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遗产丛书主要介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中国景观和外国景观。本册以大量精美图片展现云冈石窟所拥有的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的风貌，并以通俗的文字说明其他地理概况、历史变迁、自然特征、人文特点等，内容丰富，深入浅出。

近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世界遗产研究与培训中心的出版项目之一“世界遗产丛书”首辑八册由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为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战略工程添砖加瓦。让世界了解中国——正是出版这套丛书的主要宗旨。各分册科学而直观地展现中国所拥有的众多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不仅有助于国内的读者，更有助于外国读者全面而具体地认识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的价值和地位。

本书为该系列丛书之一。

一、概述

二、云冈石窟的建造

 1.云冈石窟的开凿

 2.云冈石窟的续建

三、云冈石窟的雕刻艺术

 1.气势恢宏的早期洞窟

 2.富丽堂皇的中期洞窟

 3.清新典雅的晚期洞窟

 4.云冈石窟的遗产价值

四、云冈石窟的建筑景观

 1.寺庙建筑精巧别致

 2.佛山灵境风光独秀

五、云冈石窟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云冈石窟的建造

云冈石窟史称武州山石窟寺。明嘉靖年间在武州山上建云冈堡后，遂将石窟寺改称云冈石窟，约定俗成，流传至今。云冈石窟的开凿，是佛教自两汉之际传入中国后第一次由国家主持营造的大规模石窟工程。

1.云岗石窟的开凿

4世纪末，北方鲜卑族拓跋部逐渐强盛，控制了黄河流域以北大部分地区。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年)，拓跋硅在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建立代国，同年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为了进一步统治中原，拓跋硅于天兴元年(398年)迁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在此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进行了一系列建设。此后，平城作为北魏的统治中心，历经六帝七世，长达近百年。云冈石窟就开凿于这一时期。

武州山是北魏时期的灵山圣地。明元帝拓跋嗣曾多次到武州山祈祷，并封该山为“常祀”之地。第一任“道人统”(北魏早期统管全国僧务的最高僧官)法果和许多僧人常住于此。自明元帝以来，北魏皇帝曾七次到武州山祈雨、拜佛，遥祭祖宗。武州山逐渐成为北魏王室祈福的神山，并很快地成了京都佛教圣地。因此，云冈石窟的开凿也就理所当然地选址在武州山。

北魏皇帝笃信佛教，是云冈石窟开凿的重要原因。

定都平城后，北魏皇室开始接触并信奉佛教，在京城建立佛寺及僧人居所，设立专门管理僧徒的官职“沙门统”，并与西域诸佛教国家频繁交往，还延请西域高僧前来讲佛。以龟兹为代表的西域佛教艺术也随之东传到平城。

但在太武帝执政期间，北魏发生了灭佛事件，佛寺被毁，佛像被焚，僧人被杀，社会随之陷入动荡，甚至连太武帝本人也无端变疯，最后被太监宗爱杀死。人们纷纷怀疑这是灭佛招致的因果报应。

因此，兴安元年(452年)，文成帝拓跋溶即位后，第一件大事就是恢复佛法，重建寺院，其势头之大超乎常规，且一呼百应。他先后任命僧人师贤、昙曜为沙门统，并用赤金25万斤为太祖以下五帝铸释迦像五座。紧接着，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在武州山开凿石窟。

和平元年(460年)，文成帝命高僧昙曜在武州山凿石开壁，开窟五所，为太祖以下五位皇帝各造大像一座，拉开了云冈石窟大规模开凿的序幕。

延兴元年(471年)以后，由于皇亲贵族崇佛祈福之风愈演愈烈，除皇室外，上层官吏、僧尼等也相继开窟造像，掀起了云冈石窟开凿的第二个高潮。

太和十八年(494年)，孝文帝迁都洛阳。此后，云冈石窟的皇家开凿工程基本结束。然而，遗留在平城的中下层官吏、邑义信众、僧尼等继续营窟造像，至正光末年(524年)的三十多年里，先后开凿了～大批中小型窟龛。

这些石窟均雕凿在侏罗纪云冈统透镜体砂岩上。岩石成分主要为长石和石英。这层砂岩上部较坚硬，下部较疏松，宜于开凿。根据优越的地理条件，石窟雕刻大师巧妙地利用这层砂岩的水平和垂直分布规律，精心安排窟室布局和雕像选形。凡是岩石坚固的地方，则精雕主件，凡是岩石较为疏松的地方，则雕以支、撑、坐、台等次要部件。

