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写信给你的时候，正是我想投江自杀的时候；现在我写信给你时的情绪，却与以前不同了。不过写这前后两封信的动机是一样的——我以为你能明白我，你能与我表同情。维嘉先生！我想你是一个很明白的人，你一定知道：一个人当万感丛集的时候，总想找一个人诉一诉衷曲，诉了之后才觉舒服些。我并不敢有奢望求你安慰我；倘若你能始终听我对于自己历史的回述，那就是我最引以为满意的事了。
现在，我请你把我的这一封长信读到底！
在安徽省T县P乡有一乱坟山，山上坟墓累累，也不知埋着的是哪些无告的孤老穷婆，贫儿苦女——无依的野魂。说起来，这座乱坟山倒是一块自由平等的国土，毫无阶级贵贱的痕迹。这些累累的坟墓，无论如何，你总说不清哪一个尊贵些，卧着的是贵族的先人；哪一个贫贱些，卧着的是乞丐的祖宗。这里一无庄严的碑石，二无分别的记号，大家都自由地排列着，也不论什么高下的秩序。或者这些坟墓中的野魂，生前受尽残酷的蹂躏，不平等的待遇，尝足人世间所有的苦痛；但是现在啊，他们、是再平等自由没有的了。这里无豪贵的位置，豪贵的鬼魂绝对不到这里来，他们尽有自己的国土；这里的居邻尽是些同等的分子，所谓陵弱欺贱的现象，大约是一定不会有的。
乱坟山的东南角，于民国四年九月十五日，在丛集土堆的夹道中，又添葬了一座新坟。寥寥几个送葬的人将坟堆积好了，大家都回去了，只剩下一个带孝的约十五六岁的小学生，他的眼哭得如樱桃一般的红肿。等到一切人都走了，他更抚着新坟痛哭，或者他的泪潮已将新坟涌得透湿了。
夕阳渐渐要入土了，它的光线照着新掩埋的坟土，更显现出一种凄凉的红黄色。几处牧童唱着若断若续的归家牧歌，似觉是帮助这个可怜的小学生痛哭。晚天的秋风渐渐地凉起来了，更吹得他的心要炸裂了。暮帐愈伸愈黑，把累累坟墓中的阴气都密布起来。忽而一轮明月从东方升起，将坟墓的颜色改变一下，但是谁个能形容出这时坟墓的颜色是如何悲惨呢？
他这时实在也没有力量再哭下去了。他好好地坐在新坟的旁边，抬头向四面一望，对着初升的明月出了一会神。接着又向月光下的新坟默默地望着。他这时的情绪却不十分悲惨了，他的态度似觉变成很从容达观的样子。他很从容地对着新坟中的人说：
“我可怜的爸爸！我可怜的妈妈！你俩今死了，你俩永远抛下这一个弱苦的儿子，无依无靠的我。
“你俩总算是幸福的了：能够在一块儿死，并且死后埋在一块，免去了终古的寂寞。黑暗的人间硬逼迫你俩含冤而死，恶劣的社会永未给过你俩以少微的幸福。你俩的冤屈什么时候可以伸雪？你俩所未得到的幸福又什么时候可以偿还呢？
“但是，我的爸爸！我的妈妈！你俩现在可以终古平安地卧着，人世间的恶魔再不能来扰害你俩了。这里有同等的邻居——他们生前或同你俩一样地受苦，他们现在当然可以做你俩和睦的伴侣。这里有野外的雨露——你俩生前虽然背了许多耻辱，但是这些雨露或可以把你俩的耻辱洗去。这里有野外的明月——你俩生前虽然一世过着黑暗的生活，但是现在你俩可以细细领略明月的光辉。
“爸爸！妈妈！平安地卧着罢！你俩从今再不会尝受人世间的虐待了！
“但是，你俩倒好了，你俩所抛下一个年幼的儿子——我将怎么办呢？我将到何处去？我将到何处去？……”
说到此时，他又悲伤起来，泪又不禁涔涔地流下。他想，他的父母既然被人们虐待死了，他是一个年幼的小孩子，当然更不知要受人们如何的虐待呢！他于是不禁从悲伤中又添加了一层不可言状的恐惧。
“倒不如也死去好……”
他又这般地想着。 维嘉先生！这一个十六岁的小学生，就是十年前的我。这一座新坟里所卧着的，就是我那可怜的，被黑暗社会所逼死的父母。说起来，我到现在还伤心——我永远忘却不了我父母致死的原因！现在离我那可怜的父母之死已经有十年了，在这十年之中，我总未忘却我父母是为着什么死的。
江河有尽头，此恨绵绵无尽期！我要为我父母报仇，我要为我父母伸冤，我要破坏这逼使我父母惨死的万恶社会。但是，维嘉先生，我父母死去已十年了，而万恶的社会依然，而我仍是一个抱恨的飘泊的少年！
