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汤因比与厄本的对话录，也可以说是汤因比对其毕生所从事的历史研究的一个小结，它所论涉及面极为广泛，有着非同寻常的文化价值和学术意义。汤因比的谈话中便常常出现一些游离于这一主线的论断。这些“言语”，往往闪耀着理性思辩与历史睿智的光芒，也不乏寄寓于历史中的深挚情感。《汤因比论汤因比》一书中谈论到的许多问题，包括厄本提出的一些见解，都很富于启迪性。

1972-1971年间，英国“自由欧洲”电台播出了一组广播对话节目。对话双方，一位是电台播音员厄本，另一位便是被誉为“国际性智者”的著名历史家汤因比。对话以生动的言辞、敏感的话题、独到的见地，谈古论今，纵论时势，引起当时世界各地关注。

本书即是在汤因比与厄本的广播对话记录稿的基础上整理而成的。由于意识形态上的隔阂和认识上的片面，汤因比对战后东欧、前苏联以及中国的某些看法未免失之偏颇，但汤因比对历史本质的认识、研究历史的方法以及他的一些见解，确实发人深省。

译者的话

前言

上篇 方法

 历史的“信号”与“噪音”

 历史——胜利者的宣传

 历史学家的选择与偏见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

 比较：整体研究的方法

 史料是客观的证据吗？

 电子计算机与历史研究

 “速度历史”与“质量历史”

 介于科学家和诗人之间

 “内行”与“外行”

 “观众”也是“演员”

 “上帝在历史中显灵”

 从好奇心谈起

 历史研究的“工业化”倾向

 关于学术风格的变化

 能排除道德因素吗？

 过去·现在·未来

 展开联想的翅膀

 探讨历史的宗旨何在？

下篇 模式

 挑战与应战

 人：焦点与分野

 复兴——“返老还童”

 围困心理与军国主义

 传统影响的力量

 从“混乱时期”到“统一国家”

 内战·民族主义·自由化

 文化：文明的精髓

 儒家文化与工业化

 内部无产者与外部无产者

 从乐观走向悲观

 人生是一种隐喻吗？

电子计算机与历史研究

厄本：人们能否指望通过电子计算机来合理地处理日益激增的历史资料呢？有没有某种公式能供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以便从历史资料中提取对我们的未来有预测价值的规律，或者至少是合乎规则性的东西呢？

汤因比：如果我的这样一种想法——即在人性中有某些内在的一致性——是正确的，那么电子计算机就应该显示出其中的一部分。拿我的老朋友刘易斯·纳米尔爵士来说吧——假设他收集18世纪英国下院议员传记的巨大王作是采用电子计算机进行的(对纳米尔而言，不幸的是，他恰恰没有赶上电子计算机时代)，那么我敢说，这些传记能够通过电子计算机来处理，以致这些下院议员的个人行动和经历可以根据人性中的某种基本不变的和一致的事实来加以表达。或者以一次普选为例，我们虽然知道其结果是以数量——这个党或那个党的多数和少数——为依据的，但是我们并不知道在选举时期投票者个人感情上的波动和投票的最终结果之间的关系，电子计算机化能够处理大量有关的资料，它或许可以在投票者所感觉与思考的方式和最终的选举数字之间产生一种合理的关系。现在，由于我们的资料处理尚未电子计算机化，所以还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我认为，电子计算机可以别开生面，使历史学成为一种更准确的研究和认识的形式。

厄本：电子计算机会不会在取消衡量和选择过程的意义上使历史学家无所事事呢？

汤因比：不会，我看不出电子计算机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为电子计算机编制程序的人和接受并说明其计算结果的人，仍然是处于时间和空间中的某一点上的人，他对人类事务抱有自己主观的态度——可以说，电子计算机不可能变成一个人的心灵；而假如可能的话，那么它也会有自己的偏见。“速度历史”与“质量历史”

厄本：我感到，我们一直捉摸不透客观性的标准。如果历史学家是他那个时代的产儿，如果他作为一个事实的“制造者”的行动赋予他一种不自觉的偏见，那么，即使他可以脱离受蒙蔽的公众，但难道就没有一点儿他所必须遵循、否则便要引起他的历史学家同行反感的事实和规则吗？一个人可以希望历史同自然界一样，具有某种方式，对那些力图以过高的速度或曲折的角度强行通过的人设置一种“事实障碍”。

这个问题难道不会在现代物理学——它认为我们只能测定活动粒子的速度或质量，而不能同时测定这两者——中有一点线索吗？人们难道不能说，会分辨历史的模式和规律的历史学家写的是“速度历史”，因此他在细节的描述上也许是薄弱的；而满足于对历史的遗骸进行整理和分解的历史学家写的是“质量历史”，因此他的想像力很可能是低下的吗？

