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人大、复旦、武大等校30名师联名推荐，哲学专业学生、文科大学生及哲学爱好者的必读书。  一本书读通西方哲学的奠基者柏拉图：为何说“欧洲哲学传统最没有争议的普遍特征是：它包括对柏拉图的一系列注脚”？约翰·E.彼得曼专著的《柏拉图(精)》首先简要介绍了柏拉图的生平及其生活时代，而后则对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及其所遗留的著作进行全方位的解读，帮助读者全面、深入地领略柏拉图的思想体系,把握其富有启发性和包蕴性的思想。

不经过斗争，真理就能够为人们所接受，这样的事情实在罕见。哲学的确拥有这样一种真理：一般来说，哲学家们在写作时不得不使用一些特殊的词汇；如果我们真的想知道他们究竟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就必须理解这些特殊词汇。约翰·E.彼得曼专著的《柏拉图(精)》并不想取代人们对柏拉图原著的阅读。谁要是认为这本书可以取代柏拉图的原著，他们必然会自食其果；他们会觉得茫无头绪，会受人嘲笑，会失去与世界上最有趣的思想家、作家和对话者之一进行思想交流的机会。《柏拉图(精)》将阐述我与柏拉图进行对话的一些方式。要想了解柏拉图的真实意图，读者只好到他那里登门求教。

导论

I

II．

III．

文本说明

1 柏拉图的生平和时代

I．公元前5世纪一公元前4世纪的雅典生活

城邦

战争

希腊的教育：诡辩取代了传统价值观念

修辞学(上)

宗教

2 哲学

I．死亡

II．生命

III．修辞学(下)

3 对话的媒介

I．文学背景

II．背景与场面

III对话

IV．故事与神话

V．苏格拉底的讽刺

参考书目

修辞学（上）

演说是希腊生活，特别是雅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荷马史诗中的英雄以“行为果敢和能言善辩”著称。强大的杀人者阿基里斯与迂回曲折的讲故事者奥德修斯相对应，就是鲜明的例证。在《奥德赛》中，奥德修斯屡屡乔装打扮，编造履历，而且献出闻名千古的“木马记”，这些都说明了荷马史诗迂回曲折的特征。因此有谚语说：希腊人送礼，没安好心。但是这个谚语很容易被修改为：希腊人讲故事，没安好心。

希罗多德在描述其冒险经历和波斯战争的进程时，再现了人们在演说、辩论或讨论中曾使用过的语言。修西底德斯在其所著《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更详细地记载了当时的语言，重现了在政治性问题的讨论中辩论双方各抒己见的情景，叙事部分则记录结果和政治性事件的重要意义。他还记录了个别的示范性演说，例如伯利克里曾经为阵亡的雅典将士致悼词；在这篇文献中，他赞美了雅典以及雅典的生活方式。

所有这些演说的一个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可信性及其与真理的关系。对可信性问题的关注引发修辞学的研究，对真理的关注引发哲学研究。二者都在公元前5世纪发展起来。我们将在这一章讨论修辞学的发展背景及其社会意义。这里讨论的结果将使我们在下一章的结尾处，即在我们考察完哲学之后，返回这个论题。然后，我们才能确定，修辞学与哲学是否真的不同，这种不同是如何发生的。

希腊政治生活的现实要求每一个公民必须像传说中的或历史上的英雄人物那样，能够发表演说。在雅典以及其他城邦的民主政体中，规模较大的公共集会往往围绕某些问题举行辩论，然后投票决定他们的解决方案。有效的演说者能够引导其同胞形成一种讨论方法，以赞成或反对政府关于战争、贸易、公共建筑以及外交的提案，与我们现在的做法相差无几。政治权力依赖于有效的演说。好的思想固然有益，但是如果不能用简洁的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那么参加集会的群众不可能受过专门训练或具有很大的耐心。更重要的是，一个有效的演说者可能提出一种普普通通的思想，却能使它听起来非同一般。政治权力取决于赢得公众支持的能力，而不是取决于最好的思想。例如，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成功地说服雅典议会否决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普的建议，结果为雅典带来一场不必要的战争和失败。传统希腊思想对个人成就的定义是过一种高尚而满意的生活。政治成就也在于创造一种满意的市民生活。俄狄浦斯（Oedipus）的故事说明，这种幸福既脆弱，又复杂。然而，让人们听起来觉得，某人知道他在谈论什么，而且知道如何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许仅仅要求这个人做一项简单的研究，看看听众对某一问题知道些什么，希望听什么。美诺在其对话中已经认识到：“对于人们可能请教你的任何问题，都要像专家那样，做出大胆的自信的回答。”如果他信心百倍，听起来像一个专家，人们就会相信，他知道他在谈论什么。这使他得以兑现智者们对听众通常所做的那种许愿，因为听众是他们百般逢迎的衣食父母。“他本人愿意为任何一个希望请教他的希腊人答疑解难，而且他能够回答任何问题”（70b-c）。

