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车难题：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虚拟了一桩符合“电车难题”情境的事件及随之而来的审判，检控官、法官、被告、受害人家属、陪审团、律师、媒体、大学师生、电视观众、论坛网友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自表态，一场思维的激烈碰撞就此展开。作者托马斯·卡思卡特还结合案情与审判进程中的讨论热点，言简意赅地介绍了古往今来若干大哲学家的主要思想与贡献，展示诸位先哲对于当今社会的影响。全书生动有趣，全景式地呈现了诞生数十年来讨论不休且越来越热烈的“电车难题”，堪称一次为广大公民讲授的伦理通识课。

托马斯·卡思卡特 Thomas Cathcart，毕业于哈佛大学哲学专业，此后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神学。履历丰富，职业多变，从大学授课到临终关怀，均有涉足。67岁时开始写作生涯，首部作品（合著）《柏拉图与鸭嘴兽一块上酒吧？》（Plato and a Platypus Walk into a Bar…）一炮而红，畅销全球。目前与妻子居住在纽约。

序言：有问题的电车
新闻报道
警方声明
陪审团的一堂公民课
检察官的指控
辩方答辩
教授的分析
心理学家的意见
主教的陈述
无私者的困境
老师之间的谈话
法官的指示
陪审团的决定
后记：然后怎样？

有问题的电车
一个思想实验，近五十年前出现在英国的一份哲学刊物
上，却于不经意间成为了全世界大学校园、教师休息室、餐桌
闲谈、大众杂志和学术期刊中为人津津乐道的脑经急转弯。从
这个“电车难题”之中，几乎派生出一个迷你学术门类来，被
人戏称作“电车学”。今天的电车学家之中有哲学家、心理学
家、神经学家、进化理论家，也有普通人。
最早的电车难题，是英国哲学家菲莉帕·富特于1967年提
出的。难题的内容十分简洁：一辆有轨电车失去了控制，司机
看见前方的轨道上有五个人。他可以任凭电车继续前行，这样
他们五人一定都会被撞而死（这五个人不知何故都无法离开轨
道）；他也可以将电车转向，开到一根岔道上，而这样只会撞
死另一个人。那么，他是否应当把电车开到人少的轨道上，撞
死一个人，而不是五个人呢？富特还进一步推想，如果杀死一
个人，用他的尸体制成救人的灵药，这和电车的情形有什么不
同？富特认为，我们大多数人都会赞成第一种情形，也就是将
电车改道，杀一救五；但却会反对第二种情况，也即杀人制
药。她觉得，面对这两种情形的不同反应，实在很值得深究。
1985年，一位名叫朱迪斯·贾维斯·汤姆森的美国哲学家
将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展开：这一次，是你亲自看见一辆
失去控制的电车沿着轨道疾驰而去，而你则站在一个道岔开关
的旁边。你可以无动于衷，任凭电车继续前行，撞死那五个
人；或者你也可以扳动道岔，将电车引至侧线，只撞死另外的
那个人。这里的一个新的条件是：和电车司机不同，你并没有
在两条轨道之间做出选择的职业责任。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
以什么都不做。当然，我们也可以说那位电车司机也可以无动
于衷，让电车继续前行，但在他的日常工作之中，他就必须不
断地在轨道之间做出选择，因此他的“无动于衷”，至少在伦
理道德上比一个毫无干系的旁观者来得更复杂些。汤姆森的这
个问题，简而言之就是：作为一个旁观者，你是否应当无动于
衷，将一切交付于命运，还是应当扳动道岔，杀一而救五？
这两位哲学家也提出了许多其他的情形藉以比较，虽然多
