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汇集作家V.S.奈保尔二十篇极具代表性的游记及纪实作品，始于1962年的印度归乡之旅，终于1991年的拉美革命调查。
在这段贯穿一生的旅行和写作中，他深情回望出生地特立尼达，那座人口仅有五十五万的殖民地小岛；也一次次地重返印度，那是父辈的故乡，是“一个我会怀着巨大的柔情想起、但最终又总是想要逃离的地方”；又将目光投向更远大的世界，在三十年间跨越四大洲，从第三世界角落走到帝国主义中心，铭刻战后世界的分裂和血泪，剖析不同国家政体和意识形态的现实困境。

V.S.奈保尔（V.S.Naipaul），英国著名作家。
1932年生于特立尼达岛上一个印度移民家庭，1950年进入牛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迁居伦敦。
50年代开始写作，著有《米格尔街》《斯通与骑士伙伴》《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自由国度》《大河湾》《非洲的假面剧》《印度：受伤的文明》《幽暗国度》等。200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018年8月11日，奈保尔于伦敦家中逝世。

序
印度
中途
从贾姆希德到吉米
第二次访问
阿杰梅尔市的选举
非洲与大流散
爸爸与权力之集
六千海上难民
最后的殖民地
拥挤不堪的奴隶营
权力？
迈克尔·X与特立尼达黑权运动谋杀案：安宁与权力
刚果新王：蒙博托与非洲虚无主义
亚穆苏克罗的鳄鱼
美洲记事
哥伦布与鲁滨孙
雅克·苏斯戴尔与西方的衰落
诺曼·梅勒登台的纽约
斯坦贝克在蒙特雷
阿根廷与伊娃·庇隆的幽灵
空调气泡：达拉斯的共和党人
紧急状态下的格林纳达
一把尘土：切迪·贾根与圭亚那革命
后记：我们的普世文明

这本文集里的文章，是
我一生历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收录了多篇旅行随笔
，或者采用更为恰切的说法
，它们记叙了一些我不知道
的地方。所以也可以说，是
它们让我的旅行经验得以完
满——为了写就我称之为“
我的求索之书”的作品，我
进行过一些更大的旅行，这
些文章为之做出了补充。在
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接受委
托，为了写作踏上旅途，我
必须记述形形色色的地方，
这对于我的能力而言，也许
既是一种挑战，也是一种扩
展。
就此而言，关于人类其
他活动的一句谚语也同样适
用：收获总是与付出成正比
。这些文章于我非常重要，
它们哺育了我，因为我在其
中付出了很多。要写就这些
关于“异域”的文章，既可以
采用理想的方式，也可以采
用轻松的方式。轻松的方式
（编辑们偏爱这种方式，因
为那也是他们所熟知的）是
：你前往遥远的目的地，与
当地的英文报纸取得联系，
然后就能获得你所需要的全
部新闻。如果你富有这方面
的才华，两天之内你就能交
出睿智而又迷人的稿子。但
我想象不出，你从中获得了
怎样的经验和知识。
那时的我既无人指导，
也没有榜样；我只能尽自己
最大的努力去写。可以说，
我尽力深入所到之处。我详
尽地阅读当地的各家报纸，
连分类广告也不忽略。我思
考自己想要追踪的主题、想
要找到的人，让一个问题从
另一个问题当中发展出来。
这是一种费时颇多的方式；
报社并不喜欢；但我所获得
的经验留存下来，成了我的
个人财富，可能会为我后来
的书、甚至虚构作品提供素
材。这样的研究，且不论报
社并不愿资助，对作家而言
已经非常艰难。在完成一本
书之后的疲倦之中，这样的
研究可能会让人头痛欲裂，
让作家瘫倒在地，最终的作
品也可能并非总是他的最佳
之作。但对于一个年轻人而
言，这样的工作常常令人兴
奋。我通常会在一本书接近
完成之际向报社提议为他们
提供这种类型的新闻稿，在
那样的时刻，创作一本书的
种种约束行将消失，这种更
理想的新闻报道（还有旅行
和新的景致，以及与陌生人
打交道的机会）显得美妙而
自由。但接下来，我的年龄
成了一个问题，自由的新闻
理想也开始显得像是一种幻
觉。我不得不放弃；在创作
一本书的劳作之后，我没有
精力再去追逐新闻理想。这
样的放弃适得其时，伦敦的
报纸在这时发生了变化，他
们决定不再采用外稿，我这
个作家作为自由记者的收入
也全都没有了。这是一段美
妙的经历，而本书的读者可
以把它当作那个时代的纪念
物来加以端详。
（马维达译）

