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长天的这本《赫德传：大清王朝的英籍公务员》只有十六万字，小开本，精装。材料全部来自档案，用了小说笔法，叙事简洁而干净。

本书汇集重要书信、档案，深度披露赫德执掌中国海关近五十年的秘密。重返历史现场，解析鸦片战争风云，呈现清政府贸易、外交实况。

《赫德传：大清王朝的英籍公务员》汇集重要书信、档案，深度披露赫德执掌中国海关近五十年的秘密。

赫德，英国人，19岁来华，28岁担任大清海关总税务司，掌权近50年。在任内创建了税收、统计、检疫等一整套严格的海关管理制度，主持创建了中国的现代邮政系统，为清政府创造出唯一廉洁不贪腐的高效衙门。

赫德为人自制、沉着、圆通，熟悉中国官场，与当时最重要的大臣恭亲王、文祥等相从甚密。

他擅长“业余外交”，是总理衙门“可以信赖的顾问”，“不但在税务和商务等方面，而且在外交和内政方面”，都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力……

《赫德传：大清王朝的英籍公务员》由赵长天所著。

序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终曲

1854年，中国沿海还没有灯塔，没有气象站，这些海事设备尚待目前正在这艘150吨的帆船上饱受风浪之苦的北爱尔兰青年在未来的岁月中创造出来。现在他和他的家乡相隔半个地球。

空间的概念是相对于时间概念而存在的。在21世纪的今天，从伦敦到香港或者上海，最多只需十来个小时；电话和电子网络更是可以把声音和图像在瞬间传输。1854年5月至7月，当赫德花了整整七周时间，经南开普敦到亚历山大，到苏伊士，到锡兰，终于抵达香港的时候，经历过严重腹泻、精疲力竭的19岁的小伙子感觉抵达了另一个世界。但香港还不是他的终点，两个月后他再次启程，转道上海去宁波，出任宁波英国领事馆的见习翻译。相比两个月前的洲际旅行，这次路程不算遥远，年轻的赫德显然缺乏思想准备，他没想到150吨的鸦片贸易船爱渥娜号不是大吨位的远洋船。1854年9月15日拂晓，爱渥娜号刚张帆起航就碰到麻烦，因为风向变换不定难以掌握，试了两次才挤出小岛间狭窄的水道，驶出港区。这时候太阳刚刚升起，无边的大海燃起金红的火焰，辉煌壮观。小伙子在甲板上欣赏日出壮丽的美景，眼前金星飞舞，那是太阳的光辉，但当金星飞舞不停时他意识到，他已经晕船了。

他晕船的时候其实还算是风平浪静，风暴五天以后才真正降临。被巨风掀上半空的浪像坍塌的高墙倾压下来，海水锋利如刀凌厉地掠过甲板，船被逼进深渊，又被抛向峰顶。在威力无比的浪涛的搓揉挤压下，渺小如一片树叶的帆船无助地遭受蹂躏，随时可能倾覆，可能解体，葬身鱼腹海底。

在风暴之前就已经开始晕船的赫德继续着持续了多日的天旋地转，他已经失去了时间概念，甚至已经顾不上害怕。他蜷缩在狭小的船舱里，呕吐，呕吐，呕吐，直到吐出苦涩的胆汁，直到没有任何东西可吐。没有人来理睬他，更没有人来照顾他，现在唯一必须照顾的是“爱渥娜”。幸好赫德年轻，强劲的生命力经过几天的磨砺逐渐适应了世界的跌宕起伏，当船终于驶近定海，在能远远望见海岸的地方抛下锚的时候，他第一次钻出船舱。风还没有停下。浅海海底红色的泥沙被巨浪搅起，夹在浪里扑来，浑身立刻像在浑浊的泥浆里滚过。

短暂停泊之后，船在大风中沿海岸继续走走停停，不断设法补给淡水和食品，修理被磨损的帆缆。有一次被迫停泊在著名的海盗湾，有三艘海盗船就在几海里外下锚，幸亏风大浪高，他们自顾不暇，也没能力接近猎物。风暴和海盗的双重逼迫使赫德感觉正在和死神并肩同行，他觉得没有理由将自己年轻的生命作为赌注押在陌生荒蛮的异国他乡，因为他看不出如此巨大的赌注可以换来什么令人心跳的回报。他只是一个小小的见习翻译，是一个还不能称做正式外交官的外交人员。他后悔了，他想回去，回家去。问题是回家也没那么容易，要想离开中国返回故乡，必须省吃俭用积攒整整一年的薪金，才够买一张到达北爱尔兰的二等舱船票。但即便如此他还是决定，攒够路费后立刻回去，回到母校贝尔法斯特皇后学院。他可以继续读几年书，然后当个律师，或者牧师。