民国四年，我乡不幸天旱，一直到五月底，秧禾还没有栽齐。是年秋收甚劣，不过三四成。当佃户的倘若把课租缴齐与主人(我乡称地主为主人)，就要一点儿也不剩，一定要饿死。有些佃户没有方法想，只得请主人吃酒，哀告将课租减少。倘若主人是有点良心的，则或将课租略略减少一点，发一发无上的大慈悲；不过多半主人是不愿意将课租减少的——他们不问佃户有能力缴课租与否，总是硬逼迫佃户将课租缴齐，否则便要驱逐，便要诉之于法律，以抗缴课租罪论。有一些胆小的佃户们，因为怕犯法，只得想方设法，或借贷，或变卖耕具，极力把课租缴齐；倘若主人逼得太紧了，他们又无法子可想，最后的一条路不是自杀，就是卖老婆。有一些胆大的佃户们，没有方法想，只得随着硬抵，结果不是被驱逐，就是挨打，坐监狱。因之。那一年我县的监狱倒是很兴旺的。’我家也是一个佃户。那一年上帝对于穷人大加照顾，一般佃户们都没脱了他的恩惠。我家既然也是一个佃户，当然也脱不了上帝的恩惠，尝一尝一般佃户们所受的痛苦。我家人口共三人，我的父母和我。我在本乡小学校读书，他们俩在家操作；因为天旱，我的书也读不成了，就在家里闲住着。当时我的父母看着收成不好，一家人将要饿死，又加着我们的主人势大，毫不讲一点儿理由，于是天天总是相对着叹气，或相抱着哭泣。这时真是我的小生命中一大波浪。
缴课租的日子到了。我家倘若把收得的一点粮食都缴与主人罢，则我们全家三口人一定要饿死；倘若不缴与主人罢，则主人岂能干休？我的父母足足哭了一夜，我也在旁边伴着他俩老人家哭。第二日早饭过后，主人即派人来到我家索课租。那两个奴才仗着主人的势力，恶狠狠地高声对我父亲说：
“汪老二！我们的主人说了，今天下午你应把课租担送过去，一粒也不许缺少，否则打断你的狗腿！”
我的父母很悲惨地相互默默地望着。那两个奴才把话说完就出门去了。我俯在桌子上，也一声儿不响。到后来还是我母亲先开口问我父亲：
“怎么办呢？”
“你说怎么办呢？只有一条死路！”
我听见我父亲说出一条死路几个字，不禁放声哭了。他俩见我放声哭了，也就大放声哭起来。后来，我想老哭不能完事，一定要想出一个办法。于是我擦一擦眼泪，抬头向父亲说：
“爸爸！我想我们绝对不至于走到死路的。我想你可以到主人家里去哀告哀告，或者主人可以发点慈悲，不至于拼命地逼迫我们。人们大约都有点良心，当真我们的主人是禽兽不成？爸爸！你去试一试，反正我们也没有别的方法可想……”P6-9
如果从主题学的角度来认识20世纪中国文学，人们一定会将革命主题视为这一时段最具标志性意义的文学景观。在诸多现代作家笔下，遭遇人生痛苦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都选择了愤怒地控诉社会的方式，指出现实人生痛苦的最大根源在于社会的黑暗，而很少有作家会说作品人物自己内心有问题，或是性格有问题。这种寻求外部环境解放的文学表达，在20世纪20年代构成了极为独特的所谓“革命加恋爱”的文学现象。一方面是强势的革命、暴力，一方面是柔弱而温柔的恋爱，这两者看似极不相称的因素竟然就如此这般地带进了现代中国文学的视野。除了执笔写这些作品的青年作者之外，很多同时代的作家、读者感觉到奇怪，并进而批评这些作品的非文学化、粗鄙化。如茅盾对于阳翰笙《地泉》的批评便是一例。但很多当事的文学青年并不以为自己的这种表述是一种矫情和革命浪漫主义的虚火燃烧，至少对于像蒋光慈这样的文学青年而言，觉得自己真正是在用热血书写时代的辉煌篇章。
蒋光慈是书写“革命加恋爱”文学的圣手。他1901年生于安徽霍丘县南乡一个贫民家庭。1920年到上海，经陈独秀等介绍，加入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并学习俄语。1921年赴苏联学习，于次年加人中国共产党。他的文学梦萌生于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感召，脱胎于苏联学习期间。在苏俄赤都圣地，他仿佛生活于梦幻之中。苏联劳动大学学员之间交流的都是改天换地的革命理论，好似世界的天下今后都将由这班年轻人来规划和摆布。所以，除了理想，还是理想，一切都是向前看的光明前景，只有拥有这种理想憧憬的年轻人，才配得上如此宏大的解放事业。革命激情和高昂的诗情，常常让一些人不能自已。写诗，进行文学创作，大概是很多这一时期革命青年的共同选择。