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社会陷入深深的制度迷思：存在这样那样的社会问题——环境污染、有毒食品、公平缺失、道德缺失、幸福感缺失，等等，许多人都将其归结为，是制度决定一切，改变一个人两个人，无法改变一切。只有从根本上制度变革，才可以使一切变得更好。那什么是所谓的制度呢？如何理解它、认识它、改造它？如何扮演好自己在其中的角色呢？

对此，汪丁丁教授通过同积极思考的青年学子们的对话和讨论，对人与制度、人际关系、角色定位等重大问题进行了哲学层面的深入探讨。也许你没能去北大听课，但是你可以买来《人与制度（青年对话录）》一书来参与讨论与思考。读汪丁丁的书，如同在黑暗的隧道中艰难前行，一开始你可能茫然无措，但最终你将适应这黑暗并发现其中的微光，在它的指引下一路向前。

　　制度是人际关系的总和，汪丁丁编著的这本《人与制度（青年对话录）》基本观点是，权力、财富、情感是人和人交往的三个维度，所有的制度只不过是以这三个维度为核心的关系总合。《人与制度（青年对话录）》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论述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复杂的社会秩序，而落脚点则是个体如何思考、如何生活，才能产生“更多的唯一性”。因为个体的价值和意义正是个体的唯一性。因此，《人与制度（青年对话录）》的侧重点是复杂的社会秩序之下，个体如何追求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序言 经济、知识、制度

第一篇 人际关系与社会制度

称呼的感受

浅谈友谊

关于正义问题

关于“嫉妒”或“妒忌”的讨论

制度是人际关系的总合

犯罪，价值观，流行病学

法律的基本问题是判断自身未来的演变方向

第二篇 文化创造与社会发展

关于文化创造

性、性关系与社会发展

性与美感人生

时间观念

第三篇 互联网问题

关于互联网社会的无名氏定理

影子对话

关于维护对话伦理的行为规范

关于互联网的若干问题

第四篇 自由问题与中国问题

中国社会变迁，中国问题与《财经》立场

简论王元化先生自由主义思想的复杂性

第五篇 精英意识与精英身份

什么是“精英意识”

关于精英意识与社会正义的再探讨

为什么有了精英身份就容易丧失精英意识

继续探讨精英意识与精英身份的关系问题

丧失了道德基础是伪市场经济

第六篇 个体应该如何生活才可产生更多唯一性

关于中国的问题——《中国问题》序

什么是“跨学科教育”

发展的难题：回答《人与自然》丛书涉及的十大问题

罗蒂写给中国读者的文字：生活理性与健全的理性

世界公民与天下主义

竞争与合作的秩序——《超级合作者》序

关于竞争与合作（提出问题）

竞争与合作

互替与互补

自由与自律

从哲学到经济学

编后记 汪丁丁：找回灵魂的任务

在讨论“幸福”时，亚里士多德（《尼科马各伦理学》）和休谟（《人性论》）都将“友谊”视为幸福的三类要素之一，而且是特别重要的那一类要素的代表。亚里士多德那张表格，或许是时代久远，我感觉不如休谟的分类明晰。休谟将幸福的来源分为三类：①只与个人天赋有关的特征，诸如健康、美貌、聪慧等；②属于个人的社会特征，诸如友谊、身世、荣誉，等等；③外在于个人的特征，诸如财富和权利。

休谟指出，上列三类幸福来源，只有第三类是可以被转让给他人而不会失去其价值的，于是进一步提出了他的产权理论。我的论述，则要从“友谊”是个人的社会特征说起。

女性科学家辛格（Tania Singer）在200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报告，受试者们看到他们喜欢的人遭受痛苦时所激活的脑区，与他们自身遭受同类痛苦时所激活的脑区，二者是重合的，而且激发的强度差异很小。她还报告说，即便是看到多行不义的人遭受痛苦，女性受试者仍有类似的脑区激发，强度远比男性受试者显著，后者则被激活了正义感的脑区。

辛格多年研究人类情感，她的合作者包括苏黎世大学的费尔教授及其同事，也包括伦敦大学学院的脑科学家们。2006年快要结束时，我读到了她发表的另一篇论文。在这篇综述文章里，辛格提出了一项假说：人类脑内存在着一套“社会情感的共享神经元网络”。进一步，她论证了这一共享情感网络的两项基本功能——社会的与认知的。

脑科学家通常还会认为，恒河猴脑内的“镜像神经元”（约发现于十年前），是我们人类脑内的“他心理论”（theory of mind）神经元网络在演化早期的形态。这些神经元网络，可被统称为“others-regarding”（关于他者的）神经元网络。基于上述的学术见解，我将“友谊”视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可能通有的一种基本情感。同时，这一点特别重要，我将“正义”视为社会性哺乳动物可能通有的另一种基本情感。重要之处在于，它们应当是共生演化的两种基本情感。在几乎泯灭了正义感的社会里，我们也看不到友谊。

