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力量究竟如何影响我们的公共教育？
   教育事业中的商业思维是诱惑？是陷阱？还是助推剂？
   

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于对私营市场或许可以提供比公立学校教育更优越条件的思考，公共教育中的市场力量开始崛起，教育的改革与实践日益显现出种种商业逻辑。本书通过回顾美国“爱迪生计划”、“知识就是力量”项目、“卓越特许学校”、《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力争上游”计划等的演变历程，以及智利、瑞典和芬兰等不同国家的教育改革进程，发现数十年来的教育市场化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它当初所想解决的问题，但认为学校依旧可以从商界汲取一些经验。
   

作者艾布拉姆斯就公共教育中私营部门实践的局限性提供了诸多令人信服的案例。本书的内容框架共分为四个部分：教育市场化的经营状况；学生、教师、学校管理等方面的具体情况；教育市场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学校采取的补救措施及效果等。本书包含翔实的一手数据和深入浅出的专业思考，有助于读者了解世界多国教育改革方面的经验和教训。

丁瑞常，江西宜春人，北京师范大学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毕业后留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从事教学、科研工作，任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国际组织教育政策、全球教育治理、基础教育国际化等领域。主持课题1项、省部级课题1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子课题负责人，承担课题10余项。参与编修《教育大辞典》《世界教育大事典》《外国教育通史》等多部工具书，在《教育研究》《比较教育研究》《教育学报》《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期刊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

第一章?   根本性变革

第二章?   市场规律

第三章?   火线之上

第四章?   重? 演

第五章?   州长的提案

第六章?   滑铁卢

第七章?   重新定义

第八章?   市场失灵

第九章?   第四条道路

第十章?   局? 限

第十一章? 远方的镜鉴

第十二章? 横跨海湾

结? 语

致? 谢

译后记

注? 释 

中文版推荐序

作者：顾明远

近年来，关于民办教育该何去何从的问题在我国引起了很多争论。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修订版（下称《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后，社会上有些声音认为我国在限制甚至是打压民办教育，我认为这是一种误解。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指出：“民办教育是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和促进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民办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为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做出了一定贡献。我国民办教育的发展有其特定的背景。改革开放之初，民办学校因国家教育投入不足而兴起。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批民间资本进入教育领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无论是在普及义务教育上，还是在发展民办高等教育、培养人才上，民办教育都贡献极大，而且还涌现出一批优质学校。在教育发展不均衡的情况下，民办学校也满足了部分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求，这一点在高中阶段尤为明显，高中教育表现出多样化的发展。有一批民办高中办得很有成绩，成为社会上认可的名校。所以，《民办教育促进法》明确提出国家对民办教育的方针首先是积极鼓励和大力支持，并从法律层面规定民办学校与公办学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国家保障民办学校创办者、校长、教职工和受教育者的合法权益。

但是我们应当看到，民办学校在发展过程中良莠不齐，出现了一些乱象。例如，有些民办学校曾利用政策优势跨区提前招生，挤压公办学校的办学空间，破坏公平竞争的教育生态；有些民办学校用高薪到公办学校“挖名师”，使公办学校的优质师资流失严重；有些民办学校炒作升学率以获得市场竞争力，助长唯分数、唯升学风气，阻碍素质教育的推进；还有些民办学校甚至成为一些房地产开发商哄抬房价的资本工具。因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 2013 年又对《民办教育促进法》进行修正，进一步规范民办教育，特别强调我国的民办教育事业属于公益性事业，是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国的民办教育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健康、有序发展的问题。

美国是以私立学校起家的。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出于对私营市场可以提供比政府更好的学校教育的信仰，美国积极推行教育私有化。政府教育政策日益流露出种种商业逻辑，致使公共教育中的市场力量不断崛起。塞缪尔·E. 艾布拉姆斯教授的著作《教育市场化的边界》基于翔实的史料、数据，系统讲述了美国在过去几十年来一次又一次的重大教育私有化改革探索。令人印象深刻的是，每一次改革都使人们对市场的力量充满期待，然而每一次改革都近乎以失败告终。这些教育私有化改革暴露出许多问题，如恶化教育竞争、助长应试教育、降低教育质量、损害教育公平等，值得我国引以为戒。用艾布拉姆斯教授自己的话说，这本书是一则关于自由市场理念诱惑力的警世寓言。但是，他也没有全盘否定市场

力量在教育中的价值。他通过对比智利、瑞典和芬兰等不同国家的教育改革进程，发现数十年来的教育私有化改革并没有真正解决它当初所想解决的问题，但公立学校依旧可以从商界汲取一些经验，例如改善教师培训、提高教师行业吸引力等。

我认为，艾布拉姆斯教授的这本著作中提出的反对教育资本化，重视教师队伍建设等观点与我这些年对于民办教育的一些看法有某种相似之处。我尤为赞赏艾布拉姆斯教授在开篇所引用的那句话：“市场需要一席之地，市场也需要待在它该待之地。”丁瑞常博士将这本书翻译、介绍到我国，我觉得很有意义，值得一读。

2022 年 9 月于北京

中文版序言

能看到这本书以中文出版，我感到非常荣幸。我上高中时，读了记者西奥多·H. 怀特（白修德）的自传《追寻历史》（1978 年），从此迷上了中国的政治经济史。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怀特是一名驻华外国记者。他清晰地记述了这个国家的复杂演变，并预见了未来的严峻挑战。

1986 年，怀特去世，享年 71 岁。虽然怀特生前看到了邓小平于 1977 年复出，但他没能亲眼见证邓小平所带来的变革。他一定认不出今天的中国。

邓小平提出要想实现经济发展，就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邓小平有句名言：“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

