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所收文章主要是讨论学人藏书，包括严复、胡适、毛子水、萧公权、潘光旦、浦薛凤等，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提供了很多参考。
集中文章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所谓“图书馆考古”的成果，都是2013年以来作者在国图提外文旧书时，对其中一些书籍的原藏者（大多为近现代知名学者）及其入藏经过的文字考证。
第二部分，是作者自己在北京旧书店与旧书市场淘书时的一点儿收获。
而第三部分则是一些介绍西方学者轶事及藏书故事的文字，都是其近年来读书的笔记。
最后一部分就是周作人现存外文藏书的初步调查，其实也是“图书馆考古”的一部分。

周运，曾供职书店与出版社，现为自由撰稿人。有多篇文章发表于《中国文化》《文汇学人》《南方都市报》等处。

序（胡文辉）
“我国国学家中的知科学最深者” ——毛子水购读的数理科学书刊
国图的毛子水外文旧藏
毛子水与《伽利略全集》
傅斯年与康德
傅斯年与尼采
康托尔的藏书
浦薛凤的外文旧藏
威廉· 詹姆斯的两册藏书
一册萧公权的外文旧藏
严复与柏克
严复与卡莱尔《法国革命史》
潘光旦批注的一册白璧德著作
《剑桥与兰姆》——一本书的流传史
姚从吾西方史学藏书点滴
朱利安·赫胥黎与胡适
阿里斯托芬《鸟》的翻译及其他
书痴奥斯勒
荷兰爱书人弗修斯
英国史家休· 特雷弗—罗珀的世界
知堂藏书聚散考
后记

序
胡文辉
前两年读过美国古典学
家鲍尔索克的一本论集，有
篇《关于吉本藏书的一些思
考》，印象很是深刻。文章
不长，但背后的功夫甚深。
其论述基于对吉本著作所引
文献与吉本藏书目录的对照
，既留意引用而不见于藏书
者，也留意未引用而见于藏
书者，方法颇有可取。他总
结：“一个私人藏书室并不
只是简单的书籍汇总。它是
其主人的一面镜子，但这是
一面相当神奇、所反映的信
息远远超出表面化的映照物
的镜子。它可以暴露隐秘的
愿望，它比任何手术刀都能
够更深入地切入一颗不平静
的心灵。……它的庄严和权
威，能够反映出吉本是什么
样的人，以及他想成为什么
样的人。”这些话，自然不
单适用于吉本，不单适用于
西方的学问。
在我看来，周运正是做
了同样性质的工作。这本集
子所收的文字，大体就是讨
论学人藏书的，包括严复、
胡适、毛子水、姚从吾、傅
斯年、萧公权、潘光旦、浦
薛凤一连串不凡的名字——
为现代中国学术史提供了很
多面镜子。这项工作完全是
实证性的，一方面可见书的
流传以及因此而附着于书的
历史信息，是书话的深化；
一方面可见学者的阅读趣味
和知识构成，是学术史的外
编。
第一部分依托于国家图
书馆的旧藏，第二部分依托
于个人的淘书收获，但内涵
则一以贯之。所论皆系西洋
图书，而图书所涉领域极为
驳杂，文史哲兼有，且更及
自然科学，这首先离不开外
语能力和西学素养。同时，
不论泡图书馆，还是跑旧书
市场，都是力气活，眼勤脚
勤皆不可少，傅斯年所谓“
动手动脚找东西”，庶几近
之。
当然，用力最深的还要
数最后部分对周作人藏书的
详尽考掘。
周运以前曾编纂《周作
人现存部分外文旧藏目录》
，如今网罗放佚，更上层楼
，终完成《知堂藏书聚散考
》，占了此集中的大部分篇
幅，实等于一部专著了。众