在这个撕裂和狂热的时代，V.S.奈保尔提醒我们，以不确定的眼光来看待世界，才是更明智的做法。
本书是奈保尔的游记杰作集萃，收录他在三十年间跨越亚非拉美四大洲所写下的二十篇经典文章：印度选举乱局，非洲独裁王国，拉美革命现场，美国反智本质……诺奖得主化身一线记者，记录危机的细节，参透世事的本质，在世界的参差间勾勒出我们的普世文明。每一篇都是非虚构领域的杰作，每一篇都是更新世界观的开眼之旅。

我们的普世文明
1992
本文是在纽约曼哈顿研
究院做的演讲。
我的演讲题目为“我们的
普世文明”。这是一个相当
大的标题，我因此感到有一
点不安。我觉得应该解释一
下这个标题是怎么来的。关
于世上的万事万物，我没有
统一的理论。对我而言，处
境和人物总是具体的，从属
于其自身。这也是一个人会
去旅行和写作的原因：去找
寻真实。反其道而行之，就
意味着一个人在理解问题之
前就已经有了答案。我知道
，那也是一种通行的认知方
式，尤其是当一个人是政治
、宗教或激进思想的宣道者
时。但我觉得那是难以做到
的事情。
于是，在收到演讲邀请
时，我想，我最好先了解这
个研究院的成员对什么样的
问题感兴趣。研究院高级研
究员迈伦·马格尼特当时在
英国。我们在电话里谈了谈
；几天后，他发给我一份手
写的提问清单，列出了一些
非常严肃重要的问题。
我们——或者说社群——
的力量只取决于我们的信念
的力量吗？我们怀着热忱去
坚持种种信念或一种伦理观
，是否就足够了？热忱是否
能给予伦理以正当性？信念
或伦理观是随心所欲的吗？
还是说它们代表着孕育它们
的文化中的某种本质性的东
西？
在这些问题的背后很容
易读到提问者的焦虑。有提
问者显然担心“外面的”某些
狂热思潮。与此同时，还有
提问者在怎么表达那种焦虑
的问题上缺少哲学上的自信
，因为没有人想使用那些可
能会适得其反的语汇和概念
。你们知道有这样一种运用
语汇的方式：我是文明而坚
定的，你是野蛮而狂热的，
他是落后而盲目的。当然会
如此。我愿意站在提问者一
边，去理解他的飘移不定。
也许我有点置身事外，但在
后来的几天里，我感到自己
不能同意这些提问所隐含的
悲观主义。我感到正是这些
提问的悲观主义以及它们在
哲学上的缺乏自信，说明了
一个文明到底有多少力量，
而那种悲观主义又是从这个
文明当中散发出来的。由此
我确定了这次演讲的主题：
我们的普世文明。
我不打算去定义这种文
明，只想以一种个人的方式
谈论它。首先，是这种文明
让我有了关于写作这种志业
的概念。也只有在这种文明
当中，我才能作为作家去写
作。要成为作家，你需要以
某种感知力为出发点，而创
造这种感知力的，或者说给
予其方向的，是一种智识的
氛围。
有些时候，一种氛围可
能会过于精致，一种文明可
能会过于成熟，成为一种过