有雷同，但也可说在某些方面存在差异。最有名的一个例子就
是由汤姆森提出的：你站在一座跨越电车轨道的天桥上。没有
道岔，也没有侧线。只有唯一的一条轨道，和轨道上的那五个
人。如果你无动于衷的话，那这五个人必死无疑。你发现，要
救这五个人的性命，唯一的办法就是在电车前投以重物，迫其
停止。你身边唯一重量足以能够挡住电车的，是同时站在天桥
上的一个胖子。你是否应当将他推落下桥，从而挽救那五个人
的性命？这与是否扳动道岔，有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那以后，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研究大脑的科学家们，都
试图解释为什么大多数人觉得扳动道岔可取，而推人下桥当
责。各种版本的电车难题纷纷出现，而电车学家们则一直在寻
求答案：扳动道岔和推人下桥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儿？或者两
者之间其实根本就没有本质区别？普林斯顿大学哲学教授科瓦
梅·阿皮亚就曾说过，这些差异细微、数量庞大而又不断涌现
的评论，“令《塔木德》都显得宛如CliffsNotes 一般精
简。”
一些哲学家和许多业余的观察者们，都曾质疑此类思想实
验的价值。毕竟，真实生活中的抉择显然复杂得多，也没有电
车难题这样牵强。但也有人认为，正是因为此类思想实验的简
洁性，可以帮助我们看清在更复杂的伦理问题中，我们是如何
抉择，或者应该如何抉择的。例如，菲丽帕·富特1967年的那
篇文章，目的就是为了讨论因堕胎而引起的伦理问题：譬如对
于天主教徒来说，能否为了保全母亲的生命切除子宫，虽然因
此造成的妊娠终止是他们宗教意义上的不良后果？最后，虽然
大多数的哲学著作对于我们非专业人士来说都显得艰深晦涩，
但电车难题却通俗易懂。
多年以来，其他领域的学者也深受电车难题的吸引。2003
年，哈佛大学的一群心理学家们建立了一个名叫“道德观念测
试”的网站，记录访客们对于各种电车难题的反应。研究初期
需要五千名参与者，但达到这个目标只用了数周的时间。如今
十多年后，这个网站仍在运作，并继续吸引了大量的访问者。
2009年，哈佛大学首度将课程全面展开。政治学教授迈克
尔·桑德尔的本科课程“正义”本来就十分受欢迎，如今被放
到了互联网上，既可修学分，也通过PBS电视台供普通观众收
看。桑德尔教授的第一堂课就以电车难题展开，受到了热烈的
反响。由于这堂课在很多渠道都可看到，因此要知道具体的观
众人数并不容易。但是仅仅PBS版的视频在Youtube上就有440
万人次的访问量，比NBA球员勒布朗·詹姆斯2010年宣布转会
的视频高出两倍。
电车难题提出延绵不绝，层层深入的新问题，就和自苏格
拉底以来的哲学家们一样，它在世界各地激起许多彻夜的讨
论。一直以来，大多数人都觉得这只不过是一个巧妙的哲学谜
题，发人深思，引人入胜，甚至是有些异想天开。
但是，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电车难题：该不该把胖子推下桥》通过一桩假想的案件，探讨了著名的伦理法律谜题——“电车难题”。为了拯救身陷灭顶之灾的五个人，能不能牺牲一个无辜的旁观者？于1967年首次提出的“电车难题”，经1985年《耶鲁法学杂志》专文讨论之后，成为全球各地尤其是高校课堂热烈争辩的主题，经久不衰。本书假设出现了这样一起案件，随后，检控官、法官、被告、受害人家属、陪审团、律师等各路人马纷纷登场，各自表态，一场思维的激烈碰撞就此展开。

然后怎样？
电车学的讨论的确有趣，但然后又怎样呢？我们追随达夫
妮·琼斯，经历了审判的跌宕起伏，但到头来，我们是否比当
初更为明智了呢？
