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老一辈人的眼中，当年央视的著名主持人吕大渝回忆“陈虻在先后进组的几个年轻人中是比较文弱的一个。”她在《悼念陈虻》文章中提到一件往事：“当时组里分到一个支教的名额，人选原来是别人，可临阵意外地变成了陈虻，我有些不忿，但好歹是个副组长，没原则的话不能讲，只好劝慰他，没关系，就去一年，很快就回来了。陈虻安静地笑笑，什么话都没有说。我对他心疼的感觉，大概就是从那件事开始的。”直到十多年以后，吕大渝再见到陈虻时，陈虻已经当上了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的副主任，但不知为什么，她的感觉仍然是“让人心疼的陈虻”。

到这个栏目组的头三年，陈虻没有具体分工，每天上下班，与在航天部当机关团委书记时的反差犹如天上地下。他后来说：“当年我干的工作就叫‘打杂’。主要任务是领肥皂、毛巾，拿报纸，干杂务。谁在外面拍片子磁带不够了，一个电话回来，我就扛几箱带子，买张站台票送过去。谁的钱不够了，我就负责跑邮局寄钱。”

有心人即便打杂，也不忘学艺。给摄像师扛机器，陈虻说：“趁卸架子的功夫，我瞅一眼取景器的构图。晚上别人休息的时候，我偷偷拿摄像机比划比划。后来还渐渐试着给摄像出点主意，给导演提点结构上的建议。”

跟在剧组后边扛大箱、接电线的那个阶段，陈虻有一次被分配给日本NHK电视台当剧务，拍一部关于亚洲住房的专题片。他把这个机会当成上一次培训班，每天张罗琐碎事务的同时，他默默地观察这部专题片的每一个生产环节，记下了日本人怎么做前期、怎么做调查、怎么选择被拍摄对象和现场，还有每晚怎么做案头工作。

有个圈内人指点陈虻：“你进电视台要先学会拍照片。”他立马就把结婚的金戒指卖了，还卖了一个小录音机，凑足钱买回一台佳能照相机。十多年以后，在给《纪事》栏目组讲课的时候，陈虻谈起这段往事：“家里什么都没有了，一贫如洗。但我有了相机，天天在马路上咔嚓咔嚓拍照，回家自己冲胶卷，琢磨构图、用光、景深。”

机遇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进入栏目组的第三年，一天下午，陈虻在办公室值班，领导大步闯进来：“有个紧急任务。”他环顾四周，没有别人，就对陈虻说：“交给你吧。明天上午九点半在钓鱼台国宾馆采访哈默。你知道谁是哈默吗?”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王振宇、《劳动报》记者费凡平在当年采访陈虻的报道中，都曾描述过这段故事：

陈虻脑子“嗡”的一下：哈默是谁?第六感觉告诉他，把他撞“嗡”的不是哈默，而是机会。他迅速回答：“知道。”领导说：“那好，明天9点，把采访提纲带上，我们准时出发。”

时间已经是下午4点。陈虻起身蹿了出去，如果抓紧时间，如果图书馆还没有关门，一切都还来得及。守着哈默的材料，陈虻忙了一夜，写下了九个问题。

第二天，他们顺利地采访了哈默。收工的时候，领导叫住陈虻，把13分钟的素材带交到他的手上，只留下一句话：“做一个10分钟的节目。”

对于一个10分钟的专访节目来说，这点素材只是杯水车薪。离播出还有两个星期，陈虻跑遍了北京城所有能够找到哈默资料的地方，文字的、图片的、影像的，一一搜罗到手。解说词只需要几百字，但陈虻字斟句酌，整整写了三天。把节目带交上去的时候，陈虻的手都在发抖。

《中国青年》杂志记者王振宇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2002年他采访陈虻的时候，已经距离这个节目拍摄过去14年了，但陈虻还能准确地背出几百字的解说词。

陈虻成功了。美方也很满意。不久，美国西方石油公司决定邀请一个摄制组赴美拍摄哈默的人物传记片，点名要的就是陈虻这个摄制组。

在美国整整拍摄了一个月。回国做后期时，陈虻请赵忠祥做解说，第一次做完以后，赵忠祥对陈虻说：“这片子太好了。我又找到新的感觉了，我要重新配一遍。”