度的仪式。十一年前，我在
爪哇旅行，遇到了一个一心
想要成为诗人、过一种心灵
生活的年轻人。这样的野心
是他所接受的现代教育给予
他的，但他很难向他母亲解
释清楚他到底想做什么。需
要强调的是，他的母亲是一
个有教养、举止优雅的人。
她的仪表、穿着和谈吐都很
优雅；她的举止沿袭自爪哇
的宫廷，就像是一种艺术。
于是我问这个年轻人——
不要忘了我们是在爪哇，那
里的古代史诗还活在流行的
木偶戏里——“但你母亲暗
地里不会为你是一个诗人而
骄傲吗？”他用英语回答说
——我提到这一点，是想进
一步说明，在那个遥远的爪
哇小镇里，他所受的良好教
育——“她一点也不懂诗人
是什么。”
这位诗人的朋友和导师
是当地大学的一位老师，他
向我细说了事情的原委。诗
人的这位朋友说：“要让他
母亲理解他想做什么，可能
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向她表
明他是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诗
人。而她会觉得这很荒谬，
认为这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
。”之所以不可能，是因为
在诗人的母亲看来，她祖国
的史诗——这些史诗对她而
言就像是神圣的经文——已
经存在，已经被写了出来。
大家需要做的只是去学习或
者参考它们。
在他母亲看来，所有诗
歌都已经写尽了。也许可以
说，那本特定的书已经合上
了，已经成了她的完美文化
的组成部分。她的儿子二十
八岁，已经没有那么年轻；
听到他说自己想成为一个诗
人，就如同在另一种文化里
，一位虔诚的母亲问自己的
作家儿子接下来想写什么，
结果听到这样的回答：“我
想为《圣经》再增添一部经
书。”或者换一种比喻，这
位年轻人就像博尔赫斯故事
中的人物，让自己承担起重
写《堂吉诃德》的重任。不
仅仅是重述这个故事，或是
誊写原作的内容，而是寻求
通过一种清空头脑以及再创
造的非凡过程，既非抄写，
也不伪造，而是一种纯粹原
创的思想，达到一种叙述文
本，能够一字一句都与塞万
提斯的书相呼应。
我理解爪哇中部这位年
轻人的困境。归根结底，他
的出身与我的特立尼达出身
中的印度教因素相去并不甚
远。我们来自印度，是一个
从事农耕的移民社群。是我
父亲给了我成为一个作家的
野心，让我与写作以及关于
写作的种种观念相遇。他生
于一九○六年，他的祖父还
在强褓之中就来到了特立尼
达。尽管在那个小小的农业
殖民地存在着种种阻碍，我
父亲不知为何产生了想要成
为一个作家的愿望；他让自
己成了一个记者，尽管在那
个殖民地，从事新闻工作的
机会非常有限。
……
一方面是情感的满足；
另一方

