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皮肤下的旅程》采用双线叙事的手法，混合小说、散文、游记、传记等多种文学风格，将旅途中的见闻与大航海时代之后非洲人在葡萄牙乃至欧洲的生存史巧妙结合，揭开了那段为人所遗忘的历史，探讨了黑人族群如何在白人世界获得身份认同这一深刻话题。

若阿金·阿瑞那，1964年出生于佛得角，父亲是葡萄牙人，母亲是佛得角人。他6岁时移民葡萄牙，法律专业毕业，曾是一名音乐家和记者。2017年至2021年，若阿金·阿瑞那担任佛得角总统的文化顾问，目前，他居住在佛得角普拉亚市。若阿金·阿瑞那著有《秦多·卢斯的真相》《乌龟飞翔去何方》《西里亚克和查尔斯先生》等多部小说，2016年，他的作品《我们皮肤下的旅程》获瓦斯科·格拉萨·莫拉国家新闻奖的荣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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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叙事性非虚构作品，讲述了两段皮肤之下的旅行：一方面，为了践行对友人的承诺，“我”来到阿连特茹地区，沿着萨杜河的河道，追寻18世纪以来黑人奴隶在这片地区繁衍生息的痕迹；另一方面，继父的去世，让“我”回到了阔别多年的里斯本，一幕幕熟悉的场景，勾起了“我”作为混血儿的童年回忆……肤色、种族是文学作品亘古不变的主题。

听众席上，当介绍完自己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之后，这位满头银发的女士就这些非常小众的历史问题开始了大胆而自由的发言。她的声音像瓷器一般细腻，带着上了年纪的女士所共有的坦率，她有一种可以抛开任何形式主义的天赋和魅力，将事情以最简单的方式表达出来。
里斯本国际大会在山丘上的贝尔蒙特宫举行，这里聚集了不少作家和研究里斯本的专家，他们不想错过在这初春时节逃离寒冷欧洲的机会。会议上，大家主要讨论了几个世纪以来城市中的黑奴问题，以及他们在地名中留下的痕迹，《国王喷泉》这幅画投影在会议室的一面墙上。葡萄牙民众对混血儿背后的秘密愈发感兴趣，在场人士也对此愈加关注，其中包括国际知名的一些法国作家。
利奥波迪娜像介绍她的老熟人一样继续介绍画中的人物：黑人男女、奴隶和摩尔人，他们的名字和生活的时期，甚至还推测用16世纪的葡萄牙语如何发音，以及当时常见的侮辱和谩骂的词汇。一条深褐色的披肩遮住了她白色的针织外套，她穿着略有磨损的牛仔裤，系着方扣腰带，脚着棕色的靴子，在我看来这个形象过于新嬉皮。在会议的休息时间里，我看到她在贝尔蒙特宫的图书馆里散步，翻阅一本关于水稻种植的书。
几天前，我接到一个电话。出乎我意料的是，除了邀请文学和相关领域的专家，会议主办方认为还应该邀请我这个来自大西洋萨赫勒群岛，却生活在这个白色、平缓丘陵城市的少数群体代表作为观察员。可他们不知道的是，电话那头的我当时正带着对养育自己的岛国的深深愧疚感，在寻找佛得角移民家庭特殊轨迹的平衡中返回如今生活的国家。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葡萄牙语中所说的“思念”，在许多年前随着戴脚镣的黑奴们从南方渡海来到这里。
但这是另一个故事。
临近中午，当嘉宾和公众去吃午饭时，我拿了一张16世纪画作《国王喷泉》的复制品，走下城堡所在的山丘，去阿尔法玛区看喷泉的遗址。
在路上，我想到了画上的那些人，他们应该从来没想过自己会被观察和复制在画布上，他们也不会相信有人能注意到他们微不足道的存在。我试着想象那位不知名的画家如何在1570年至1580年之间，决定用画笔以典型的北欧绘画风格记录下这个街景，并最后创作出这幅具有极高文献价值的画作。这幅画将这群被忽视的人群的形象和足迹传递给了后世。
这幅画作质量不高，尽管画家满腔雄心壮志，但缺乏天赋，不过作为历史记录，它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了这个注定将随时间流逝而消失的群体的存在。我费了些工夫数清画中的136个人物，其中有79名黑人，7个孩子在人群中奔跑。第一眼看上去没有任何可以证明他们是奴隶的证据，甚至可以说这幅画似乎在尽可能地忽略这个事实。至少在他们每天排队装满尽可能多的罐子时，他们与其他人聊天、大笑、欢呼或抗议，谈论那个时代不能给黑人提供任何东西，更不要说是给奴隶。
只要稍加想象，我们仿佛就能听到那些从热带地区被掠夺到里斯本的各族黑人的喧哗声和笑声，甚至还能闻到他们身上穿着奇怪欧洲衣服时所散发出的气味。黑人女子性感的体态，在长裙下乌黑发亮的皮肤和头上顶着的罐子，很可能是最吸引画家注意的地方。他从来没有在欧洲的公共场所见过这么多欢乐、喧闹和性感的黑人，尤其在16世纪人口众多的里斯本，这些黑人与世界各地的香料一起被运到这里。因此，可以理解这位外国画家想要将这种不寻常的日常记录下来的冲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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