《勇敢的人——哈默》是陈虻拍摄电视人物片的处女作，也是代表作。他采用了一种新的结构方式，把最新的新闻时事镜头与过去的历史镜头平行剪接，他说：“利用结构的力量，构成时空的张力，展现人物的变化。”

P5-6

陈虻留给我们的东西很多，这本书给了我们一共重新认识陈虻的角度。

——央视主持人 敬一丹

我从这本书记录下来的文字里，才再一次认识他；从那些我没来得及听见的话，听见了没听进去的话，听进去没听明白的话。

——央视主持人 柴静

不仅是纪录片从业者，我觉得所有读到这本书的人都可能会受益，因为陈虻谈的是一种对人的理解，拥有这种理解力，将是一次精神上的整容。

——央视制片人 李伦

陈虻的书能够在这个时候出来，也是喝这个时代的一个对话。

——复旦大学教授 吕新雨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于2013年1月推出第一版，在一年半的时间里，已经连续印刷十次。在新的一次加印之际，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给了我修订的机会与时间，使我能够对本书的内容进行勘误、校正以及补充与完善，力求精益求精，以更高的品质，回馈读者的厚爱。

本次再版，主要进行了四处较大的修订：

一、18篇博文的次序、部分博文的结构，根据时间维度和逻辑关系做了适当的调整。将原来一些疏漏的内容以及新收集到的材料和对一些素材新的认识，一一补充、修正到书中，因而各个章节内部也基本都有不同程度的调整。

二、2013年为纪念央视《东方时空》开播20周年，拍摄了8集电视专题片《点燃理想的日子——我与“东方时空”二十年》，三联书店同时推出了同名书籍。在这部专题片的拍摄过程中，摄制组曾先后采访了在《生活空间》工作过的1 5位编导、摄像。本书在修订过程中，参考了这1 5位被访者讲述的原始记录，从中摘取了一些内容，对有关章节做了充实。

三、附录部分置换了全新的内容：1．上海《东方早报》20l 3年3月1 3日在“文化·专题”版推出《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的书评专题报道，该报记者对王韧、吕新雨、李伦的三篇访谈。2．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 3年5月1 3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逸夫会议中心举办的大型读书会2个半小时的现场全文实录。

四、重新设计了本书的版式、装帧，其中陈虻的艺术照，出自著名摄影家黑明先生之手，他曾供职于《中国青年》杂志，照片于2002年拍摄。23幅工作照以及生活照由原《生活空间》栏目组刘鸿彦和陈虻的家人提供。

关于本书的编著，重申以下几点说明：

一、本书的主体内容，即陈虻的讲述部分，全部取材于陈虻的讲课录像资料、文字资料、他发表的文章以及接受过的公开访谈。具体如下：

1．讲课录像：在央视《纪事》栏目的三次讲座，在《社会记录》栏目的两次讲座，在央视社会与法频道的两次讲座，在广东电视台的一次讲座，在赣州与《我的长征》栏目组的座谈发言。

2．文字资料：在复旦大学第一届电视节的记录稿；在《新闻调查》2002年第三季度评奖会上的发言记录稿。  3．在《中国广播电视学刊》发表的三篇文章：《关于中国纪录片的栏目化运作》(2002／08)、《给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1999／12)、《怎样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994／05)。

在《电视研究》发表的两篇文章： 《再谈“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1 997／07)、《(生活空间)》的拍摄理念》(2000／09)，在《电影艺术》发表的《记录今天就是记录历史》(2000／03)。

4．1995年工作总结，1 998年工作总结及l 999年工作计划、《子夜》栏目策划方案，2007年述职报告。

5．对话与访谈：(1)《我们为什么要出发?——与《生活空间》制片人陈虻对话》，作者吕新雨，原载于《南方电视学刊》1999年第二期；(2)《做生活的目击者》，记者刘天时，原载于1 999年1 2月1 5日《南方周末》；(3)《陈虻“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作者孙金岭，刊载于《直问中国电视人》(中国海关出版社，2002年1月)； (4)《别为自己的低级趣味制造借口》，作者贾梦霞，刊载于《电视信仰》(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年1 2月)。