也许有人相信，正如陪审员南希所认为的那样，我们的道
德抉择最终还是出自情感的本能，因此一切分析都只不过是为
我们的道德直觉寻找理由罢了。以这种观点来看，思考我们所
作的道德区分的基础，譬如扳动道岔和推人下桥之间的区别，
似乎除了娱乐之外并无其他价值。我们也许会说，自己在心底
深处“知道”某一行为可取而另一行为当责，而我们也许会因
此觉得，任何思考和表述仅仅是在寻找理由。事实上，涉及电
车学的诸多哲学文献确实沿袭了这一套路，也即彼得·辛格所
谓的“在不同情形之间寻找差异，来为我们最初的直觉反应辩
护”。如果道德思考归根结底不过是寻找理由，我们也许会
问：“那么这还有什么意义？”也许苏格拉底“不经省思的人
生不值得活”之语究竟还是错的。
圣母大学的一位社会学家克里斯蒂安·史密斯
（Christian Smith）最近发表了一篇颇具争议的论文，研究
内容是十八到二十三岁间的“年轻成年人”如何考虑道德问
题。史密斯在论文中表达了这样的担忧：在参与调查的年轻人
中，很大一部分在考虑道德议题时思维混乱。其中30％表达出
了强烈的道德相对主义，例如他们虽然自己不会偷窃，但对于
朋友的偷窃行为则不会加以评判。许多人都说：“这取决于他
本人是怎么想的。”史密斯这篇论文的核心，并不是说他认为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虽然他大概这样想），而是指出，这表明
了这些年轻人缺乏对于道德问题的逻辑思维能力。例如，当被
问及奴隶制在被废除之前，道德上是否正确时，有些人回答他
们无法评判另一个时代人们思考或行为的方式。史密斯认为，
这种回答既没有经过仔细思考，也缺乏逻辑。
在史密斯看来，缺乏对于道德观点的表述能力，其实与我
们公共教育中一种值得赞许的趋势有所呼应：我们更强调对于
不同观点的包容，以及对于其他文化和社会群体的理解。当宽
容被一步步扩大，最后变成价值的相对主义时，史密斯认为这
就失去了缜密的道德思维。他说，这种浅薄的思想“无法造就
优秀的道德抉择以及道德一贯的生活。这其实是一种贫乏”。
然而，史密斯及其同仁却拒绝说，与那些道德观更明确的
前辈相比，今日年轻人的实际行为要更糟糕。毕竟，大多数奴
隶主，也许对于奴隶制度的合理性持有许多原则和立场。我们
也知道，他们当中有不少人甚至用圣经为自己辩护。因此我们
_又回到了最初的原题：道德哲学为何重要？道德思考究竟有
什么用？
首先，我们先解决一个重叠的问题。有些哲学家认为，电
车难题跟人的普通经验和实际道德问题脱离得太远，因此缺乏
重要性。有一位哲学家在接受一位英国记者采访时说：“对不
起，我不做电车难题。”也许从这个角度来看，电车难题相当
接近于另一个广为人知的情形，也即所谓的“定时炸弹难
题”：是否可以通过酷刑，从已知或有嫌疑的恐怖分子口中获
取情报。在“9·11”事件之后，许多政客都提出了这样一种
情形来为酷刑开脱——许多人命悬一线，而唯一可以救命的情
报就在恐怖分子口中！虽然99％的审讯所涉及的问题与这种情
形毫无相似之处，但它却在几乎所有关乎酷刑的公开讨论中频
频出现。因此，我们也许可以得出结论，类似于电车难题和定
时炸弹难题的极端情形，对于明确我们的道德抉择并无价值。
但是，我们也可以得出另一种结论，如果在恐怖主义和定
时炸弹的问题上完全依靠直觉，那么我们对于酷刑的道德判
断，与经过对酷刑的仔细分析，并将其与定时炸弹的情形小心
区分而得出的判断，其实大有不同。
也许电车难题和现实生活中的某个特定抉择之间的区别，
也值得进行道德上的思考。虽然现实生活中不大可能遇到电车
难题那样的抉择，但是学会将个人权利和最多数人之幸福区分
开来，也许会成为现实道德抉择中的一个因素。对于美国宪法
的起草人来说，显然如此。而且，就在此前不久，身为总统选
举及国会选举中的选民，我们便遇到了这样的情形，需要在人
