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的故事就发生在你的身边，阅读这一切你将经受博爱的洗礼。

这不是一种背井离乡的痛，而是浸润在血液、心灵中的无力的痛。居住在城市中的我们，每天看到的习以为常的情景，似乎不能再触动我们。我们的情感与另一个庞大人群的疏离，我们的麻木自私，自以为天经地义的见惯不惊，让他们无助，让他们惶惑，才是这种痛的根源。

这本书所写到的弥漫在城市边缘和萧条乡野的痛，折射出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最严重的问题一农村问题。你在本书中看到的，不再是无力的呼吁和廉价的叹息，而是与父老乡亲们融为一体的甘苦体验。我们获得的不再是一种道德满足，而是完成一次净化自己的博爱之旅。

我依然去挤火车，但也开始慢慢地认识火车，认识到一列火车正是。底层社会的深刻缩影。从候车室的入口开始，那些奔跑的身影，慌乱的神色，挈妇将雏的紧闭的双手，——在我的眼前展开，这样的旅程注定是一场阔大的逃难。几乎所有的标识都被人们抛下，各式各样的本性在入口到站台的短短路途上，在站台上人群的围聚里，在窄小的车厢门下，遍地绽开，求生的本能在本不关键的地方，大规模运用了……至于列车员，无可奈何地抱着双手立在远处，神情淡漠，他们最有可能成为理解。底层社会的一群，但事实上这样的机会皆被他们放过了，他们的目光高不过车皮。挤火车的间隙，上午或者下午，这一段的时间发生着崩溃，不远处的风和阳光，以及遥远的天空成为真实的虚构……

编者的话

辑A：悲情乡旅

千里背尸还乡记／张立朝格图

[附录]基层社会与现代精神／薛涌

给父亲的一封信：

一位硕士生对姐姐的深切忏悔／杨德超

[附录]“研究生寻找姐姐”后续

哀山乡赋——我的故乡记忆与现实／九天揽月

在东北松花江上／任不寐

回到家乡，看见荒凉／响水滩客

挤火车／楚些

大学生支农日记：农村为什么这么穷／小新

我的一次下乡经历／南朵

原乡人／嘉华的走狗

辑B：我，是一个农民

请不要和农民聊矿难／曾颖

[附录]一首与矿难有关的民谣／王文琦

农村：被背叛的记忆／萧武

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拓荒水手

乡痛——一位农家子弟的忏悔书／野夫

我是一个农民／NevefMe

请不要对穷人大声发笑／小元宝

千万不要当农民／fubd

出身农村不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十年砍柴

在一首诗面前羞愧难当／镜与灯

我的逆境独白／高艳

乡下同学／张晓虎

闰土，在城里／黄娟

一个民工的月账本／未知

农民工彭红平百日生存实录：

虫子一样的生活／张军王进业

一位农民工的“黄金周”／野夫

一个上海白领的苦闷／杨光

辑C：我的父老乡亲

姐姐不能回家／何沫书

贫穷是一所最好的大学／安金鹏

想在你心里留一滴眼泪／酒疯

这一只手的分量与感情／汪建辉

[附录]农村医疗能否走出“马太效应”?／吴辉东

等待在天堂相见／青峰无限

堂屋中间的棺木／一条小小的鱼儿

被谢绝的礼物／貌美如瓜

父亲的眼泪／力瑾

农村贫困原因探悉(代后记)／李昌平

编辑手记／夏蓓

火车渐渐远去，我的思绪也渐渐散开，想着协会的事情，想着农村的问题，窗外漆黑的夜色中时不时闪现几点昏暗的灯光，显出一种别样的景致。我总在想：中国农村这么大，城市不过是连接在公路这边和那边的一个点，可为什么社会的主流却永远是城市?中国农村人口这么多，可贴近农村反映农村生活的杂志、报纸、电视为什么少之又少?“十一”到了，对城里人来说是一个黄金周，无论是电视、报纸还是杂志铺天盖地的旅游、休假和娱乐，可谁知道农村这时候还正处于最忙的收割季节昵?谁会为农民提供这些咨询服务呢?365天农民又有多少假日呢?火车上很嘈杂。大多是出行旅游的城里人，但也有一些打工仔、打工妹，他们总以一种怯弱和哀求的眼光来看待和观察这个世界，这使我想起了今天在候车厅门口看到的一幕：大概是个打工妹，或者城里流浪者，衣衫褴褛、皮肤黝黑，因为她没有出示票或者说是忘了叫与她同来的人出示她的票，就被门口验票(不是检票)的一把推出去碰在铁栅栏上。好像是含着泪水，好像是有点自责，她看都不敢看验票员一眼就走了。我不知道如果这位售票员这样对待一位城里人会发生什么样的后果，我很气愤，也很无奈。难道就因为她弱小，难道就因为她是农村人，她就应该当众受此不平等待遇?