6．网上访谈：2001年做客央视国际，2003年做客新浪。

二、本书的其他内容，主要有两个来源：

一是陈虻去世后，从网上收集到的200多篇纪念文章。其中的部分文章，后来刊载在央视新闻中心主办的《央视新闻周刊》总第1 50期《永远的陈虻》特刊里。本书引用时，以特刊文字为主，并都注明了作者和文章的题目。

二是参考媒体对陈虻的报道。部分材料与线索来自《青年记者》、《时代潮》、《新闻爱好者》、《新闻界》、《声屏世界》、《电视研究》、《国际人才交流》、《当代电视》、《中国青年》等杂志在陈虻生前所做的关于他的报道。陈虻去世后的部分。主要参考了《南方人物周刊》和《三联生活周刊》的相关报道。

衷心感谢以上全部内容的提供单位与所有的作者。

在本书的编著过程中，我的博士研究生张海华参与了资料收集、语录汇总、初稿集成等工作。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李伦、庄永志、孙玉胜对书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尤其李伦，为本书的第一版和修订版都修正、补充了不少重要的内容，并直接参与了本书的封面设计。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徐 泓

2014．12．23

今天所做的一切相加就等于未来

生命需要保持一种激情。一个人内心不可屈服的气质是会感动人的，并能够改变生活。

一个完全不同的结果，一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过程。你不改变这个过程就改变不了结果。

努力不是成功的根本，重要的是观念。而改变观念完全是由思维方式决定的。

你们遇到的问题，我都遇到过，思考过，总结了应该怎么做，还分析了这样做的道理。

"现在"就是小时候想过无数次要为之奋斗的未来。

《生活空间》：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做人和做饭，我以为做人更紧要，这个节目能不能服务于提高人文教养水平呢？

在前挤后压的情况下，我们寻找到了一个新的表现领域，新的题材领域。

为未来留下一部由小人物构成的历史。

安身立命的是一种态度："目击者"的态度，人文关怀的态度，对历史负责的态度。

选择了一种工作，实际上就选择了一种生活方式。

要完成一件成功的作品，需要两种极具反差的品格--灵异奔放和老老实实。

纪录片，在中央电视台是需要一级保护的产品

国际纪录片有各种流派，你说我们这种拍法算哪一派的？

电视纪录片要利用观众的感性到场，达到观众的理性到场。

回到日常生活中来，关注现实的此刻当下，这是中国纪录片的生命和基础。

纪录片最终的结果是和社会发生关联。中国纪录片面临的挑战，还包括创作者对社会关注能力的挑战。

纪录片有剥削性，就是把本来属于个人的问题公众化了。

影像纪录比文字叙述更有文献价值。

大道无术万法归心

作为第一代中国电视新闻节目的制片人，真的是很自豪的事情。

塑其行易，塑其心难，所以"万法归心"；心正则权正，出于我心，归于公心。

尊重，始终贯穿在我与人的相处关系中，也是我管理中一脉相承的东西。

我更在意你接受新信息的能力和方法。

永远把你的思想、经验和精力贡献给新来的以及水平最差的同志。

最重要的是修炼自己，首先改变自己、提升自己，而不是学什么与人斗的方法。

我不是在改片子，是在改人

既然文如其人，为何不从做人开始？

不能说不好，只能说怎么更好；不是告诉你怎么改，而是激发你自己修改的欲望。

审片的四层次：主题、结构、细节、节奏。

别用排斥的方式来接受我的信息。

自我教育所取得的效果胜于他人枯燥乏味的说教。

兄弟你看，我眼里有泪。

找到属于电视本体的表现手法

我们自身掌握影像方式传达信息和思想的能力，也是限制我们发展的重要原因。

纪实影像有三个功能，或者说三种境界--叙事、抒情、思想。

视觉词汇更多的是一种创造，不是继承。是用新的词汇、构图、运动来体现你的表达。

在全局战略上是编导说了算，在局部战场上就是摄像说了算。

影像风格是由景别和长度决定的。

视觉解读能力是要训练的，你必须经历精读和泛读两个过程。

真实永远取决于认知的主体

真实是无干扰的记录，是原汁原味的生活。

摆拍一个镜头，就失去被拍摄者正常生活的真实状态。

没有绝对的真实，任何一种真实永远取决于认知主体。

从空间来说，真实就是角度；从时间来说，它是一个无限接近的点。

未来电视"有纪实者生，无纪实者死"