六十四年的雕凿，形成了一处大型石窟寺。整个石窟依山开凿，主体窟群东话绵延1公里，有大小洞窟254个，其中主要洞窟45个，附洞209个。石窟中共雕佛龛1200多个，雕刻面积达1.8万平方米，大小造像5，1万余尊，最大的佛像高17米，最小的仅0.02米。

根据山势起伏，石窟分东、中、西三部分。洞窟编号由东向西依次排列，东部窟区4个窟(编号为第1～4窟)，中部窟区9个窟(编号为第5～13窟)：西部窟区32个窟(编号为第14～45窟)。  但这些仅仅是云冈石窟的主体窟群。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历史上窟区范围”栉比相连三十余里”，规模相当宏伟。据现存遗址调查，云冈向西约3公里处，有吴官屯石窟造像；十里河对面，有鲁班窑石窟造像：经鲁班窑、吴官屯一直往西15公里处，有高山镇焦山寺石窟造像。经考证，这些遗存均属于云冈石窟的范围，与历史记载是一致的。

云冈石窟这一由皇家主持开凿的大型石窟工程，形象化、艺术化地把北魏王朝的政治、经济、文化记录在一壁山崖之上。历经沧桑，距今1500多年。它的开凿，上承西域、凉州石窟的营造模式，下启遍布各地的石窟寺建设，开创了中国石窟史上的一个新时代。

2.云岗石窟的续建

北魏孝昌二年(526年)发生政变后，平城陷废，武州山石窟寺逐渐沉寂冷落。

隋唐时期，云冈石窟曾有过开凿和续建。唐贞观十五年(641年)，当地守臣对个别洞窟进行修建，沉寂一时的石窟寺又繁盛起来。唐成亨三年(672年)，俨禅师又一次修建，并称石窟寺为“孝文石窟“。据考证，第3窟后室的三尊“西方三圣”大像，即为唐初雕刻。

云冈再次出现大规模的修窟工程是在辽、金两代。

大同曾是辽国的西京，也是辽代重要的佛教圣地。辽重熙十八年(1049年)至清宁六年(1060年)，皇室对武州山石窟寺进行过长达12年的修整工程。当时在第1到20窟前与崖面相接处，兴建了巨大的木结构建筑，史称“云冈十寺”，即通乐寺、灵岩寺、鲸崇寺、镇国寺、护国寺、天宫寺、崇福寺、童子寺、华严寺和兜率寺：同时对1876尊佛像进行了整修，还对个别洞窟的佛像进行彩饰。

辽保大二年(1122年)金宗翰攻占大同时，云冈十寺毁于兵火。后来金代重修，但到明朝末年又因战火被烧毁。从现今遗留在洞窟崖壁上的梁孔、椽眼以及地面上的柱础遗迹推测，当年云冈十寺的修建工程是非常浩大的。

金代也将大同作为西京，并多次在武州山石窟寺大兴土木。天会九年(1131年)，宗翰委烟火司3000人，将窟区前的武州川向南移百余米，以防河水浸蚀石窟。皇统三年(1143年)，禀慧法师化缘积资，重修灵岩大阁九楹、门楼四所，又建造石围墙，并覆盖以瓦。此次修建历时三年半，花费银钱约2000万。大定六年(1166年)，又重修云冈十寺。

元代时，武州山石窟寺僧侣如云，仍有造像。据《山西通志》载，石窟寺“内有元时石佛二十龛”。至今在第4窟南壁和33窟北壁上，仍存元代的墨书题记。

明代为了防范外族入侵，于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万历二年(1574年)，先后在石窟寺建起上、下两座城堡，称”云冈堡”。云冈石窟之名即由此而始。在云冈堡周围，还建有烽火台八座。

到了清朝，云冈石窟又得以重修。清顺治六年(1649年)，宣大总督佟养量募集官资重修云岗第5、6、7窟窟檐，并按照清代格局兴建寺院。之后，又以此为中心，增建配殿、过殿、山门等，形成了较为规整的寺院格局，名日“石佛古寺”。

在康熙、乾隆、同治、光绪年间，多次对云冈石窟进行修葺和洞窟佛像的重新泥塑、彩绘、贴金。第5、6窟的彩绘，即为清代施彩。光绪十七年(1891年)。兴和(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和县)王永昌又对五华洞施以彩绘，并金装了大佛的全身。

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回师途中到云冈石窟游览，并御书“庄严法相”匾额，后悬挂于第6窟门拱上方。

民国时期，曾于1920年对云冈石窟进行过修葺。1932年，山西骑兵司令赵承绶在石窟东南部修建别墅，如今成了云冈石窟的接待室及东花园。  P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