哈耶克曾接着老师米赛斯的工作继续考证“交换”的希腊文涵义，他注意到，对古代希腊人而言，交换意味着寻找朋友。或者，仅在朋友之间才发生贸易往来。某一年，布坎南特别提醒过我注意这一点。这一点，反映出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与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之间的重大差异。后者只研究交换问题，不研究友谊问题。当然，交换是值得经济学家研究的一个问题。例如，奥菲克在《第二天性》里论证，是交换，而不是火、石器或手，激发了人类大脑在过去两百万年里的演化。

斯密法学讲稿里曾有关于“交换正义”（commutative justice）的讨论，承接着中世纪末期人文主义和更悠久的自然法传统。社会交往与正义感，确乎有一种外与内的关系。

于是，今天，新古典经济学向着古典经济学回归时，经济学家们重新发现了交换与正义之间，以及正义与友谊之间，由来已久的关联。其实在远古社会，个人的权利意识尚未像今天这样复杂化，那些后来发生的正义观念——它们对应着各种不同于交换正义的正义感，在当时，并不重要。

好了，我已经有足够理由相信，最古老的正义观念就是“交换正义”——它的目的是要给每一个人应得的那份（to each what belongs to him），或者，也可直译为，给每一个人原本属于他的那一份。违背这一古老正义观念的行为，被认为“非义”。对于非义的行为，部族或部族领袖有义务给予惩罚。最严厉的惩罚，是将做了非义行为的成员永久性地驱逐。后来，教会驱逐异端份子，是这一远古传统的延续。斯宾诺莎被开除教籍时经历过那种仪式——全体教众，每人手中的蜡烛，被一一吹熄，并发誓：在永恒黑暗当中出走的那个人，我们绝不再与他有任何联系。

友谊，就这样被断绝了。我曾被斯宾诺莎感动，多次被感动，每一次阅读都被感动。一个人可能忍受真理与友谊之间如此强烈的冲突吗？是的，斯宾诺莎，唯有他，树立了这样一个伟大的榜样。那些严酷的冬季，他龟缩在荷兰的一个偏僻小屋里打磨镜片，像蛇一样，盘踞在他的小屋里，度过漫长的时光，直到玻璃粉尘终于吞噬了他的肺。

还有一人，顾准，唯有他，树立了斯宾诺莎那样伟大的榜样，他忍受了真理与友谊之间同等强烈的冲突，像斯宾诺莎那样孤独地死去。顾准的亲友们告诉我，在黑暗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友谊太脆弱了。友谊之脆弱，是因为远古正义不复存在。远古正义之不在，是因为最自然的人性被普遍地阉割了。记住，这是“黑暗时代”的特征，文明借以延续的人性基础，被普遍地阉割了。

感受到友谊的那一瞬间，我们知道最自然的人性，还延续着，于是文明还可延续。这就是友谊，我所理解的友谊。不过我给读者留了一些作业，如果你看到了，你自然想要澄清那些关系。如果你看不到，那也无所谓。

……

P8-12

经济、知识、制度

编辑徐玲嘱我作序。我的《青年对话录》，两年前由老友赵婕主持编辑，刊行了其中五本，由我作序——“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赵婕转去担任一份大型期刊的主编，很认真地将这套书的编辑工作和她整理过的文稿交待给徐玲一另一位值得信任的优秀编辑。感谢赵婕写了“编后记”，让我和读者得知这项工作的细节。

两位编辑将《青年对话录》新的三本书定名为《人与经济》《人与知识》和《人与制度》，准确地凸显了这三本书的核心思想——返回到以“人”为核心的经济学、知识论和制度理论。写文章，我的习惯是接着我写过的文章写。为这套文集的前五本和后三本作序，我更要接着写。所以，“普通人写给普通人的序言”与读者现在读的这篇序言，是互补而不是互替的。上一篇序言，有感于我写的许多不容易读懂的文章经过一位既熟悉读者又熟悉我的优秀编辑的重新整理，居然变得通俗易懂。这一篇序言，也是有感而发的。

我们这一代经济学人是20世纪80年代出国留学然后回国教学的。那时，西方人开始反思和批判自己的经济学。我清楚记得在夏威夷大学图书馆见到由凯恩斯主编多年的《经济杂志》展望未来百年经济学的专号，被邀请发言的经济学领袖们多数都对当代经济学过于技术化的倾向表示不满。根据他们的预见，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未来的一百年，经济学将逐渐摆脱技术化的倾向，转而关注真实世界里的重要问题。