或许我见识太少，或许我还是个孩子，许多人都已麻木了，见怪不怪了，继续挤着，没有任何人投以同情的目光，不知这是我的悲哀还是社会的悲哀。

无聊之中，我再次拿起李昌平的《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一为明日与北京师范大学同学的见面作准备，二也希望在书中能为我这次急促的调查找到灵感。一下子我就完全投入书中，伤心处我眼泪几乎要掉下来，因为这也是我的家乡啊!看到愤恨处我真恨不得把那些贪官污吏统统杀掉。此书第一次看，我发现我更成熟更有深度了，或许是第一次从中找到了一种知己的感觉，一种与自己、自己家命运相同的共鸣，我也找到了建立农协这个灵感，一直延续到现在。而现在我在更深刻地思考着：农村为什么贫穷?农村为什么落后?政策?生产力水平?农民自身素质?都是又都不是，带着这个问题，所以我要作这次社会调查。已经0点多了，明天还要与北师大的同学见面，调查的具体内容和协会的初期建设等许多工作要做，这个记录也该结束，但无论如何我要坚持每日记录我这些真实的感想，也不枉此行。

P70-71

在过去的几年里，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黄河边上的中国》等书的出版，使得三农话题经历了从书斋到社会、从专著到媒体、从城市到农村的不断深化与普及。2005年温家宝总理为农民工讨薪和2006年以来一系列的矿难事件，从上下正反各方面说明，农村与城市的关系，愈来愈受到政府与国民普遍关注的事实；从2001年李昌平发出“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呼声，到2006年“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口号的提出，更凸显出三农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

不管你有着多么高等的学历，不管你是在多么高的楼房里办公或者居住，每一个城市人每天都得与农民接触与相处。几亿多农民进城，融入城市的每个阶层、每个角落、每个家庭；城中村在各个大城市的边缘或腹地已经扎下了根。农村与城市的关系，农村人与城里人的关系，已经成为建立和谐社会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

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我们在网上“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论坛看到《我花了18年才能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一文，文章表达了一个来自农村的青年在与城市融合的过程中对于身份认同的迷惘，从非常感性的层面反映了城乡融合过程中的深层次问题。在一段时间内，与此主题相关的文章出现了许多。

如今，除了有几百万农民工，城市中还有许多出身农村的年轻人，他们通过上大学或者其他奋斗方式拥有了城市户口，摆脱了那种令他们不堪回首的生活，但是，他们并没有忘记仍然在田野上劳作、在贫困中挣扎的父老乡亲。农民之子的血还是热的。正因为如此，他们在蜕变中经历着我们难以想象的精神痛苦。于是，他们写下了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既是抒发怀乡之情，也是为了相互了解。

这是一个确切的切入点。于是，我们产生了将这些文章汇聚起来，以此为主题编辑一本书的想法。

所以，本书中的大多数篇章来自网络，我们将那些让我们落泪、让我们击节的文章下载，保存在一个命名为“农民之子”的文件夹中。我们兴奋地发现，这类文章的点击率都非常高，后面的跟帖也非常精彩。比如，本书收入的网友“九天揽月”所写的《我所见识的中国农村》跟帖总数达近千条之多。编辑时本想把所有跟帖都保留的，但想到与几十个作者联系版权已经是件很困难的事，与所有的跟帖作者都联系上几乎是不可能的，再加上篇幅的限制，所以只好忍痛割爱了。