所周知，周作人在“自己的
文章”里大量引书抄书，但
要完整地了解其购书读书情
况，却无现成的依傍。而周
运是通过全面爬梳知堂文章
及日记获得藏书线索，进而
在国图外文书库里搜索知堂
旧藏，一一借阅、查检、比
对，才完成这一目录学工作
，完全是下了死功夫。同时
，他的工作又不限于单纯的
目录排比，更拈出周作人的
有关记录或论述以作参照，
这种处理方式，可以借用袁
一丹《“书房一角”：周作人
阅读史初探》的说法，就是
一种“文本内证与实物搜讨
相结合的‘二重证据法’”。如
此，就将阅读的世界与写作
的世界打成一片，为我们理
解周作人，理解一个近代知
识分子的精神史，提供了一
份具体而系统的文本依据。
还要说明，《知堂藏书
聚散考》梳理了周作人战后
入狱的事迹以及藏书被没收
充公的过程。这方面的工作
，则是基于爬梳民国报纸缩
微胶卷而积累起来的丰富史
料，体现出周运的另一项冷
板凳功夫——这里所显露的
还只是小荷尖角而已。
我们都熟悉周作人在《
书房一角》的序里说的：“
从前有人说过，自己的书斋
不可给人家看见，因为这是
危险的事，怕被看去了自己
的心思。这话是颇有几分道
理的，一个人做文章，说好
听话，都并不难，只一看他
所读的书，至少便颠出一点
斤两来了。”可是，周作人
书斋的底细，终于被他的同
宗后辈翻了个遍，该说周作
人是走“运”呢，还是不走“
运”呢？
说到这，又想到《槐聚
诗存序》末尾那几旬嘲弄：
“他年必有搜集弃馀，矜诩
创获，且凿空索隐，发为弘
文，则拙集于若辈冷淡生活
，亦不无小补云尔。”我一
直觉得，默存先生如此横眉
冷对追星族，是有点不大厚
道的。再说了，钱先生自己
何曾不是一直在“搜集弃馀”
，何曾不是过了一辈子“冷
淡生活”呢？一介学者，所
过的若非“冷淡生活”，还能
是什么生活呢？愿执此意与
周运共勉。

严复、傅斯年、毛子水、萧公权、潘光旦、浦薛凤……收到这个集子里的文章大都是作者这八九年来所写的关于学人旧藏的文章。
本书的意义在于：一方面可见书的流传以及因此而附着于书的历史信息，是书话的深化；一方面可见学者的阅读趣味和知识构成，是学术史的外编。

收到这个集子里的文章
大都是这八九年来所写的关
于学人旧藏的文章，无裨学
问，只增谈助而已。而且好
文如海，能者辐辏，正如大
海之滨，“乘雁集不为之多
，双凫飞不为之少”（扬雄
《解嘲》）。现在回过头来
看这些文章，反而显得有它
不多，没它不少，处于一种
可有可无的境地。可是敝帚
自珍，自我安慰说，尽管没
有什么新观点，也还有些新
材料吧，无论如何或许有点
儿用处，因而断章取义，以
《乘雁集》为名来警策自己
了。胡文辉兄认为这个书名
太泛，曾建议考虑《□□求
索录》或《检阅录》，不过
我觉得书名太高雅，自己这
几篇小文实在当不起，就先
用这个名字吧。
集中文章分四部分，第
一部分是所谓“图书馆考古”
（老友高山杉语）的成果，
都是2013年以来在国图提
外文旧书时，对其中一些书
籍的原藏者（大多为近现代
知名学者）及其入藏经过的
文字考证，因为视野有限，
材料不丰，文章写得比较枯
燥乏味。而胡文辉兄曾给予
鼓励说：“通过藏书挖掘学
人的阅读史、知识史（学术
积累）方面，几乎是没有什
么人做的事，盼继续前进，
勉之勉之。”其实在学术史
中，对学者的藏书研究是非
常重要的一环，国内外的研
究者已有很多成果。这里的
文章依托国图的外文收藏，
所收集的材料或许能为一些
