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记者之后，一个是喜欢写批评报道，一个是喜欢写通讯。
通讯是我一直以来的追求，无论我去到哪边，都会选择写通讯报道。写通讯最重要是有细节，到第一现场，细节需要靠挖掘，不然写出来就干巴巴的。我写的每一篇通讯都会有几个细节。我在汕头记者站，观察生活的时候发现了《山中棋手》的主人公，我们还住在一起，他是住在山上的。我们为了专门采访他，在山上住了十多天，积累一些材料，然后就写成了《山中棋手》一文。当时反响很大。
我在汕头当记者站站长的时候，接触当地的干部群众，与当时的地委书记关系很好，他是管农业的，我经常给他打下手，我发现他的作风很朴实很艰苦，然后专门采访了他，写成了《地委书记》这篇通讯，在全省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这篇通讯里面有很多细节。但是现在的同志好像不太喜欢写通讯了，我们报纸也已经很少通讯了。
1963年回来南方日报（总部），1967年我当采编组的组长，我是第二采编组，管经济、农业这块，我也写了不少报道，但是当时报道不允许署名，因为处于文化大革命时期。采编组到阳江，经过一个点，广州政治部的一个点，写了很多报道，在那里一年多，那些报道现在已经记不太清楚了，都没有署名。当组长之后任报社党委常委兼总编辑室主任，1979年担任副总编辑，也是管经济这一块。1987年，我就当“第一把手”，当时我已经58岁了，按照现在的政策，我是不可能当的。当时陈培是总编辑，后来他发现了肺癌，然后住院就不可能工作了，就由我代替他工作，代替了大概一年就把我提成了总编辑，陈培逝世的时候是61岁。当时南方报很坎坷，连续好几个同志相继逝世了。陈培、海南记者站站长曾庆松，还有陈树生相继逝世。
我的胆子够大，一定要坚持批评报道，因为是南方日报的传统，不但要坚持，还要发扬光大。我主持南方日报的工作，把批评报道当成一个重要的项目，一定要抓好，每个周会都会研究有什么好批评的。来信部收到很多读者的来信，很多批评线索。来信部每个礼拜都会做出汇报，发现线索后，就组织人力下去采访。
批评报道不仅要胆子大，心还要细；光胆子大没用，心不细很容易出问题。有些批评报道还要送当地审查，每一篇我都要看过之后才能见报。当时的报纸不像现在的报纸要经过宣传部，由省委书记直接管，所以我就绕开它，直接请示省委书记。现在的情况不一样了，我那时候没有送宣传部的。
那时候宣传部对报纸一般人事那些是管的，具体报道它不管。具体报道省委书记管，省委书记林若比较开明，他是支持批评报道的。当时宣传部长有些意见，我不管。我不怕他。反正犯错误我最多乌纱帽不要了，正厅级够了。 现在回过头来看，现在情况不可想象。当时很顺利，当时我们批评报道占了主角，实事求是，重要的批评报道有些还要给他本人看。当时《南方日报》威信比较广，下面不敢说你不要批评，有省委书记支持。
当时批评报道的对象不光是批评一般的小干部，县委书记、县人大主任照样批，有时是地委委员、厅局级别。也有一些来找我的，比如批评统战部的一个干部，我批评他违反财政纪律。他们很有意见，甚至有副省级领导找我。我说这个是事实。幸亏我们批评了他们，不然错误越犯越大。有人开了个公司，公司发“金卡”给各个领导，这是不合法的嘛。我让报纸批评这个事情。后来公司出了问题，他们也知道理亏不敢再多提意见。
批评报道最重要的因素，一个是领导的胆识。如果领导不敢抓批评，就不会有批评报道，不重视这方面怎么做批评报道。光是胆识还不够，心要细，工作要做得很细，采访一定要很深入，具体事实要站得住。稿子要交当地审阅，或本人审阅，总编辑要把关，有些东西该见报的见报，不该见报的放开一点。
另外，我处理批评报道有几个窍门，批评报道往往是和正面报道、表扬的报道放在一起，做对比。批评这个县以权谋房的，表扬另外一个县有关部门不以权谋私，对比报道说服力很强。搞批评报道我们没有官司，这是个奇迹，没有跟人打过官司。现在看来，搞批评报道寸步难行，不可理解。
批评报道，从报纸的公信力来说，我们这方面行。1988年和1990年广东省纪委两次写信给南方日报，都是为了表扬报社在惩腐倡廉中做出了贡献。打击以权谋房，是当时省委抓的中心工作，《南方日报》批评了恩平以权谋房。当时王宗春做省纪委书记，这个人比较尽职，支持批评报道，第一次写信表扬我们，我们把省纪委表扬信登到第一版报纸头条。第二次是1990年就集中弄以权谋房的报道，有些省纪委查出不是合理的，我们报纸报道后就解决了，省纪委很高兴，写信表扬我们。这个是空前绝后的，我们当时跟省纪委配合得很好。
当时《南方日报》的威信很高。一次纪委在办案的时候，一边挂着纪委的牌子，一边挂着南方日报的牌子，在查案的现场，联合办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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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南方报业以《南方日报》为母体，不断发展，衍生出《南方农村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21世纪经济报道》……从一棵树到一片林，从一家报社变成一个报业集团，逐渐成长为一家国内领先，乃至在国际上有一定知名度的传媒集团。
风正帆悬之际，总是免不了要“瞻前顾后”。2012年底，为传承南方报业发展基因，弘扬南方报业历史文化，南方传媒学院向集团提出申请立项“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旨在通过对离退休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的访谈，记录他们任职南方报业领导时的经历和事迹，努力再现南方报业一甲子多的峥嵘岁月，留下一份难得的南方报业、广东报业乃至中国报业发展的实录。同时，该项目的开展，也将有利于南方报业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发挥改革创新精神，对整个集团凝聚共识、转型发展有促进作用。