因为多数作者使用的是网名，所以虽然我们多方寻找，但仍有一些文章没能与作者取得联系。我们期待本书的有关作者能与我们联系、交流并且成为朋友。一旦得到地址，我们将寄上样书及稿酬。如有分发不出去的稿酬，将捐献给北京师范大学学生社团“农民之子”。

联络信箱：nmzhz2006@yahoo.com.cn

编者

2006年7月

农村贫困原因探悉

李昌平

近段时期，我主要是在西南地区的一些国家级贫困县走动。走了一些穷的地方，我发现贫困并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简单：贫困就是因为民素质低、没文化、愚昧、自然环境条件差，等等。我们把贫困的原因归结到万人本身，好像贫困与政府、制度、主流人群没有多大关系。不是的!在很大程度上，贫困源于没有权利，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

我先从一个故事开始。我到了某地区的一个乡，那个乡有14000人，有锡矿、铅矿、煤矿，每天从这个乡拉出去的矿产值约40万。开矿的是浙江、四川、云南的大老板，他们每年给乡政府提供的税收不足50万，但来来往往的运矿车辆，每年损坏路面用以维修的资金不少于150万。矿开了，环境破坏了、资源没有了，并且矿是有毒的，矿工没有任何劳动保护，每个矿工在矿里只能工作三个月就不能再工作了，时间长了有生命危险。这样的劳动，每个矿工的工资不到300元／月。如果你到矿上看到那些矿工，你的第一感觉是这些矿工和牲口没多大的差别。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的人是很难理解“宁可累死，不可饿死”的现实选择的。

第二个故事：我去的一个贫困县，那里的原始森林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砍伐的，砍树的时候没有任何补偿，因为主流社会的人说森林是国家的，砍伐森林自然不关当地人的事了。没有砍伐森林的时候，当地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辅以简单的农作，生活还是比较舒坦的。树砍了之后，当地人不得不从狞猎生活转向农耕生活，千辛万苦地造了梯田。最近几年，说要保护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政府强制当地人退耕还林。森林砍了，没有补偿；辛辛苦苦开的梯田，一个文件下来，说补给你每年600斤粮食，给5～8年就了事。我身临其境的时候，无比地羞愧。很多人讲保护环境的时候表现得无比善良和慈悲，而面对弱势的同胞却是如此的不道义!

当我走进贫困的深处面对贫困的时候，我实在没有理由指责在贫困中挣扎的人们，他们没有错!经过长时间的思考，我对贫困有了更清晰的理解。至少有十几种主要的限制穷人权利、导致贫困的不合理制度，需要我们重新检讨——

产权制度

上面的两个故事都与产权制度有关。矿产资源属于国有，国有是谁有呢?谁有权审批矿产资源开发，谁就代表国家了。有人会说，国民分享税收啊，谁代表国家征税呢?当然是几个人的事。一吨煤65元～50元的税收，可是一车装10吨却只算5吨，白天运10车计税，晚上100车不计税。就是征了税，当地的老百姓又如何实现分享税收收益的权利呢?

如果说森林、矿产资源是国家的，穷人分享不到收益也就罢了，但本来是穷人的财产，“国家”也要占有。

比如说，农民集资办的公路、桥梁、水利设施等等，产权都不属于农民。既然是农民集资办起来的，为什么农民没有产权收益呢?如果把农民投资的电力、交通、能源、通讯等等基础设施，都让农民分享产权和收益，农民也不至于这么苦、这么穷。

不仅如此，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国家鼓励农民办粮食加工厂，一个加工厂要投资几十万、几百万。到了20世纪90年代，国家一个文件下来，不允许农民经营粮食了，农民损失惨重!国家不承担任何责任；20世纪80年代政府鼓励农民贩猪、宰猪，20世纪90年代，要“定点屠宰”，农民办起来的生猪“一条龙”全垮了，谁也不赔啊；20世纪80年代后期，允许农民经营种子、农药、化肥，20世纪90年代，供销社重新专营，把农民害得可苦了。农民由此所负的债是一代人、两代人都还不清的。城里的企业破产了就破产了，农民的企业被逼得破产了，钱还是要还的。农民怎么不穷啊!