很难想象有哪位作家是
比奈保尔更彻底的流亡者，
他的内心容纳那么多相互冲
突的、正在湮灭的世界，虽
然辉煌与成就的消逝强烈地
刺激着他，对欺骗与悲剧的
敏锐洞察也让他痛苦万分，
但他仍然保持着一种毫无怨
尤、乐观向上的态度，保持
着对人类奋斗与自我完善的
充分信心。
——潘卡吉·米什拉

中途
1962
我来自特立尼达，一个比印度的果阿邦还小的岛，所以广袤的空间总是让我迷醉。踏上旅途，坐上二十四小时的火车，去看大河高山，这种愉悦只有外面的世界才能提供。但此刻，在印度待了六个月之后，我的迷醉染上了不安的色彩。因为，这里的广阔超乎想象，天空如此宽广深邃，日落景象不可能一瞥就尽收眼底，必须一点一点地加以欣赏。这里的景致因为广阔而变得单调乏味，又因为极度的单一和特殊的贫瘠而令人恐慌：弯弯曲曲的小块田地里，奄奄一息的庄稼，身材矮小的人民，营养不良的牲畜，还有正在崩溃的村庄，以及即使仍在建设、也散发着衰败气息的城镇。黎明到来，夜晚降临；一个又一个的火车站，彼此无法分辨，站牌狡猾地隐没，旅客们到达又离去，拥挤的人群与嘈杂的声音交织在一起骤然而至，让人茫然不知所措；旅程还得继续，直到这种广阔失去意义，让人无法再忍受下去——我想要逃离的，正是这无穷无尽的贫瘠与衰败的重复。
这里所说的，不过是显而易见的事情。但在印度，显而易见的事情能够让人无法忍受；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常常处于近乎歇斯底里的状态。在那样的时刻，我希望忘记印度，我逃到一等候车室或卧铺车厢里，与其说是为了私密或舒适，不如说是为了寻求保护，躲避那些卧倒在月台上的赢弱身躯、舔食残羹冷炙的饿狗，以及被玩笑般虐打的犬只的哀号。到达印度那一天，我在孟买体验过这样的时刻；那时的我觉得，印度只是一种对感官的折磨。五个月后，我在查漠又一次体验到了，这个国家单一而又令人恐慌的地理环境在此地向我显现：北方，是群山，攀升而上，连绵不断；南方，越过寺庙的塔尖，是广阔的平原，我已见识过这番广阔，而今它激起的只有不安。
然而，在这些不断重现的时刻之间，还有许多不同时刻：恐惧与急躁被热忱和愉悦取代，走下火车，走进城镇，会发现贫瘠的气息只是表面现象，印度比我访问过的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更加欣欣向荣。在旁遮普小城，我听到铁锤撞击金属的声音，在海得拉巴的化工厂，我看到厂里的许多设备都由印度设计和制造——这样的见闻让人意识到，她正身处一场工业革命之中；也许是因为各种误导，我从未真正信任过这样的革命。遍布印度各地的新居民区揭示出，除了谈论古印度文化（遇到这样的人，我总想拿铁杖打他），印度的审美意识已经复苏，有能力用国际化的材料创造出本质上属于印度的东西。（古印度文化招摇过市，让新德里的阿育王酒店成了最荒谬的建筑之一，其可笑程度只有巴基斯坦高级专员公署———座招摇地宣示其信仰的建筑——能与之相比。）
我去过一些不知名的村庄，有半发达的，也有不发达的。从前，在这样的村庄里，我能感觉到的只有绝望，现在我发现绝望更多属于我这个观察者，而不是村民。我学会了越过污垢和躺卧在绷线床上的人去看问题，去寻找进步和希望的迹象，无论它们多么微弱：道路用砖石铺成，尽管路上也许覆有污秽；稻子成行排列，而不是散乱种植；村民面对官员或游客时，脸上挂着轻松的表情。我学会了寻找这些微小的征兆：数月之间，我的视力得到了校正。
但显而易见的事情总在淹没一切。我是一个旅行者，当一个特定的地方变得熟悉，不再那么让人害怕，就又到了继续前行的时刻——穿过永远不会变得熟悉的广阔土地，并为此感到悲伤不已；逃离的愿望又会重回我心里。
就很多方面而言，这个国家的广阔只有地理上的意义。也许正因为太广阔，印度人似乎才感觉有需要进行细分和区隔，把土地分割至方便管理的比例。
“你是哪里人？”这是一个印度式的问题，对于按照村庄、地区、社群和种姓来思考的印度人而言，我回答说我是特立尼达人，这只会让他们困惑。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嗯，我是印度人。但我家几代人都生活在特立尼达。”
“但你看起来像印度人。”
这样的对话一天要发生三四次。现在我常常不再解释。“我是墨西哥人，真的。”
“哦。”对方很满意。停顿。“你是做什么的？”
“我写作。”
“写新闻还是写书？”
“写书。”
“西部小说、犯罪小说还是浪漫小说？你一年要写几本书？你能挣多少钱？”
于是我开始编造：“我是老师。”
“你是什么学历？”
“本科。”
“只是本科学历？你教什么？”
“化学，还教一点历史。”
“真有意思！”在从帕坦科特到斯利那加②的巴士上，一个男人这样说，“我也是化学老师。”
他就坐在对过，而我们还要一起度过余下几个小时的旅程。
在印度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你必须说清自己是谁，定义自己在宇宙中的作用和地位。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P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