我们认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意义有三：一是历史学价值。南方报业的历史，就是广东的发展史，也是中国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小见大，以一隅窥天下风云，南方报业社长口述史有着极高的史料价值。二是新闻学价值。南方报业六十多年弦歌不辍，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云山珠水，岭海领潮，南方报业历届掌舵人的口述史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新闻发展的缩影。三是社会学价值。社会风云变幻，南方报业始终站在时代潮头，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进步，背后被撑开的都可能是重逾千钧的压力。时代如何破冰前行，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和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无疑提供了一个极佳的视角。
最值得庆幸的是，提出该建议时，南方报业的两位奠基者，即《南方日报》的两位主要创办者——杨奇（创刊副社长）和曾彦修都还在世。2015年3月3日，《南方日报》首任总编辑、第二任社长曾彦修在北京去世，享年96岁。曾老的去世，让我们深切体会到抢救历史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2015年我们出版了“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第一辑，主要记录了杨奇、曾彦修两位在南方日报任上的所作所为所感，还有陈鲁直、成幼殊伉俪的“第三方视角”。通过几位老人的回忆，可以清晰地看到：作为中共香港办报团队遗留下来的唯一集中的主干力量，返粤的华商报人经历了从中共领导下的“文人办报”转向“党委办报”的改造和自我改造，而延安来的总编辑曾彦修除带来“党委办报”的经验外，还对原华商报人进行了一番关于党报、机关报政治属性的新洗礼。正是这种南北两地办报风格的激荡与融合，为《南方日报》的发展植入独特基因。
本书是第二辑。不幸的是，由于时间的不可抗力，曾彦修、杨奇之后的南方日报老社长、老总编，诸如赵冬垠、李超、王匡、黄文俞、丁希凌、陈培等前辈均已驾鹤仙去，嘉言懿行如今已是雪泥鸿爪。幸运的是，本书的三位，张琮、刘陶、李孟昱，薪火相继，带领着南方日报从20世纪走进21世纪，也带领着南方日报从一家报社走向一个报业集团，为“南方”后来的大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南方日报》创刊以来，四个版三十多年。和其他地方的省委机关报比较而言，尽管有一定的特色，但棱角或许也并不是那么的鲜明，特点也并不是那么的突出，正是在张琮、刘陶、李孟昱的持续努力下，《南方日报》和后来的南方报业传媒集团才风生水起。
——在《南方日报》的发展上，他们各有作为。张琮，坚持在《南方日报》上开展舆论监督，每周头版刊发一篇批评报道，突出地凸显了省委机关报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刘陶，在任南方日报社社长期间，提出“一手抓报纸，一手抓‘银纸’”的经营理念，将党报走市场的理念发挥得淋漓尽致。李孟昱，在全国率先成功推行省委机关报自办发行，使全省90％以上的乡镇当天可以看到《南方日报》。
——在系列报的培育上，张琮，1984年参与创办《南方周末》。刘陶，1995年主持创办《南方都市报》。李孟昱，将《南方都市报》由周报改为日报，在三年内扭亏为盈；创办《21世纪经济报道》，按照“党委办报，经营者持股”的理念，集团连同该报经营者共持股60％，成为全国第一家尝试建立相对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的报纸。
所有发展成果的获得，都应该归功于改革开放的时代潮流。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也就没有今日之《南方日报》，也没有今日之南方报业传媒集团。
是为序。
吴自力、曹轲、罗永新编著的这本《薪火相继（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第2辑）》是李孟昱、刘陶、张琮关于《南方日报》初创时期的口述历史。
2012年12月底，为传承南方报业发展基因，弘扬南方报业历史文化，南方传媒学院新闻研发部启动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项目。该项目的意义在于：一是历史学价值。南方报业史，就是广东发展史，也是中国新闻发展的一面镜子，以小见大，口述史项目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二是新闻学价值。南方报业60多年弦歌不辍，历史和现实都已经充分证明其在中国新闻史上的独特地位。历届掌舵人的口述史不仅是时代的见证，更是新中国新闻发展的缩影。三是社会学价值。南方报业作为新闻的亲历者和新闻事件的见证人，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
吴自力、曹轲、罗永新编著的这本《薪火相继（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口述史第2辑）》旨在通过对离退休南方报业社长总编辑的访谈，记录他们任职南方报业领导时的经历和事迹，努力再现南方报业一甲子多的峥嵘岁月，留下一份难得的南方报业、广东报业乃至中国报业发展的实录。本书共分三部分，采访了张琮、刘陶和李孟昱三位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