在漫无边际的海上，他经常陷入回忆之中，靠回忆来打发漫长的噩梦。回忆中的一切都变得那么美好灿烂。美丽的兰根山谷、长着高大树木的通往山姆·琼斯教堂的宽敞大道、知识渊博的逻辑学教授马克考叙……他是个学业优异的学生，他考试经常名列第一，所以当外交部到皇后学院招考派往中国的外交人员时，学校毫不犹豫地推荐了他。也因为他的成绩太优秀了，来招考的外交部的考官们放弃了原先的考试计划，把唯一的一个名额免试给了这个腼腆的年轻人。他揣着通往天堂的入场券却一头钻进了地狱。

谁能未卜先知地预测将来呢。

2

22天后，爱渥娜号终于驶近吴淞口。

风暴在一个星期前结束，赫德也已经适应了海上的正常颠簸。他的情绪开始好起来，等到远远望见长江口的绿色的岸线，等到听见一声命令停船的炮响，心情已经可以用欢乐来形容。在吴淞口经过英国海军值勤军官的检查，赫德赶紧收拾行李，换乘怡和洋行的小船，顺黄浦江上行，在外滩码头靠岸。经过跨越泥滩的浮桥，踏上了碎砖铺成的江边马路。他站在那里，觉得路面还在摇晃，仿佛还在船上。

“鹭宾！鹭宾！”孟甘兴奋地喊着跑来。他是和赫德同时被外交部录用，派到中国来的见习翻译，比赫德早一个月离开香港，分配在驻上海领事馆。

“鹭宾，快，约翰·包令爵士在等你！”孟甘顺手接过赫德的牛皮箱子。

“谁？包令爵士？他在等我？”赫德有点不相信。包令是大英帝国新任驻中国特命全权公使兼香港总督，他会在第一时间急着会见一个小小的见习翻译？

“快走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孟甘说，“你不知道吗，你们走了22天，渺无音讯，又是风暴，又是海盗，大家都以为……”

“以为我已经死了？”

“包令爵士后悔没让你提前几天跟着他一起来上海。”

“对于我依然活着，我自己也觉得奇怪。”赫德有了幽默的心情。

孟甘说：“这叫做‘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赫德问：“这句话什么意思？”

“这是我到上海来学到的一句中国谚语，是李泰国教我的。”

“李泰国是谁？”

“是上海领事馆的副领事，中文好极了。你马上会见到他。”

英国驻上海领事馆就在马路对面，是一幢崭新的样式时兴的二层楼房，红瓦，白墙，宽敞的露天走廊里摆放着喝下午茶的藤桌椅。新栽的树还小，但草地已经一片油绿。

黑色的大铁门闭着，大铁门上的小门已经打开。缠着白色头布的印度警卫把他们手中的行李接了过去。赫德感觉真的像被当做贵宾接待了。

走进二楼面向黄浦江的客厅，包令爵士迎上来说：“小伙子，受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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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和赫德相遇，很偶然。

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个爱尔兰人占据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他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海关的真正创立者，同时开创了中国现代邮政和海务等事业。他在很大程度上掌握着晚清政府的经济命脉，又是中国和英国、法国、葡萄牙等国多次重大谈判的外交代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退入舞台侧幕，在我们这代人的历史视野中消失了。

当然，很多人都从历史课本上听说过这个名字，但对详细情况的了解却朦朦胧胧，弄不清他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鸦片战争后来到中国的英国人(爱尔兰)，自然喽，是个帝国主义分子，殖民主义者。我们的思维经常被一些似是而非的概念搅得很模糊，却对模糊的概念从来没产生过追根究底的欲望。所以，1998年当我由于一项写作任务接触到有关赫德的历史资料时，我非常吃惊。

多年写小说养成的职业习惯使我意识到，我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物，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一个值得为他写一本书的人物。

2

我正在走进一个人的生命。这个生命存在于一百多年以前，却似乎就在我的面前，伸手就可以触摸到。

 这种感觉很奇特。我是在读两个人的通信的时候产生的这种感觉，通信的一方即是赫德(Robert Hart)。这批来往信件(包括电报)多达8024封，持续了整整34年。在阅读达到一定数量之后，我感到了空间和距离的消失。

3

过去，在读历史书的时候，我常常想，我所读到的，果真就是历史吗？历史学家们在编纂厚厚的学术著作时，依据的是一些什么呢？当然是有依据的，比如历史典籍、考古发现等等。但这些东西往往只是留下了一鳞半爪的历史印迹，真正客观真实反映生活原生状态的文字，实在不多。于是历史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就变成了某些人所理解所解释的概念，让人读起来不那么踏实。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感觉到这批函电的珍贵。

