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段似“罗密欧与朱丽叶”的爱情，一段如《边城》的浓浓乡愁。山水间的苦难，几多爱恨情仇！自古人生多悲戚，虽物是人非，唯思念长久。

文林编著的《桃红李白》用四川方言的形式展现了乌江流域乡民的豪爽、耿直与火爆，读之不仅使人笑声连连，却又为美丽的桃妹儿和李妹儿的爱情泪湿衣衫。

文林编著的《桃红李白》讲述了：富有传奇爱情经历的秀娘，于“改革开放”之初，带着双胞胎女儿在自家吊脚楼开了一爿小食店。时逢龚滩镇的水上运输船队改制，围绕谁来承包，昔日的死对头冉茂青和罗二麻子展开了激烈争夺。

林思远从医学院毕业，自愿到父亲生活过的龚滩镇工作，与冉茂青之子冉龙建立了友谊。冉龙英俊潇洒，享有龚滩镇“金童”之称，一直是小表妹冉李的偶像。然而，冉龙却对冉李没有感觉，且将自己的爱给了龚滩镇的“玉女”罗小莲。

由于冉罗两家很早就立下了双方男女不得通婚的家规，冉龙和罗小莲陷入了不能自拔的痛苦。为了将爱情进行到底，两人决定私奔。

随着林思远和冉桃相爱，冉龙与罗小莲殉情等悲剧的上演，秀娘不得已道出了一个尘封20年的惊天秘密……

《桃红李白》不仅讲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家族争斗和苦难爱情，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个人命运在社会变革中的多舛与无奈。

沿百里乌江画廊逆流而上，便可抵达当时川黔交界的水陆要冲之地龚滩镇。据史料记载，龚滩镇在大清朝的雍正年间，集市贸易就开始活跃。来自重庆、涪陵和自贡等地的商人，纷纷云集在此，上运大宗食盐和日用百货，下贩生漆、桐油、木材和粮食，一时间弄得这块巴掌大的地方好不热闹。

龚滩镇与贵州省沿河县的新井乡隔水相望，是汉、苗、土家人的杂居地。镇子有两条五华里长的街道，穿镇而过的称“上街”，沿着河边蜿蜒伸展的叫“下街”。每逢赶场天，上街吊脚楼开的酒馆店铺就像过节一样。老板们招来无数商客，又在落日黄昏下将他们一一送走，最后剩下十几盏将灭不灭的灯笼在夜色中飘摇，标志山乡里还有着这么一个惹人的地方。而下街则是另外一番景致。天刚麻麻亮，江面上就桅杆林立，一艘艘木船破开波涛汹涌的江水，朝着条石垒砌的码头驶来，再沿着江岸往下游铺展开，那情景不禁让人想起杜甫的诗句“门泊东吴万里船”。甲板上自然挤满了包着头帕的四乡乡民，等到船一靠岸，便肩挑背扛地将一筐筐山货搬运到下街，依照先后秩序，顺着二三米宽的石板路夹道排列，那阵势就像是一股子漫上岸来的潮水。这样的日子在龚滩镇一扎根就是二百多年，升平之气象，让一代又一代的人传接着，犹如戏里所唱的：前三皇后五帝年深日远，有禹汤和尧舜四大名贤。

然而，无论什么样的日子也有老去的一天。自从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在龚滩展开，昔日的镇子就像是换了张脸似的，不仅上街的酒馆店铺眨眼间全没了，就连下街的赶场天也冷清得令人“望江兴叹”。镇头上的喇叭成天高喊着“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即使有几个胆大的，也只能偷偷摸摸地卖一两只鸡或鸡蛋什么的。至于过去那种盛大的水陆热闹场面，就只有去记忆里打捞了。这般光景一晃就是二十年，直到1978年搞改革开放，龚滩镇才又恢复了些许往日的气象，但过去上街的酒馆店铺却已是烟消云散了。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秋天，龚滩镇上的寡妇秀娘在紧挨着码头的自家吊脚楼上，开起了一爿小餐馆，专卖些像绿豆粉、油粑粑之类的小吃。一时间，惹得过往歇脚的男女老幼纷至沓来，在浇着红油的绿豆粉和烫嘴的油粑粑里，寻找着已经失落得太久的日子。

秀娘姓冉，是龚滩镇冉氏家族代表人物冉茂清的亲妹子。秀娘生得白净秀丽，很像古书里写的秀才娘子，一双手不仅能干粗活儿，还会飞针走线、刺绣缝补。据说秀娘的男人是个傻子，与秀娘结婚生下一对孪生姐妹后就跳了乌江。也有人说，秀娘原来喜欢的是一位城里来的大知识分子，此人姓林，名叫林向东，1958年戴着一顶“右派”帽子被下放到龚滩，成了镇上唯一一所小学的教员，龚滩镇的人都习惯叫他林老师。林老师高大英俊，鼻梁上整日里架着一副圆形的黑框近视眼镜。林老师不苟言笑，走起路来老是看着地面，仿佛地下随时有什么东西会突然冒出来似的。那年月，龚滩镇上识字的人没几个。林老师不仅在课堂上教学生识字做算术题，闲暇时还义务为镇子里的许多家庭代写书信。一来二往，日子长了，林老师也就成了镇上人离不开的一根笔杆子。逢着过年过节，邻里的乡亲都会争着叫林老师去家里的吊脚楼，喝上一盅暖心窝子的包谷烧，说几句平日里想说却没来得及说上的心里话。每遇此况，林老师也就和平时判若两人，不仅大口喝酒、谈笑风生，还无所顾忌地给老乡讲自己的过去，讲漂亮的老婆和刚出生的儿子。