财政制度  农村电、电话是农民自己集资建起来的，城里电、电话是国家投资的，城里人用的电和电话比乡村便宜；农村的学校是农民自己集资建的，农村老师的工资是农民自己开的。城市里的学校是国家建的，城市里老师的工资是国家财政开的；城市里的公路是国家修的，一公里就是好几百万甚至千万，农村里的公路主要是农民自己修的。农村几乎所有的基础设施建设都是农民自己集资的，当然国家也有财政支持，但那是杯水车薪。都是中国的公民，在占有财政资源方面，标准是不一样的。

社会保障制度

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是不覆盖农民的，谈社会保障制度，对农民来说，还太奢侈。这个极大的不平等说也是白说，不说也就罢了。但不能破坏农民自己的保障制度，即不能剥夺农民拥有土地的权利。那些生活在贫困地区的农民，一旦失去土地，他们怎么生活?我们为这些失去土地的人提供了什么样的社会保障呢?

金融制度

城里人可以用身份证从银行贷款买房，乡下人不可以；城里人可以用房作抵押贷款，农民的房子也是房子，为什么不能用他们的房子、土地去抵押贷款呢?农民的财富也是国民财富的一部分，也是人民币的基础，为什么中国的银行不承认呢?如果我们农民的山、农民的地、农民的房，也能在银行里抵押，那农村也不缺投资，农民也有钱发展。现在，农民贷款生产农产品供城市人享用，贷款也是那么难，利息还高于城里几倍。外国银行不下乡，中国的银行也进了城，国家又不允许乡村民间金融存在，难道农村指望太空人提供金融服务不成!

税收制度

农民的人均收入是(每年)两千多块钱，不是可支配收入，这些收入中还含着种子、自己和牲口吃的粮食。国家按农户农产品产量的百分之八点四来收取农业税，但如果把农民自己消费和投入生产的这一块除开，那肯定是百分之二十几或更高的税率了。再如果把粮食加工流通环节的税率考虑进去，农业的税率可能就在百分之三十几以上。一个农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就只有几百块钱，要交税；城里人一个月有几百块钱的社会保障。城里人做生意亏本，可以不做；农民种地亏本，可不可以不种?不种(的话)可不可以不纳税?不可以，不种地照样纳税。农业是最弱质的产业，农民是最弱势的群体，却面对最不优惠的税收政策。农民怎么不贫困呢?

资源的配置制度

就说说扶贫的资源配置制度吧。国家的扶贫资源是属于穷人的钱，这个资源是由谁来配置的?是干部来配置的。谁跑步“钱”进、谁跑得勤就给谁。跑到扶贫资源是要成本的，资源通过一级一级的下拨是要雁过拔毛的。这些资源到了项目点、到了社区该怎么使用，还是没有穷人的发言权，还是国家干部说了算。不少贫困地区搞工程招标，谁主持，是干部，谁有权参加投标，极少数有钱的人，穷人在哪里呢?占99％的穷人被排斥在外了。

如果法律制度来配置扶贫资源，肯定会比干部权力配置更有效力；如果资源到了社区，由老百姓主导资源的使用，就可以用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因为中国农村有的是过剩的劳动力。但在不少地方，扶贫资源和公共资源配置成了权力和权力、权力和资本的交易游戏。

教育制度，医疗制度

这两个制度差不多，只说教育。人们似乎公认这一点：“教育改变命运。”中西部的教育能改变中西部人民的命运吗?我看不能，反而使它们越来越苦难。我在我的《扶贫日记》里写过一个高中生，他的父母亲为了培养他，借了一身的债，他高中毕业到城里打工，每月的工资400元，要用十几年的时间打工来还债。他说只要还清债攒够2000元钱，他就准备回到他的那个小山村去结婚，再不来打工了。那时候他大概也有40岁了，不回山里城里人也不会要他打工了。现在的农村教育是什么?贫穷的父母亲，负了一身的债，支付了巨额的教育成本，好不容易培养一个高中生。高中生给了父母什么回报?没有!他把20一40岁黄金的时间给了城里，他得到了什么?没有!到了40岁，快要老了，城市和发达地区不要他了，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中西部，甩给了穷人。教育是不是抽水机?教育不断地把中西部的资源向发达地区抽，不断地把穷人的资源往富人抽啊!