不要在生活中寻找你要的东西，而要努力感受生活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生活中的任何一种发生，都永远是我们拍摄的机会，而不是我们拍摄的障碍。

事实判断而非态度判断应该是我们认识的底线。

从注重结论的表达转向为对过程的表达。

结构的力量可以改变叙事的深度和走向

深刻不是耍大胆，不是语不惊人死不休。

利用结构的力量深化主题。

结构就是如何选择配角。

结论是简单的，关系是复杂的。

利用结构的力量加大背景。

细节的细节就不再是细节本身。

必须建立自己对事物认知的坐标系

长期用统一的坐标进行判断，呈现的结果就是这个栏目的理念。

选择了选题，不等于选择了主题。

在这个大圆里选择一个小圆，是你必须做的一份工作。

纪实影像不是一种技术，它首先是一种思想。

三段式创作方法

在开拍之前决定关注方面，在拍摄中发现价值，在剪接时表达主题，在观众收看时产生结论。

一定要问自己为什么要拍这部片子，并对你的答案反复审视。

没有不能拍的选题，只是你怎么拍，怎么把握。

在剪接的过程中表达主题，媒体立场是通过对素材的取舍来完成的。

利用你的信息调动观众的参与。

纪实影像的四次选择

纪实影像最重要的不是技术，而是你对事物的选择和判断。

角度的变化，不仅改变了信息，还改变了信息的价值。

你什么时候介入，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时机的选择。

以观众的未知作为剪辑的起点，并带着问号前进。

说了和说清楚了，是两回事儿：信息的密度、落点、位置。

说清楚了和说精彩了，又是两回事儿：叙述的技巧。

栏目化运作：前面有目标，背后有理念

独，就是别人没有的你有；特，就是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特点用足，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栏目定位以后要把自己的选题标准清晰化，没有对错，只有合适与否。