林老师的老婆和林老师一样，也是城里的大知识分子。林老师被打成“右派”那年，组织上为了挽救林老师的老婆，让她与死不改悔的“右派”分子林老师划清界线，硬是逼着林老师的老婆与林老师离了婚。那时，林老师的老婆已经有了身孕。林老师和林老师的老婆考虑到孩子的将来，就只好听从组织的意见。林老师说办离婚手续那天，他的老婆哭得晕倒了两次。后来还是自己捉住老婆的手，往离婚手续上按的指印。

曾经，海口的机场就在市区内，我每天都能听见那剧烈的轰鸣，仿佛时光又回到二战。

常常想象我正挤在某个机舱里，寻找着属于自己的位子。然而，那个位子却在我的想象中越来越虚幻，越来越遥远，仿佛根本就不存在。

每个人心中都可能有这样一架时空穿越机，在无数的白日梦里期盼着回到故乡，或者抵达童年甚至来生。后来，我被这样的飞机带到了北京，曾经很长一段时间独自体会出租屋的孤独。也经常与朋辈喝高，遗忘了自己的来路，被出租车司机随便将我丢到附近某家洗浴城。

有次夜里突然醒来，真有不知身在何处之感，以为回到故乡，不觉泪流满面——这应该就是乡愁，每一个身在江湖的游子，都挥之不去的隐痛。现在，文林通过他的小说《桃红李白》，把这一隐痛更具体地呈现给了我们，使我们不仅看到了隐痛的由来，也看到了这些“由来”的不可避免。

其实，这些不可避免的“由来”，一部分就是个人诉求和传统道德价值观的矛盾。国家发展史告诉我们，中国社会的基本结构是由一个个乡村组成的，而每一个乡村又有不同的族群划分。因此，在血缘之外，传统道德价值观，无疑充当了另一根将草根群体串在一起的精神红线。这就是乡村社会的道统，它维持着一个族群甚或全社会和睦相处的可能。

尤其是在那些王权没有侵入的漫长岁月，乡村道统的承载者——乡绅，更是将其功能发挥到了极致。我曾站在利川李氏庄园高大森严的祠堂前，听遗民谭宗派给我讲李氏家族的兴衰。那时，即或是楼台凋敝，逝者如斯，庄园里那口令人震撼的大水井，还是向我暗示了李氏家族所尊崇过的道德观。

当然，在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中，道德价值观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可以从身边发生的诸多事情，轻而易举的看到，恰恰是道德价值观的冲突，决定了个体命运的不同走向，令人心碎的悲剧才会一个接着一个的发生。这也是为什么在滚滚红尘中，始终存在着如此之多的感怀与乡愁。

的确，在中国，唯有乡村生活最能反映这片广袤土地上人们的生存状态。因此，一切以中国乡村生活为题材的作品，其本质都是在展现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及其基本诉求。文林的这篇小说即是如此，在讲述20世纪80年代初，乌江下游偏远乡镇的人们，经历时代变迁、家族争斗和苦难爱情的同时，也给我们揭示了乡村社会个人命运在传统道德制约下的渺小和无助。

这很像我年少时在鄂西古镇上看到的，无论那些打门前石板路上走过的男男女女有多么风风火火，他们的脸上始终都写满了令人不安的焦虑和迷茫。很多年后，我知道了这种焦虑和迷茫其实是一种自我恐惧，因为千百年来形成的道德秩序，早已成了真正掌管个人命运的那只手。  著名社会学家林耀华先生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可以将“上苍”理解为人类本身，把“命运”看成是人类社会。对此，我是这样理解的：那就是一切命运都由人类自身决定。我们根植于这个社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我们自己的牺牲品，或值得纪念，或不足挂齿。

2013年5月于莱茵河畔

作者自序

2005年1月，我的朋友许显昌在龚滩镇供销社的门前告诉我，20世纪80年代初，镇上有两个十八九岁，长得很可人的姐妹。她们跟着妈妈在距离码头不远的地方开了一家小吃店，过往商贾和青年才俊为了看姐妹俩一眼，大多以肚子饿想吃碗绿豆粉为由，进到店里一饱眼福。这不禁让我想起沈从文笔下的《边城》和“翠翠”，那是一幅多么优美而又富有乡情的画卷呀！于是，“龚滩镇”和“两姐妹”在很长一段时间成为了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梦境。