现在的民意测验引导我们社会的讨论，帮助政治家们“听起来像一个专家”，因为民意测验能够确定听众愿意听的那些名词，无论这些名词所提供的信息是什么。一个聪明的政治家会利用民意测验来骗取公众的希望和恐惧，与其说他试图理解某个问题，毋宁说他是在为自己捞取功名。这些有政治前途的希腊青年热衷于学习修辞法，因为修辞法讲的是演说风格与听众的具体信念如何吻合的技巧。

雅典生活中另一个有关的事实是法律制度。无论是作为原告或被告，个人必须在法院自己提出诉讼。与现在不同，那时还没有法律机关，也没有政府官员去捉拿犯罪嫌疑人，然后到法院起诉他们。刑事诉讼在两个公民之间进行。有效的演说者可能侵扰对方，他会首先提出虚假诉讼，然后提出有力的论证；他也可能故意犯罪，以为他能在辩论中胜过任何一个可能的起诉人。这是凯里克利（Callicles）在《高尔吉亚篇》中所做的描述，以说服苏格拉底放弃哲学，教授修辞学：

虽然你没有做任何坏事，但是，如果有人想把你或任何别的人抓起来，投进监狱，说你触犯了法律，那么你一定非常明白，你不可能保护自己。你站在那里，头昏脑胀，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尽管那个家伙的指控并非纯粹捏造，也不完全虚假，但是，如果他硬是把你拽上法庭，要求把你判处死刑，你就得去死。（486b）毫无疑问，这里回响着《申辩篇》中的情景，在这篇文献中，苏格拉底由于政治原因而被起诉。苏格拉底确实回应了凯里克利：如果是真理的法庭进行判决，那么哑口无言的应该是他，被判处死刑的也应该是他。苏格拉底是否为自己及其使命做了充分的辩护，我们将在下一章详细讨论。

我们已经看到，智者们教授许多学科，但是任何学科都不像修辞学那样受欢迎。在《普罗泰格拉篇》中，当苏格拉底和他的青年学生希波克拉底来到智者们的住所时，他们发现希比亚正在谈论物理学和天文学，普罗狄柯（Prodicus）正在解释同义词的细微区别，普罗泰格拉正在回答任何学科的任何问题。可是当话题转向政治的艺术和修辞的作用时，他们都参加进来，为这个中心论题辩护。这是他们的命根子。为了听起来有说服力，一个人必须对许多事物都有所了解，因此智者们都很博学，他们的词汇量以及他们做出的理论概括几乎涵盖了人类经验的所有领域。他们不是要教会一个人应该如何与将军、造船工程师或医生交谈，更不是要教会他应该如何去从事这些工作；毋宁说，他们的目的是教会他应该如何与听众讨论这些话题，尽管听众对这些专家们的实际方法和做法基本上是一无所知。

……

P48-52

总序

赵敦华

贺麟先生在抗战时期写道：“西洋哲学之传播到中国来，实在太晚!中国哲学界缺乏先知先觉人士及早认识西洋哲学的真面目，批评地介绍到中国来，这使得中国的学术文化实在吃亏不小。”贺麟先生主持的“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委员会”大力引进西方哲学，解放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的“哲学”和“政治学”系列以翻译引进西方哲学名著为主。20世纪80年代以来，三联书店、上海译文出版社、华夏出版社等大力翻译出版现代西方哲学著作，这些译著改变了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知之甚少的局面。但也造成新的问题：西方哲学的译著即使被译为汉语，初学者也难以理解，或难以接受。王国维先生当年发现西方哲学中“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小可爱”，不少读者至今仍有这样体会。比如，有读者在网上说：“对于研究者来说，原著和已经成为经典的研究性著作应是最为着力的地方。但哲学也需要普及，这样的哲学普及著作对于像我这样的哲学爱好者和初学者都很有意义，起码可以避免误解，尤其是那种自以为是的误解。只是这样的书还太少，尤其是国内著作。”这些话表达出读者的迫切需求。