中国农村原有的经营管理过于集中和分配中的严重平均主义，被迅速推广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所取代。教育和工业领域皆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所有私立学校都被转为公立机构。而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政府重新推动办学体制分权化，授权创办民办学校。政府还鼓励个人和社会组织办学；学校获得了更多的自主权；家长也有了更多的选择自由。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许多民办学校已被传统的私立学校取代，收取大量学费。虽然这些学校的办学资金来自家长支付的较高学费，国家仍通过免费或低收费的财产租赁补贴这些学校。政府补贴私立学校有双重原因：一方面，通过学校之间的竞争可以提高学生成绩；另一方面，可以将教育支出转嫁给有能力为子女支付学费的公民。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中国民办学校的数量及招生人数呈现“井喷式”增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布的最新数据，2020 年，中国共有 17 875 所民办中小学，招生 538.7 万人。

本书虽然没有涉及中国教育政策的巨大转变，但讲述的是一个我认为中国读者会感兴趣且与之高度相关的故事，即美国、瑞典和芬兰教育私有化的故事。美国和瑞典的教育私有化与芬兰的教育私有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美国和瑞典的政策制定者转向市场时，芬兰的政策制定者则坚持由政府投资打造更好的教师培训体系、提高教师薪酬水平以及丰富课程内容等行动。

正如我所记录的，米尔顿·弗里德曼和他的弟子们争辩了数十年。他们认为比起政府，私人市场能提供更好的学校教育。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美国，这一理念被爱迪生学校公司，以及政府和华尔街的许多人称道的其他营利性教育管理机构所印证。爱迪生公司发展迅猛，开办的学校遍布全美各个城市。然而，令人失望的学生学业成绩和公司财务状况，很快就把该公司及其竞争对手纷纷挤出了舞台中央。

备受营利性教育管理机构关注的标准化考试，在两项联邦政策，即 2002 年《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和 2009 年“力争上游”计划中都有所体现。它们也带来了负面影响，将课程范围缩小，只剩下那些需要测试的科目。这给学生、教师和行政人员带来了巨大压力。这种对应试竞争的新要求，也决定了继营利性教育管理机构之后，非营利性教育管理机构的诞生。这些非营利性教育管理机构蓬勃发展，但它们过于依赖慈善家、不知疲倦的教师以及能遵守严格的学术和行为要求的学生。这种依赖性必然会限制它们的影响力。

在瑞典，类似的故事也在上演。1991 年，瑞典政府允许营利性和非营利性的私人运营商开办自己的学校，以与市属学校竞争。虽然这给家庭带来了更多的选择，问题也随之而来：许多营利性学校的经营者为了提高利润投机取巧，为了提高学生在全国考试中的分数对教师施加巨大压力，对学业成绩不佳的学生设置入学障碍。许多私立学校急于求成，出现了分数“有水分”现象。由于瑞典本地家庭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上学，而没有让他们与市属学校的移民儿童一同接受教育，引发了日益严重的隔离问题。与此同时，2000—2012 年，瑞典学生在三年一度的国际学生测评项目（PISA）中，阅读、数学和科学科目的成绩均一路下滑。

在瑞典和美国，自由市场的倡导者都没有承认其局限性。对于离散商品和服务，如教科书、计算机、交通和软件支持，自由市场的运作状况良好。而对于复杂服务，如学校管理、医疗和老人护理，自由市场就难以奏效了。透明度不足以保障合同得到有效执行。这是一个技术问题，而非意识形态问题。复杂服务必然是不透明的。特别是在学校教育领域，最直接的消费者是儿童。他们几乎无法判断课程教授得是否正确。家长、纳税人和政策制定者也都与教育保持着一定的距离。使用标准化测试来检查教育质量带来了诸多问题。

总之，这是一则关于自由市场理念诱惑力的警世寓言。美国和瑞典的教训应该对中国也有所启示。正如经济学家阿瑟·M. 奥肯在《平等与效率——重大抉择》（1975 年）中反对米尔顿·弗里德曼及其追随者时所写的那样，“市场需要一席之地，市场也需要待在它该待之地。”

中国政府在 2021 年 7 月决定将线上课后辅导限制在 30 分钟内，禁止在晚上 9 点以后、周末及节假日进行此类辅导，并要求辅导公司从营利性机构转型为非营利性机构，同时，禁止这些公司通过公开募股筹集投资资金。这些举措确实都抓准了市场的局限性。如果不加以控制，这种线上课后辅导显然会制造需求，催化学生之间的恶性竞争，破坏家人团聚的时光，并给家庭带来巨大的经济负担。

中国政府实施的这些改革已经产生了重大影响。几个月内，几家教育公司，包括三家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司（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好未来教育集团和高途教育集团）都出现了大幅亏损、不得不裁掉数千名员工的情况。

最后，我想对丁瑞常表示感谢，感谢他提议将本书翻译成中文，并与他的同学马骜承担了这项繁重的任务。我与丁瑞常相识于 2017 年，当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访学。他在读了我的这本书后告诉我，他觉得有必要出版一个中文译本，因为中国的民办学校在越来越受欢迎的同时也引发了许多问题。听到他对本书的反馈，我很高兴，也感谢他为本书所做的工作。我也要对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的经济学和教育学荣誉教授亨利·莱文表示感谢，是他邀请瑞常来美访学，并把我介绍给他。莱文曾多次作为访问教授在中国讲学，因此结识了丁瑞常。莱文为世界各地的学者之间建立了无数联系，证明了比较分析的重要性。他一直是各地和各领域学者的榜样。             

2022 年 4 月于纽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