2007年1月，当我陪同回川省亲的新疆哥们儿何念善再次来到龚滩镇的时候，这里已是一片颓败的景象了。镇里一群正在赶制腊肉的居民说，因为下游的水电站已开始蓄水，龚滩镇马上就要被淹了，他们将迁徙到3公里外的小银滩居住。那天晚上，我和老何坐在临江的一家土家餐馆里，一边喝包谷烧、吃豆腐鱼，一边聆听乌江绕过千年古镇发出的最后绝唱。老何问我，这么好的地方，你就不想写点什么？

2012年1月，我带家人来到原样搬迁后的龚滩镇，虽已看不到过去吊脚楼的险，也听不到乌江冲滩的激流声，但古镇的大致感觉还算在。冉家院子的主人冉德光对我说，现在镇子里好多人都是外地来做旅游的，本乡本土的比以前少多了。我看着冉德光一脸的乡愁，竟在那个冬日的下午迷茫了好一阵子。

位于武陵山一带的酉（阳）秀（山）黔（江）彭（水），可谓是人世间不可多得的世俗画廊。无论是由南向北奔涌的乌江，还是东下洞庭湖的酉水，一直以来留给我的都是荡气回肠的美感。生活在这一地区的人们，除了具有淳朴的天性外，还有着当下极少有的豪侠之气。正如沈从文在小说《边城》中描述的，“这些勇敢的人，也爱利，也好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我曾对酉阳籍的莽汉诗人梁乐说，“酉”作鸡，“阳”为公，一个名叫“鸡公”的地方，其阳刚之气可想而知。当然，这也是我决定要写写这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为正是这些爱利好义，胸藏大山大水的莽汉，使渝东南的奇幻和神秘得以渊源流传。

如今，我常和另一位莽汉诗人，酉阳籍的水电工程师蔡利华在一起饮酒喝茶。他给我讲大山里的故事，看大山里的照片，有时还相约着去大山里转一转。老蔡说，只有大山里的春天才是最养眼的。我认为他说得没错，比如我就在酉阳大山深处的红井村，认识了一个清纯美丽的乡村女教师，她的名字叫何春花，长得很像我书中的桃妹子。

在我半生游历得来的经验中，一个古镇的不朽，往往是因为它的人文底蕴得到了类似发酵般的传颂和光大，而充当酵母的，则是一个个令人记得住的故事。因此，就这篇小说而言，文林和龚滩镇很有可能达成了这样一种默契，即小说家通过讲述故事使古镇的声名再次远播，而古镇则让小说家获得写作的灵感和愉悦。这很像两个私底下做生意的人，他们彼此“勾肩搭背”，然后互惠互利。

位于我家乡酉阳县的龚滩镇，是一座具有1700多年历史的土家古镇。由于这里许多年前暴发山洪，垮塌的岩石将乌江截为两段，形成上下落差近三米的险滩。故往来船只都以此为终点，使之逐渐成为乌江流域最重要的货物中转站和集散地。在我看来，龚滩镇的沧桑气质除了与其地理位置有关，更重要的是生活在这里的人们赋予了它平和无惧的精神。我曾听老一代龚滩人说，当年在这里放滩，放的就是自己的生死。20世纪80年代，我多次离家远行又归来，将青春期的过往匆匆留在古镇的石板路上。这其实跟放滩没什么两样，因为我在拉长人生的同时，也拉长了个人经历中的酸甜苦辣。如今，那些百感交集的日子虽已远去，但留下的记忆却像龚滩镇一样，成了我心中的一块暖玉。

龚滩镇的确有“上街莫打冉，打冉上不了坎；下街莫打罗，打罗下不了河”的说法，这是因为家族争斗历来就是中国乡村社会最具特色的表现形式。文林在小说中塑造的冉氏姐妹，也确有相似之原型。但岁月迢递，我不知那对曾经令无数少年心旌激荡过的乡下妹子，是否真如小说所言：一个渺无踪影，另一个已远嫁他乡。但即便如此，我依然能体味到这份忧伤中的美，就像张爱玲说过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龚滩因水而生，又因水而变，在千百年浩然之烟雨中，留给我们一个洗尽铅华尽褪浮尘的印象。我不知还有多少故事等待着在这里发生，但我相信逝去中一定有最珍贵的。

沈从文——这些勇敢的人，也爱利，也好义，同一般当地人相似。不拘救人救物，却同样在一种愉快冒险行为中做得十分敏捷勇敢。

野夫——这部小说不仅讲述了中国乡村社会的家族争斗和苦难爱情，更重要的是揭示了个人命运在社会变革中的多舛与无奈。

李亚伟——小说选择了一个来不及轰轰烈烈进入历史的时间段，这样的时空可以让读者既感到熟悉又觉得陌生。因为它刚刚逝去，还能和我们的记忆隔山呼应；因为它还不是历史，我们可以避开宏大叙事带来的沉重，轻松进入似曾相识的阅读佳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