蒋光慈的文学之路，始于苏联。他称莫斯科是“我的亲爱的乳娘”。但从他1924年回国，到1931年8月31日在上海病逝，好像是峰回路转，革命的理想蓝图并没有绘就，倒是文学家“蒋光赤”的“革命加恋爱”小说，被同时代人记住了，也长久地留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蒋光慈思想上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个人生活上却并不如意。1924年秋他到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被中共党组织派往张家口担任冯玉祥将军的苏联顾问的翻译。1926年8月结婚，但妻子3个月后就病逝。1928年他与钱杏邮等人创办太阳社，鼓吹革命文学，但同时也攻击鲁迅，称其为“落伍者”，而鲁迅先生在《文坛的掌故》一文中，以嘲弄的口吻，称蒋光慈为“蒋光X”，说这些革命文学的倡导者“要有革命的名声，却不肯吃一点革命者往往难免的辛苦”。蒋光慈生命的最后时刻，想来是矛盾与彷徨的。他不愿意加入冒险的飞行集会，1930年遭到开除党籍的处分。如果不是生命匆匆结束，不知道他的思想未来走向是怎样的？这种跳跃性的思想变化，是不少年轻的革命者身上常见的现象。蒋光慈的文学成就并不很高，但却引人注意。这些小说如果用理论来加以概括的话，其实就是观念与故事演绎的结合。观念是他在苏联时期接受的那些革命理论；故事演绎就是他经验中的现实生活，包括经历和想象的革命故事。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是不是可取，反正他的同时代人大都是持否定态度的。不仅政治上的反对派嘲笑他，就是像郑超麟这样的革命同党也不屑于如此粗糙的政治美学。但粗糙归粗糙，在文学话语权上，蒋光慈的创作应该是成功的。他取得了一种文学发明权，一种政治乌托邦加文艺美学的宣泄。大凡20世纪政治剧烈动荡时期，文学上总会有类似的创作出现，而此时，蒋光慈式的小说创作，或者说，那种理想激情的诗学燃烧就会熊熊而起。这好像是20世纪的时代症状。你能说茅盾在大革命时期创作的《蚀》三部曲中就没有“革命加恋爱”的因子？你能说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中摆脱了“革命加恋爱”的痕迹？甚至是时隔半个世纪后的新时期和新世纪的中国文学中，这种文学幽灵还潜藏在时尚的躯壳内。像《绿化树》中一边阅读《资本论》，一边享受肉体欢乐的章永磷；像新世纪诸多“底层文学”中的底层民意的代言者形象，他们的血脉中多多少少都带有蒋光慈小说的某种精神气质。 对蒋光慈作品的文学史评价似乎早已盖棺定论：很多研究者认为他的作品文学上没有多少可取，只是社会学意义上还保存着一丝历史考古的价值。但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实际情况看，如此结论，似乎下早了点。我们在当下一些批评家和作家的言论与创作中，分明会感觉到蒋光慈依然幽灵般活着。
龚海燕
2009年3月
随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时代的到来，如何更加自觉地发挥和弘扬我国源远流长的文化“软实力”，自然便成为国家和民族新的文化发展战略的着眼点。缘于此，上海市作家协会和上海文学发展基金会共同发起编纂的《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也自当要从建设上海文化大都市的基础性文化工程着眼，充分发挥历史的文化积淀和展现深厚的学术渊源，广采博辑，探幽烛微，以期起到应有的咨询鉴赏和导向传承的作用。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上海文学的生成和发展过程来梳理开掘上海近二百年以来的历史文脉和文学矿藏，温故知新，继往开来，无疑将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和启迪作用。《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这是我们应该极为珍惜的宝贵财富，对于我们当前有待进一步繁荣发展的文学事业也将是一种很好的推动和激励。