这批函电已经全部翻译成中文并汇编成书，书名叫做《中国海关密档》。除了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恐怕不会有更多的人关注这套书。因为这两个英国人来往函电的汇编，总计将近500万字，编成了厚厚的九大本。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中，谁会有耐心、有动力来阅读一百多年前两个外国人洋洋洒洒500万字的书信呢？所以，中华书局1990年出版该书第一卷和第二卷时只印了两千册，到1992年出版第三卷又减至一千五百册。在藏书丰富的上海图书馆，这部书仅馆藏一套，所以不准外借。即便是这仅有的一套书，看来也没什么人认真读过，因为在我阅读时常常发现有些书页被装订时的胶水粘在一起。偌大一个中国，这样的发行量，自然不可能引起社会反响。

我由衷地觉得可惜。这些材料太珍贵了。因为它们是书信，是真正的书信而不是仿书信体的创作，就具有了创作的文字所无法替代的真实性。并且，这样大的数量、在整整34年里从不中断、每周不少于往返一次的频率，又如此完整地保存下来，就极其难得了。

从1861年到1911年，赫德在中国海关当了将近50年总税务司。总税务司，就是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其职权，则比现在的海关总署署长大得多。一个人，连续50年主管一个政府的重要部门，就已经非常罕见了。一个外国人，连续50年主管着另一个主权国家的政府重要部门，就更加罕见了。我不知道在世界历史上，是否还有第二个这样的例子。

上海的常德路在1949年以前叫做赫德路。北京以前也有一条赫德路，在东交民巷附近。上海外滩现在竖立陈毅市长塑像的地方还曾经有过一个赫德的全身铜像，日本人攻占上海以后拆掉的。这些都象征着这个人在中国曾经有过的地位和影响。

和赫德通信的是金登干(James D．Campbell)，1833年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长赫德两岁。金登于1862年起在中国海关工作，后成为赫德的亲信，于1873年被赫德任命为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担任这个职务达34年。赫德和金登干之间除1900年6月到8月间因义和团运动，通讯一度中断外，34年间一直定期函电往返。

4

在中国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现代转变的关键时期，赫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他的人生履痕是一面镜子，从一个独特的角度记录了近代中国从封闭走向世界的最初脚印。当然，我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对这个人作出政治的评价以及通过他重读晚清历史；同时我关心这样一个人，一个外国人，一个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的外国人，一个作为中国政府高级雇员的外国人，他由于特殊的地位、特殊的处境所带来的独特感受。

在特殊的环境中，人往往更容易表现出人性本质的一面。我试图以这些信件为基本素材，还原出一个具体的、真实的、活生生的历史人物。

在写作准备阶段，我阅读了大量论述晚清历史的著作和资料。我忽然发现，中国20世纪的一百年，和19世纪的一百年，居然有那么多的相似之处。

20世纪，经过了无数的灾难和动荡，中国终于在70年代后半叶走上了全面中兴的道路。如果把中国的近代史往前推移一百年，在19世纪70年代之后，中国发生过一些什么事情呢？赫德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是19世纪下半叶中国对外开放史的一个注脚。

赫德是一个复杂的人物，这个人物在中国现代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是复杂的。他是个英国人，他是作为英国的外交官到中国来的，这种民族血缘关系决定了他会处处维护英国的利益。但是，从1854年到1908年，他在中国整整生活了54年，对这块土地也自然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除了洋务派官僚和外国传教士，海关的外籍税务司所起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资本主义的、高效率的海关，对腐败落后的封建王朝的国家机器，会产生多么巨大的冲击。

我不是历史学家。我想用一个写小说人的眼光，去裁剪现有的真实资料，画出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并展示西方文明进人东方文明过程中的深刻冲突。奥地利著名作家茨威格说得好：“我丝毫不想通过自己的虚构来增加或者冲淡所发生的一切的内外真实性，因为在那些非常时刻历史本身已表现得十分完全，无需任何后来的帮手。历史是真正的诗人和戏剧家，任何一个作家都甭想去超过它。”

2003年，我曾在文汇出版社出版过一本赫德的传记，叫《孤独的外来者》。以上是我那本书的“开场白”。如这个“开场白”所说，这是一本依据赫德本人的文字来构成的真实的传记。因为当时国内还没有任何一本书用这样的视角来评价赫德，为了在学术上能够站住脚，全书三分之二篇幅的文字直接来自赫德自己的书信，而只能把可读性放在次要的地位。我曾经打算再用读者比较能够接受的小说形式，再写一次赫德。

2003年以来，中国海关出版社翻译出版了两部赫德日记，这样，关于赫德的第一手资料就比我写作依据的《中国海关密档》更加丰富了。同时，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这段时间，在中国的外国人关于中国的记录文字，也大量地在国内翻译出版。我积累的资料越来越多，但要完全真实形象地再现一百多年前这一个人物的生活状态，包括当时的社会习俗、风貌，并不是一件轻易的事情，所以迟迟没有动笔。

但是我非常希望能让更多的读者了解赫德这个人，所以运用了一些原本打算写小说的材料，也略微用了一些小说笔法，重新写了一本赫德传。因为是传记，我还是严格保持了材料的真实性，很少虚构，但可读性大大加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