进入《新闻调查》的选题，一定要有一个只有通过调查才可以认知的未知空间。

外在形式越简单的东西，智慧含量越高。策划就是打好智慧牌。

中国的电视栏目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创办新栏目是容易的，守住是艰难的。

最大的困难就是超越自己。

观点类谈话节目符合电视本体特质

我们最缺的是言论性表达，电视的下一个高峰将是观点类谈话节目。

不同的空间关系构成了不同的人际关系，决定了谈话的方式、内容、深度。

先放在低层次的选题上，逐渐地锻炼队伍。一旦这个空间开放，它就首先闯进去。

创新如果从内容、形态、角度三个层面同时进入，这个栏目必火无疑。

《社会记录》的三个门槛

我认为还有一个空间，那就是做社会新闻的深度报道。

建立一种新的思维，追求一个另类的表达。

从现在开始就应该不断地塑造人物个性，创造这种评论的人物化空间。

包装阿丘这个非主流标志性符号。

社会新闻的叙事结构一定要个性化：改变报道态，学做调查态。

燃烧自己，照亮别人

未来电视节目主持人的竞争一定是在思维个性上的竞争。

我批评了你并不可怕，我对你失望才可怕。

什么对一个主持人最重要？平台！拉里?金也得扎在演播室里，一天天过。

有话好好说。说人话，说老百姓能听懂的话。这是一个态度问题。

做节目，要学会放空自己，去感受。这是一个脱胎换骨的过程。

你要往上顶，才能顶出一片新天地

做电视必须创新，而创新就是永远做那没人做过的事情。

一个创意的产生，决不仅是个人的灵感，而是各种社会因素的集合。

每个媒体人，应该有一个自己的标准，也就是我们要发出一个怎样的声音。

做节目，就像十指捧水，如果每个指缝间都往下漏，捧起来就会两手空空。

我们知道了如何做人，也就知道了如何做事。

你不知道这事该怎么办有挑战性，这是最好的状态。

新闻改革永远是撞击反射

新闻频道要改变：组织生产的方式、频道和受众的关系。

凡是那些人们不知道、或者不曾被合适地表现、不曾被真正理解的事物都是新闻。

向上的题材向下做，向下的题材向上做。

我们有意地低估了受众，为自己的低级趣味制造借口。

白岩松说我是头发最长的制片人。这也是中央电视台领导的宽容。

陈虻：假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可能还会选择央视

附录

对话王韧：那批人都是有纪录片理想和职业操守的

对话吕新雨：我们不缺记录的手段，但缺乏记录的理念

对话李伦：陈虻的理念能帮人做一次精神上的整容

《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读书会实录

编后语

那天我对天阳说，如果你爸能活着，我宁愿他是个平庸的人。天阳似懂非懂地望着我，没吱声。

是的，如果陈虻活着，我们不用在乎他是不是《生活空间》的创立者，是不是《感动中国》的发明者，那无非是两个曾经有些许口碑的电视栏目，没有它们，电视人依然可以选择鬼混或者追求，电视观众也依然可以遥控良币或者劣币。所以，我在意的更多的是陈虻一直在想，而不太在意他想的对不对，换句话说，一个从不停止思想的媒体人是值得尊重的。就像这本书，你不要把它当做电视圣经去读，陈虻的说法与想法并不一定都对，可是有几个人在边做边想?

我们有一万个理由说节目做不好，天不时地不利人不和，层层管制下的所谓创新太像个名目，唯收视率的创作取向更像个市侩商人，不中规蹈矩就哗众取宠，不像个职业更像个圈子。诸多的理由足以让我们但求无过，可我们有什么理由和障碍让自己停止思想呢?托洛茨基、索尔仁尼琴被逐出祖国，遇罗克在囚牢里，他们的思想也未曾停止。而想，独立地想，是电视圈中的奢侈行为，很多人试试就放弃了，想，会让你很累，会累出病来，说出想法，会让你的处境艰难，会让你身边顿时失去很多盟友。

我和陈虻不止一次长聊，他对职业的敬重很大程度上体现在他不停地想，他的想法赤裸裸又直白，这和他理工科出身不无关系。一定程度上我们的想法一致，比如我们认为中央电视台不是电视台，是个表达平台，电视只是个表达载体而已，如果你不是为了表达什么而做电视节目，你的节目也没什么。单就表达而言，只表达了自己那是初级阶段，如果知道让别人表达那算中级，能纪录并且创造条件让别人准确地表达真实的个体感受，那才算高级。这种表达不一定是说话，即便你拍一个纪录片或弄一台晚会，你都会下意识地自我表达，当你知道别人表达的重要性时，你会很节制自己的电视技术，不轻易推拉摇移，不轻易配乐，不轻易铺上非理性的解说词。

公共电视台——英国BBC制订了一个厚厚的工作手册，不吝篇幅，不惜笔墨，这种总结不仅有助于业务的平均水平，更重要的是，它更是一套行为规范。而我们没有，这时思想者和同事的差距就显得很大，通常都不是在一个层面上思考问题，鸡同鸭讲成了常态。

我认为陈虻不厌其烦地讲他那些理论，并不是要在听者中灌输他正确的电视生产理论，而是希望大家都思想起来，大家一起想。思想的结果与时俱进，而思想的过程总是看起来很美。

我甚至认为观众也是有通感的，他说不出来，但他能感觉到什么，那点什么，就和思想有关。我看电视不算多，每每打开电视，就感觉到失去了陈虻。

徐泓编著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我们听你讲(收藏版)》汇集了陈虻生前在央视评论部的审片经典言论、讲座精华、报道文章以及影像，展示了纪录片从观念到方法、从栏目化管理到新节目研发的思想精华。本书由十八篇文章构成，从十八个角度解构他的思想，展示出一个思想深刻而诗意表达的纪录片人之有趣。

陈虻，一个被崔永元、白岩松、柴静等一众思想锐力的名嘴称为精神领袖的人。徐泓编著的《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为什么出发--陈虻我们听你讲(收藏版)》是一本从纪录片出发的哲学书，他纪录着小人物们构成的历史，又是一本用影像去抵达的启示录，他思考的是如何用影像认识世界从民生出发，以影像抵达在最官方的平台，讲述老百姓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