研究者提供进一步探究的线
索。
第二部分，是自己在北
京旧书店与旧书市场淘书时
的一点儿收获。2000年以
来，因为兴趣所在，几乎不
间断地跑潘家园、北大周末
书市、中国书店等地方，以
及地坛等春季秋季书市，或
多或少买到一些学者的外文
旧藏，经过翻查资料，做了
一点儿小考证。
而第三部分则是一些介
绍西方学者轶事及藏书故事
的文字，都是近年来读书的
笔记，无所发明，权当普及
知识。还曾想过写写谢灵顿
、乔万尼·奥利斯帕这些爱
书人的故事，等以后资料收
集全些再动笔不迟。
最后一部分就是周作人
现存外文藏书的初步调查，
其实也是“图书馆考古”的一
部分，最早还是高山杉提起
他从国图借过一册周作人旧
藏的希腊语读本，我因而开
始参照知堂文章及其日记在
国图外文基藏库里系统查找
他的旧藏。自2015年3月起
至今，费时五年。而且为了
考察知堂被捕的经历与藏书
进入国立北平图书馆的经过
，我又阅读了民国报纸的缩
微胶卷，把其中有用的信息
进行了收集汇总。可言之无
文，卑之无甚高论，只能作
为资料汇编供大家参考。文
中一部分是读民国旧报时的
收获。当时旧报的副刊有大
量的材料，也是不少学者文
章的首发之处。阅读学者收
入文集的文章，与读他最初
发表在报纸刊物上的感觉完
全不同，算是对文章产生与
发表的历史背景的还原，这
点其实对于研究非常重要。
收入文集好比人住单间，是
与他不同时期写的文章比。
而在报章杂志时，就像睡通
铺大炕，是与同期或前后期
的一群学者比，所以就会有
不同的阅读体验与感受。因
而比较学者报上发表的文字
与正式刊本的异同就有很多
值得讨论的地方，如吕思勉
等学术札记在报上发表的篇
目内容与时机，就很值得探
讨。现在研究周作人的文章
不少，如果把它最初发表的
时间与当时报上的时事结合
起来，进行研究解读，也同
样会有不少发现，更会明白
周作人写文时的心迹与语境
。这类工作也是我以后要着
力的目标与方向。文章初稿
得到高山杉、宋希於、肖彤
、刘铮等朋友的批评与帮助
，胡文辉兄对文章结构以及
编排提出过不少意见，并为
文集赐序，这里一并谢过。
还要感谢编辑肖海鸥女
士的督促，本来答应尽快交
稿，可修来改去，结果从秋
色烂漫之日拖到了瘟疫蔓延
之时，水平所限，文章也只
能以此面目示人了。另外还
要感谢责任编辑余静双女士
的细心审读，帮我改正了不
少错误。拉杂说了这些，权
当一篇不及格的总结吧。
2020年2月24日凌晨

物理学家郑华炽曾和毛子水（1893－1988）开过一个玩笑，说有人称他是“我国国学家中的知科学最深者，科学家中的国学造诣最深者”。这话大概不假。知道《论语今注今译》的读者大概没注意，毛子水1913年进北京大学读的是理预科，1917年秋升人数学门。在傅斯年、罗家伦、汪敬熙等一干北大好友的熏染下，毛子水也开始购读各种外文书刊，尤集中于代数、微积分等数学科目。毛子水很佩服汪敬熙的数学天分，因为汪当时好读高深的数学书。在灯市口的一家旧书店里，毛子水曾淘到一本怀特海的《数学导论》。这件事他到晚年还津津乐道。