我读小学时，几毛或一块钱读一年；初中时，一年两块钱；高中时，三块五块读一年；大学时，国家一个月补贴20多块钱，55斤粮票。现在我的孩子读书呢?小学100多，中学1000多，中考把录取分数线提得高高的，缺一分100元、几百元不等。现在我们读大学，国家给一点钱甚至不给，更多的是学校收钱。我计算了一下，从1985年到目前为止，农产品的价格涨了不到7倍，相当于农民的收入(在价格上)长了7倍。但现在农民教育支出涨了几百倍甚至几千倍，你说农民怎么不穷!农民能够卖得一点钱，就被我们的教育吸得一干二净，农民是要负债来培养自己的孩子，并且是给发达地方培养人才。

就业制度

很长时期，政府谈就业、失业问题，只谈城里人，农民不在这个话语里。直到今天，劳动法能保护的还是城里的职工，失业保障与农民工没有关系。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依然还存在严重的就业歧视。

更为严重的是在财政税收资源解决就业问题时，农民依然是极少考虑的，常说的再就业工程根本与农民无关。

国家的金融资源也偏向解决城市居民和国有企业职工的就业，每年有数百亿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证券市场也有更多的资源被输入国有企业。重要的职能就是保障就业。

谁给了农民这样的政策资源呢?

解决农民的就业是不是没有办法呢?不是的。国家有很多机会可以为农民提供就业。例如，1998年大洪水后，国家拿出数百亿元治理大江大河，长江大堤每方土12元，这样的好事给了大企业家做了，大企业家转包给农村的拖拉机施工，每方土3.6元承包出去，一方土坐地净赚8元多。如果从农民就业的角度去考虑，几百亿可以解决多少农民就业，增加农民数百亿收入。再如，农村还有很多的水利工程待建，有的是要恢复原有功能。假如国家一时拿不出钱来，可不可以让农民先干上，发给农民劳动工积累券，农民可以凭券购买教育、医疗等服务或抵押给银行获得贷款。

主流社会，面对农民就业难的时候，总是指责农民文化水平低，素质差，不适应城市社会，不适应市场经济等等，全是歧视性的语言。根本的问题是我们没有把农民的就业问题当成是“国民的基本权利”，没有把创造农民就业岗位当成政府的基本职责。

中国的农村什么最多，劳动力最多。每天有几亿农民没有活干，能挣钱的活专给有钱的人干，你说农民能不穷吗?

工资制度

工资制度是一个最大的抽水机。城里人的工资里面包含有结婚、生儿育女、孝敬父母的部分，还有再教育和养老部分。农民工的工资呢?它包含这些吗?不包含。农民工一个月就500元钱左右，他们不可能完成劳动力再生产、承担不了赡养老人的义务，自己养老的问题也无法解决。

根据陆学艺、郭书田等先生的计算，每个农民工在城里创造的价值是25000元，但每个农民工得到的平均工资只有6000～8000元(这是高估了)，城市和发达地区每年从每个农民工身上得到16000元以上的剩余价值。如果进城的农民工是1亿人，那么农民每年被剥夺的就有1.6万多个亿。

工资制度对农民工严重的不人道，会导致一系列严重的后果。  据统计，全国现在有千万以上的娶不起媳妇的农民和农民工。乡下的女孩子都嫁到城里去了，她们不愿意在乡下找一个养不起孩子和老人的老公，有的女孩子做二奶也不愿嫁给“足马”为妻。社会学家樊平呼吁，农村“美女”的流失将导致农村社会“荒漠化”!我们追求的城市化难道要以农村社会“荒漠化”为代价吗?