民选择不购买医疗保险的所谓“权利”，与强制部分保金用于
已患疾病者的医疗保险所造成的更大“幸福”之间作出选择。
我们是否有时会以道德论证来为直觉寻找理由？当然如
此。但缜密的道德论证是否也能改变我们对某一行为是否正确
的直觉？回答同样是肯定的。奴隶制的废除，其部分原因就是
因为拥有一种直觉的人们，在思考上胜过了拥有另一种直觉的
人。而我们对于婚姻的直觉，也已经在某些州发生了改变。这
也要归功于道德和法律上的讨论。
也许，一切恰如约吉·贝拉（Yogi Berra）所言：电车
遇岔路，取之。
而且，也要说得出理由。

文笔从容，条理明晰，内容精简。
——《纽约时报书评》
透过一次虚构的审判，首次将大名鼎鼎的“电车难题”
巧妙而趣味盎然地予以全景式呈现。
——《华尔街日报》

《新闻报道》
(旧金山电)区检察官克利夫兰·坎宁安昨天宣布，大陪审团已作出决定，就去年十月造成旧金山居民切斯特，法利被电车撞击身亡一案，对奥克兰居民达夫妮，琼斯提起公诉。琼斯女士扳动道岔，将一辆失控电车引入岔道，挽救了五人的生命，但也因此造成事发当时站在岔道上的法利先生身亡。去年十二月，琼斯因“展现出非凡的机智和勇气”，获得市长颁发的见义勇为奖。坎宁安表示，大陪审团作出了正确的决定：琼斯女士私做主张，认定法利先生一人的死优于另五人丧生，但她“无权扮演上帝”。
法利先生的女儿桑德拉出席了新闻发布会。她表示，希望对琼斯女士的定罪能“帮助家人讨一个说法”。本报获悉，法利先生的家人还对旧金山市政府和琼斯女士提起了民事诉讼。
萨利·乔·卡利亚吉蒂斯作为当时获救的五人之一，在接受采访时说：“我对于琼斯女士的迅速反应深表感激。我当然对法利先生的家人表示同情，但我觉得琼斯女士减少伤亡的举动是大多数人都会作出的选择，而她并不应当为此受到谴责。我希望这番话并不会令人觉得无情，尤其因为我是获救者之一。”卡利亚吉蒂斯女士曾与琼斯女士共同出席了多场公开活动，最近一次是“湾区通勤者协会”在十二月为促进电车安全而举行的募捐。
出席新闻发布会的湾区居民，对于琼斯女士被指控一事看法不一。当坎宁安先生宣布大陪审团的决定时，现场响起了零星的掌声。但索萨利托居民弗洛伊德·卡卢奇对记者说，他认为琼斯女士的选择是正确的。他说：“做做算术就能明白。”
区检察官坎宁安说，他认识到大陪审团的决定“可能不会为社会各界所广泛接受”，并赞扬大陪审团顶住了压力，作出了艰难的抉择。“如果我们允许个人以某些公民为牺牲，在生死的问题上作出偏向其他公民的决定，这将是一个危险的先例。”
本报还取得了该起事件的警方报告原件，可在本报网站查阅。
《警方声明》
2012年10月5日下午4时49分许，巡警萨拉·福斯特和我接到调度中心指令，前往加利福尼亚街与万内斯街路口。调度说一名男子遭到了一辆电车的撞击。“身受重伤或已身亡”。福斯特警官和我到达上述地点时，看到一群本市的急救人员正将一名大约五十岁的白人男子抬上救护车。一辆电车停在侧线轨道上，离事发地不远。
一名情绪激动的年轻女子找到我们，自称是达夫妮·琼斯，二十七岁，家住奥克兰克莱波恩街二十一号。她自称扳动了轨道的道岔，将电车导向了侧线，也即事故的发生地点。我们询问她为何这样做，她表示当时另有五名人员(年龄、种族不详)站在主线轨道上。我们指令她在警车上等待，对现场进行了控制，并盘问了在场目击者。
在与数名目击者进行谈话后，我们认为琼斯女士对事故的描述准确属实。在与旧金山警察局总部联络后，根据总部的指示，琼斯女士的行为显然符合一百九十二条杀人罪第三款例外：“为避免自己或他人丧生或重伤，造成他人死亡的，不论是否故意，不构成杀人罪。”我们告知琼斯女士，区检察院可能会联系她，但目前她可以自行离开。她的情绪仍然相当激动，因此我们开车将她送回住处，并于下午7时15分通知了调度员。P13-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