早在上个世纪初，上海作为一个面向世界的文化都会，对全国文化人才逐步形成了一种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态势，从而产生了巨大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有效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国近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也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所谓“海派文学”的形成和发展，实际上是近百年来全国四面八方文学人才云集上海、共同参与的结果。正像鲁迅先生当年所说的那样，“所谓‘京派’与‘海派’，本不指作者的籍贯而言，所指的乃是一群人所聚的地域，故‘京派’非皆北平人，‘海派’非皆上海人”(《鲁迅全集》第5卷，第352页)。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共识，所以我们在编选这部《海上文学百家文库》时，主要不以作者的出生地域为界，而是视其是否通过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参与了上海文学事业的共建共荣，并获得重要的文学成就为取舍。
上海作为我国开埠早并兼有海洋性文化特征的世界大都会，在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和理论流派的交流和渗透下，在文化、文学方面自然也得了风气之先，使得上海的传统文化和保守思潮受到很大的冲击和洗礼，而各种新锐的学术思想、文化新潮和创作流派，则纷至沓来，一发而不可收，从而奠定了上海文化和文学开放性、现代性的基础。时至今日，文化艺术的多元互补、兼收并蓄已经成为人类思维方式和审美要求的必然趋势。特别是在当前不可逆转的世界文化的大整合、大跨越的历史潮流面前，我们必须以更加自觉的文化心态与创新精神来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为人类的美好文明做出应有的贡献。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规模宏大，卷帙浩繁，在编选过程中除了直接参与本书编辑工作的编委和有关人员的通力合作，还得到人选作者的家属和海内外文化界人士的热情关注和支持，为我们提供了很多宝贵的意见、信息和资料，特此铭记，以表谢忱。
2010年3月
蒋光慈，1901～1931。原名侠僧，笔名光赤，六安人。“五四”时期参加芜湖地区学生运动。民国10年(1921)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从事文学活动，曾任上海大学教授。民国16年与阿英、孟超等人组织“太阳社”，编辑《太阳月刊》、《时代文艺》、《新流》、《拓荒者》等文学杂志，宣传革命文学。著有诗集《新梦》、《哀中国》，小说《少年漂泊者》、《野祭》、《冲出重围的月亮》等。
本书选录了蒋光慈先生的作品。
《海上文学百家文库》以131卷的文本规模，精选汇集了19世纪初期至20世纪中叶在上海地区出现的约270位作家和他们的富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经久的艺术魅力的约6000万字的代表作品，集中展现了上海文学的深厚底蕴和辉煌成果。
本卷为其中之一，选录了蒋光慈先生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