是他们都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给予日本侵略者以强烈的谴责，但由于对事件的认识角度不同，或者对现场的深入程度不一，对一些事件有着不一样的描写。为了使读者70年后依旧能够读到这些最原始的关于抗战的图书，我们在出版过程中没有作任何删改。

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对原书仅就错别字作了修改，人名、地名、计量单位、标点符号的使用以及一些常见字词的用法都保留原样，这样的话，可能会给读者造成一定的阅读困难，但内容更为真实，更为贴近那个时代，希望读者给予理解。

编者

201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