土地制度

宪法规定，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所谓集体所有，就是村民共同所有。但农民的土地不能自主地进入市场交易，只能先给国家征用，再由国家出卖，国家征用1亩地几千、几万不等，转手就卖几万、几十万、几百万不等；农民在自己的地里盖厂子可不可以?不可以，还得先给国家征用了再买回来；农民在自己的地里挖鱼塘可以吗?不可以，要挖也得出钱给国家。据统计“国家”每年从农民的土地上拿走数百亿甚至更多的钱。

干部制度

干部是上面提拔的，要当干部就只有找上面。想当干部就要跑步“钱”进，不跑步“钱”进想提拔，难!所以每年用于跑官的钱不是个小数目。这些钱从哪里来呢?当然是公款消费了。我提拔了，付出了很高的成本，怎么办?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赶紧用权力从老百姓身上寻回来。提拔的干部越多，干部换的越勤，老百姓的负担就越重，所以干部制度也是个抽水机。如果干部选拔权在人民，公布干部的权力在人民代表大会，当官就要给老百姓送礼了——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要是这样就好了。

现在也搞民主，干部也要选，谁提名呢?上面提名。谁想当干部，还是要给上面送礼才行。现在的民主还是上面的“民”主，把上面要的人“举”上去，和原来的效果是一样的；其实，老百姓要的是下面的民主，是要把那些不为民服务的人选下来的民主，这些人不选下来，好人怎么选得上去呢?好人选不上去，农民怎么不穷呢?

法律制度

一个农民一年可支配的收入就是几百块钱，怎么打得起官司，请得起律师?穷人是用不起法律这个奢侈品的。当穷人用不起法律的时候，法就是富人或有权人用来欺负穷人的工具了。不打官司又没有其他方式救助，一般的情况就只有忍气吞声；实在忍无可忍了，穷人才进京城。很多人有理无钱，打得倾家荡产，最后走极端，结果有理打成无理，由维权者变成一个违法者!

我们依法治国叫了很多年，但犯法的农民越来越多了。一个农民从四川跑到北京打工，兜里只有500块钱，到了北京把车费一除，只剩下200块钱了。办暂住证、健康证等需要很多钱，也不知道在哪里办，为了生存只有不办了；要是不办，就是违法；不是违法，是不得不违法啊!穷人是被逼得为了降低生存成本而不得不违法，真是冤枉啊!

有些人嘲笑相信包青天的农民和“私了”的“法盲”。假如你是穷人，你就明白是怎么回事。

我曾经总结说，中国乡村有两个发展的趋势，要引起警惕：底层的民众不得不违法来降低自己的生存成本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基层的政府和基层的组织，以违法来养执法的趋势越来越明显。

作为基层组织和基层政府，不违法是不能生存的，因为财政只给了60％的预算，还有40％要靠创收。以派出所所长为例，他的职责是惩治犯人，保卫人民，就得给他钱履行义务，但实际是政府财政只给人头经费的60％，没有办案经费，此外，公安局不仅没有钱给派出所，派出所还得每年给公安局交8万元钱。派出所从哪里搞钱，当然是用自己的权力找老百姓搞钱，这不就成了一个违法者吗?这就是“靠违法养所谓的执法”。派出所是这样，基层的法庭不少也是吃了原告吃被告。

有的人说中国的法制越来越完备了，中国社会越来越接近法制社会了，我相信一半。因为这个社会的多数人(特别是穷人)，要想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是越来越难以支付成本了。

科技推广制度

科技推广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农村急需要科技服务，这是毫无疑问的。农业大学的学生，读了4年大学，几年的硕士、博士，到农村当技术员，会去吗?当然不去!因为技术要追求高回报，中国农村小农经济没有可能支付高价读大学后所需要的回报。市场配置技术，其结果就是有农业技术的大学生远离农民、远离小农经济，农村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少。技术是不是绝对的不下乡呢?不是的，比如杂交种子下乡了，技术为了追求高额回报以一种物化的特殊垄断方式下了乡，农民不得不付出使用“技术”的高额代价。所以，靠市场配置技术的结果是两个，一是技术人才远离农村；二是农民使用技术必须付出高成本。

历次乡镇机构改革，工商要加强、税务要加强、财政要加强、土地要加强，凡是找农民收钱的部门都要加强。凡是农民需要的技术服务部门，比方说，农业技术推广站、渔业技术推广站、林业技术推广站……统统转制，统统推向市场自谋生路，这样改革的结果就是农业科技推广体系“网破、人走、技黄”，农民获得廉价的技术服务的权利被剥夺，为技术获得垄断收益创造了可能，这样改革的结果只会导致贫困的农民更加贫困。