汤因比：我们虽然禁不住会不自觉地怀有某种程度的私心，但在不自觉和自觉之间是有差别的；而考虑到历史资料的运用，所以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不自觉者实在很难是正确的。如果你用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科学的方法来处理人类事务，那么你肯定相信在历史中有某些永恒的和合乎规律的东西，正如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相信在物质属性中有某些合乎规律的东西一样。人类事务中永恒的和合乎规律的因素是人性——个人的整个身心的统一体。如果你相信这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科学的方法在人类事务中是有可能实行的，那么我可以说，客观的标准就是这种人性的一致性和永恒性；不过，由于人类事务微妙棘手、难以捉摸和错综复杂，历史学家显然不能像物理学家所做的那样成功。就我们所知，自从我们的祖先变成被公认的人类这一最早的年代——它与物质世界的年龄相比当然还算是一个新近的年代——以来，人性就一直没有改变过。毋庸置疑，人性像宇宙万物一样，每时每刻都在变化着。但是，从我们的祖先最初成为人类以来，人性的这种变化是如此微不足道，以致作为实际的目标，我们能够把从起源到现在、乃至到可以预见的未来的人性看成是不变的。这是一种可行的、以普遍性规律为对象的科学研究的基础，而我的论点——我相信这是重要的和正确的——就在于，我们必须把人类事务当作一个整体，而不是当作一堆混乱的游戏棒来加以研究。用密封舱把人类事务研究分割成若干彼此隔离的“学科”：历史学、诗歌、宗教、心理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等，这种研究是错误的。那就是说，只耕耘一小块土地的历史学家的王作，不仅作为一种个别活动的研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对于那些必须以他的研究成果为基础的研究普遍性规律的历史学家来说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理想化的历史既是“速度历史学家”、又是“质量历史学家”(如果你喜欢这样称呼的话)王作的结果；不过，这两种方法被同一个人成功地采纳则是很难得的。

介于科学家和诗人之间

厄本：你正在向学术分界线、学术专业化、哲学博士的事业以及我们时代的许多别的不可冒犯者进行挑战。你的批评者同样也没有把你当作一个别有用心的人而轻易地予以驳斥。他们的攻击有没有导致你改变作为一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历史学家的正当的方法呢？

汤因比：他们已经促使我想到，有时候我把自己研究普遍性规律的计划推行得太远了。我自以为看到的这个那个规则性、循环运动或规律是一个幻影，这已被证明是不利于我的。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消除我的这样一个思想：在人类事务的研究中，同时采取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方法和一种研究个别事物的方法，这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

哈佛大学的俄国社会学家皮蒂里·索罗金是我的最激烈的批评者之一。我佩服他的大胆。如你所知，他的工作是试图把统计方法(现在称之为定量研究)运用于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你现在显然能够把这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方法运用于诸如保险事业或包办伙食方面，但索罗金却把它运用于艺术、哲学、宗教和心理学上——他试图看看你在定量研究上能够达到何种地步。他显然走得太远了，但我认为他作出了这样一个贡献，即通过经验说明了定量研究在人类事务方面的限度。他是一个相当天真的人，他相信自己绝对正确，并相信批评他的人都是错误的。而我则比较犹豫不决——我比他更愿意听取批评者的意见，我认为，这不是一种弱点，而是一种力量。P31-37

这本小册子来源于汤因比博士和我在1972-1973年间为“自由欧洲”广播电台的节目所作的一组12次广播讨论的记录稿。广播媒介的特征，倾向于一种简洁明了、不拘礼节的解说，它限制了我们能够涉猎的话题的数量，排除了任何相应的概述会谈这一方或那一方所列出的特殊论点的先例。人们提出的一些批评论点已大量包括在《重新考虑》一书之中，另一些新的批评论点则归入了本书。我们试图大致相等地注意汤因比博士探究历史的方法和历史本身所显示出来的结构，从这两大部分中挑出来供讨论之用的问题的选择，揭示了一种具有双重性的先入之见：一方面，强调共产主义国家和政党的历史；另一方面，与前者相反，集中讨论汤因比博士的《历史研究》一著中的超自然因素。第一种先入之见，可以通过会谈发生的场合和我本人检验汤因比博士对东欧事务的行为准则的兴趣来加以解释；第二种先入之见，则同我的好奇心有关，我想知道，一种中央集权主义的、玄学——神学的历史体系能够在何种程度上取代宗教的正统观念，并乎息我们时代的某些忧虑。

G.B.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