1920年夏，毛子水毕业留校教预科国文，当时读书范围也随之扩大，狂买柏拉图、笛卡尔、斯宾诺莎、密尔、维恩、罗素，也收乔治·达尔文的《太阳系中的潮汐和类似效应》、爱丁顿的《空间、时间和引力》以及詹斯等人的天文学名著。1922年底，毛子水与姚从吾一起赴德国留学，1923年2月抵达柏林。与在国内时一样，毛子水在柏林所购书籍也以数学、物理为主。他买旧书的运气不错，最大斩获当属罗素的《数学原理》（1903）。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数学原理》已很稀见，据说罗素来中国时，有人告诉他在北京只有北大数学系教授秦景阳有一部。大约在1926或1927年，毛子水偶然在柏林一家书店里翻看另一家书店的书目，这本书目还是“一战”前印的，里面有《数学原理》。毛子水立马跑到那家书店，书居然还在，当即拿下。在此之前，傅斯年曾在伦敦买过一本，但书的品相不好，价格又比毛子水这本高出好几倍。当时柏林圈子里面，要买《数学原理》的，除傅斯年和毛子水之外，还有俞大维。在1926年11月14日从柏林写给胡适的一封信里，毛子水这么介绍俞大维：“旧在哈佛读书，自一九二一年来此，其人天资学问，颇仿佛赵元任君，系我国学生中之希有者。惟我意他在此处境不甚好，或不能如赵君之精进耳。我本想先生这回来柏林，即为介绍与之一谈，或可使他预备回国以从事于较为有成效的工作，乃亦不得如愿，甚为怅怅。（闻姚君从吾说，俞君亦希望得与先生一晤谈也。）”。
在波昂（波恩）的一家旧书店书目上，毛子水发现有康托尔（1845－1918）1883年初版的康托尔的《集合论基础》，立刻发信去问，过几天邮局就把书给送过来了，让他大喜过望的是，在黄色书皮的右下角居然有数学巨子戴德金（1831－1916）的亲笔签名，是戴德金的旧藏。毛子水很希望国内学术机关可以买下某些欧洲学者的藏书，比如1925年大数学家克莱茵（1849－1925）去世后藏书出卖，他就一直惦记着这件事，可当时国内因为刚起战乱，根本谈不到。克氏藏书最后被巴勒斯坦大学一枪走，该大学当时有大数学家弗兰克尔（1891－1965）在教书，这回得了克莱茵藏书，更是如虎添翼。毛子水1923年还从哈勒的LouisNebert出版社买到弗雷格（1848－1925）的《概念文字》，他在1962年回忆文章中说该书出版后二十四年里几乎无人问津，直到罗素《数学原理》出版后，才为人重视。“前些时英国一书店要翻印这部书时，好像听说只能从罗素处得到这部书”，然后他问道，全英国大学图书馆和大英博物馆的采访员竟没法买到该书吗。毛子水转述的这一广为流传的说法并不准确，据比纳姆介绍，1879－一1891年间《概念文字》被忽视或误解，在1891一1901年间逐渐得到认可。直到尼蒂奇1963年发表《皮亚诺与对弗雷格的认可》一文之前，很多人还重复罗素发现弗雷格这一说法，而罗素在自己的《西方哲学史》里对此也加以鼓励：“尽管他的发现具有划时代性质，但他弗雷格却完全不被承认，直到我1903年注意到他。”弗雷格的作品在罗素发现它之前，很难“不被人注意”。因为它被很多人评论或批判过，其中包括康托尔、韦恩、胡塞尔、皮亚诺（毛子水留学时在米兰还找过他的书，只买到一本可能是1917年出的关于算术游戏的书。）、施罗德等著名学者。罗素也并非第一个阅读该书的人，它在皮亚诺作品中被提到过六次，韦恩在《符号逻辑》中也提过（毛子水大学毕业后买过此书），这两本书罗素都读过。戴德金在《数是什么和应该是什么？》第二版序中还提过弗雷格的《算术基础》，而弗雷格也对此做出过回应。所以说弗雷格并非到1903年还仍然“完全不被承认”，胡塞尔和皮亚诺都认识到弗雷格是一位重要学者，并深受其影响。P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