市场主体制度

很多人都认为，农村最早改革开放，分田单干了，农民肯定是市场的主体，肯定有市场主体的资格。其实不是这样的，今天的农民还没有获得完全的市场主体的地位。

农民体耕，不仅要照常交税，还要受到罚款。这就等于用一种强制力逼农民用低偿或无偿的劳动力与土地结合，生产大量的廉价的农产品，来保证城市人的要求。农民有市场主体的地位吗?显然没有完全的市场主体资格，而我们那些主流经济学家和政府的官员动不动就要求将农民统统“推向市场”。一方面不给农民市场主体资格，另一方面要把农民推向市场。这是个什么道理?很清楚，强制2.3亿个农户生产，生产了，再把他们推向市场，形成无序的过度的竞争，农民能够得到社会平均利润吗?农业本身回报就很低，农民怎么不穷啊!

户籍制度

户籍制度也是一个抽水机。城市户口相对于农村户口是很值钱的，我读小学时就知道城市户口的人的优越和高贵，城镇户口的同学吃的、穿的、住的、玩的都和我们农家子弟不一样。我当时好羡慕有城市户口的人。1985年，我当乡书记了，很多农民找我解决户口，户口要粮食、公安、民政等好几个部门联合办公，最后分管的县长签字才能解决，解决一个户口除了要花很多钱外，还要花好多的时间和精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期，县城的户口每年出售100个、200个、500个不等，每个50000元，一些农民，借债也给自己的孩子买户口，买高价户口还要开“后门”，那时也有好多人求我走后门，有的人真是哭着求我。再到后来，全国都卖户口了，有的城市一个户口卖十几万甚至更高，现在要得到北京等城市的户口，依然还要出钱买，我在北京工作好几年了，就是做不成北京人，因为买不起户口。户口这个东西，吸走了多少农村的财富!

招标制度

现在，农村做一点公共设施都要招标了，似乎这就是公平的制度。也许招标制度在国际上或发达地方确实好，但在不发达的农村我认为不怎么好，是一个歧视的制度，加重农民负担的制度，必须改进。在一个不发达的地方，市场不能形成充分的竞争，在这样的情况下，招标就是几个干部和几个他们招来的“哥们”之间的公开的、合法的“灰色交易”。在招标的游戏中，既没有充分的市场竞争，又没有民主监督，99％的人被排斥在外，这样的招标只能是权钱的合谋。本来可以10万干好的事情，预算打到50万，权力和资本分肥；本来可以让农民的组织组织农民干，实行以工代赈，最后也来一个招标，实际上是权力和资本排斥穷人。

现在，国家投入农村的“六小建设”资金的使用，和20世纪80年代比较，一元钱只能做一毛钱的事；国家最近几年的扶贫资源越来越多，但脱贫的人数越来越少，有一个贫困省的政策研究的领导跟我说，不及原来的十分之一的效果了。对于扶贫资源使用的效力越来越低的问题应该引起反思了。

代表制度

县里面开人民代表大会，十几个农民的代表权只相当于一个城里人的代表权。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更不用说了。就是一个乡镇开人民代表大会，参加会议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干部，没有几个是纯农民的；有几个是纯农民的都是干部提名的。这样的代表制度，决定了人数最多的农民“失语”。  类似上述导致贫困的制度还有。如果这些制度对穷人和富人，城里人和乡下人，对老百姓和当官的，对主流和非主流是一视同仁的、是公平的，我想农民不会这么苦!农村不会这么穷!

主流社会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就是建立在自以为是基础上的。就像当年回城知青对农民农村的认识一样。有些知青回到城后，讲述在农村的苦难，说在农村浪费了十年的青春。当时，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有问题，其实说这句话的人也并不一定有歧视农民的思想。但是这句话的潜台词——却是说农民世世代代都浪费掉了——农民同城里人相比下人一等。正是主流人群自觉或不自觉地歧视农民，所以才有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这些不平等的制度设计，是有意或无意间这么形成的。所以，主流社会要认真反思；正因为是无意识的歧视，更应该认真反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