为了克服西方哲学的研究和普及之间隔阂，中华书局引进翻译了国际著名教育出版巨头汤姆森学习出版集团(现为圣智学习集团)的“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wadswonhPhilosophers)。“华兹华斯”是高等教育教科书的系列丛书，门类齐全，“哲学家丛书”是“人文社会科学类”中“哲学系列”的一种，现已出版88本。这套丛书集学术性与普及性于一体，每本书作者都是研究其所论述的哲学家的著名学者，发表过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和论文，在为本丛书撰稿时以普及和人门为目的，用概要方式介绍哲学家主要思想，要言不烦，而不泛泛而谈，特点和要点突出，文字简明通俗，同时不失学术性，或评论其是非得失，或介绍哲学界的争议，每本书后还附有该哲学家著作和重要第二手研究著作的书目，供有兴趣读者作继续阅读之用。由于这些优点，这套丛书在国外是不可多得的哲学畅销书，不但是哲学教科书，而且是很多哲学业余爱好者的必读书。

“华兹华斯哲学家丛书”包括耶稣、佛陀等宗教创始人．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艾茵·兰德等文学家，还包括老子、庄子等中国思想家。中华书局在这套丛书中精选出中国人亟需了解的主要西方哲学家，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梭罗和加缪等富有哲理的文学家和思想家，改名为“世界思想家译丛”翻译出版。中华书局一向以出版中国思想文化典籍享誉海内外，这次引进翻译这套西文丛书，具有融会中西思想的意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在思想文化频繁交流的全球化时代，没有基本的西学知识，也不能真正懂得中华文化传统的精华，读一些西方哲学的书是青年学子的必修课，而且成为各种职业人继续教育的新时尚。中华书局的出版物对弘扬祖国优秀文化传统和引领时代风尚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值得赞扬和支持。

张世英先生担任这套译丛的主编，他老当益壮，精神矍铄，认真负责地选译者，审译稿。张先生是我崇敬的前辈，多年聆听他的教导，这次与他的合作，更使我受益良多。这套丛书的各位译者都是学有专攻的知名学者或后起之秀，他们以深厚的学养和翻译经验为基础，翻译信实可靠，保持了原书详明要略、可读性强的特点。

本丛书45册分两辑出版后，得到读者好评。我看到这样一些网评：“简明、流畅、通俗、易懂，即使你没有系统学过哲学，也能读懂”；“本书的脉络非常清晰，是一本通俗的人门书籍”；“集文化普及和学术研究为一体”；“要在一百来页中介绍清楚他的整个哲学体系，也只能是一种概述。但对于普通读者来说，这种概述很有意义，简单清晰的描述往往能解决很多阅读原著中出现的误解和迷惑”，等等。

这些评论让我感到欣慰，因为我深知哲学的普及读物比专业论著更难写。我在中学学几何时曾总结出这样的学习经验：不要满足于找到一道题的证明，而要找出步骤最少的证明，这才是最难、最有趣的智力训练。想不到学习哲学多年后也有了类似的学习经验：由简入繁易、化繁为简难。单从这一点看，柏拉图学园门楣上的题词“不懂几何者莫入此门”所言不虚。我先后撰写过十几本书，最厚的有80、90万字，但影响最大的只是两本30余万字的教科书。我主编过七八本书，最厚的有100多万字，但影响最大的是这套丛书中多种10万字左右的小册子。现在学术界以研究专著为学问，以随笔感想为时尚。我的理想是写学术性、有个性的教科书，用简明的思想、流畅的文字化解西方哲学著作繁琐晦涩的思想，同时保持其细致缜密的辨析和论证。为此，我最近提出了“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的主张。我自知“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现在还不是现实，而是一个实践的目标。本人实践的第一步是要用中文把现代西方哲学的一些片段和观点讲得清楚明白”。欣闻中华书局要修订再版这套译丛，并改名为《最伟大的思想家》，每本书都是讲得清楚明白的思想家的深奥哲理。我相信这套丛书将更广泛地传播中国大众的西方哲学，使西方哲学融合在中国当代思想之中。

2013年10月于北京大学蓝旗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