马歇尔写《经济学原理》的时候，生怕技术细节误导读者，特意将几何和数学推导统统放在脚注和附录里——这是社会科学长期坚持的写作风格，以威克斯蒂德的两卷本《常识政治经济学》为典范。学术交流，在小范围之内，不必写书，这就是所谓“口述传统”，古希腊诸学派大多如此。文字传播成本逐渐下降，到了柏拉图的时代，写书的方式对古老的口述传统构成威胁。柏拉图反对文字，似乎文字是遮蔽真实记忆的药，文字不能取代情境却诱使读者相信它足可取代情境，于是，读者无法参透“颜子所好何学”（参阅我写的一篇短文“文字的代价”）。随着社会交往范围的迅速扩展，书本知识越来越成为人类知识的主要部分。不过，在凯恩斯的“小圈子”里，面对面的交往仍受到最高程度的重视（参阅《维特根斯坦传：天才之为责任》）。

文字确实是一种药，犹如今天的微信，或者说手机，让我们忘记关注面对面的交往，沉迷于无数陌生人举办的假面舞会。那么，知识呢？知识远离它由以发生的真实生活情境，在假面舞会里飘来飘去。知识不再有根。怀特海很早就有警觉，称之为“错置实境”谬误——因为他见到太多的年轻人真心相信他们说出或写出的一连串符号（语词）是涵盖着真实体验的。于是他们相信，只要大众媒体铺天盖地使用“市场”这一语词，大众体验的生活就已经是市场生活了。这样的错置实境谬误也在我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中发生，假如我们坐在一家雅致的餐馆里，假如菜单上的菜品名称足以唤醒我们的美食记忆，宁波汤圆、清蒸鲥鱼、港式片皮鸭……那么，真实体验往往令人失望。我们习惯于用语词代表我们的真实体验，我们几乎无暇检验或者很难检验这些语词是否早已脱离了最初的情境。

继续讲我们这一代人的经济学故事。我们出国留学的时候，国内的经济体制改革刚刚开始，包产到户在农村取得的巨大成功，使中国的政治领袖们获得勇气将这一方法（“一包就灵”）运用于城市。这一背景意味着，我们这一代留学生很少对市场经济有切身感受。当我们的西方老师在黑板上书写长篇数学符号时，与我们的同学——他们从小生活在市场社会里——完全不同，我们没有市场体验，于是我们能够研读的就是那些数学符号之间的逻辑关系，于是我们当中多数人其实努力要成为应用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

让我将上述情境所意味的东西充分展开。当我的那些来自发达市场国家的同学带着从小习得的市场生活习惯研读老师写在黑板上的数学公式时，他们头脑里发生的过程是这样的：首先，每一数学符号代表着它所涵盖的那些市场生活体验，关于这些体验，来自市场社会的学生和他们的老师大致相似。其次，这些数学符号经过不论何种复杂的逻辑演算之后，所得的结论——通常也是一组数学公式——所包含的每一数学符号依旧代表它所代表的那些体验。而学生与老师之间的课堂交流，旨在检验结论当中的每一数学符号代表的那些体验是否依旧符合他们的市场体验。但是这一过程并不发生于我和他们之间，因为我压根没有这样的市场体验。那么，我怎么保持名列前茅呢？仅仅因为我是数学系的毕业生，从而我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同学们要用两小时才可完成的逻辑演算，并且我来自应试教育传统最深厚的社会，从而我懂得怎样获得最高的考试分数。我在三年之内完成了博士学位的课程和论文要求，但我不相信我那时是一名经济学家。

我知道许多和我一样的留学生，都只不过是应用数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我们回到中国讲授经济学，而且因为是中国社会最优秀的一代人，我们掌握着经济学的话语权，我们成为大学校长、经济学院长和经济系主任，我们指导自己的博士生——像我们在西方体验过的那样，我们改造国内的学术期刊——让尽可能多的技术细节充斥着由我们审阅通过的论文。

技术，最初，它是一个希腊语词，意思是“机巧”，也就是关于偶然性的艺术。后来，它失去了自己的古典含义，逐渐成为人类控制世界的欲望之车，并因此而与权力结盟（参阅我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第五章至第八章）。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原本是要尽可能减少文字的歧义性。没有免费的午餐，经济学家使用数学符号的代价，如凯恩斯在一封信里指出的那样：鲜活的观念因此而死去。因为，数理风格要求在一系列严格的假设下推演文字，从而不再有隐喻和联想，不再有古典文风的魅力，于是阅读也不再是富于创造的。对于一篇通过严格匿名评审程序发表在优秀学术期刊上的论文而言，大多数读者只能同意作者写出来的每一行结论，少数读者可能不同意作者的某些或全部假设，只有老练成熟的读者才可洞察因错误假设而导致结论所意味的体验与真实体验之间出现的本质差异。换句话说，数理符号是柏拉图描述的迷药，它使大多数读者和作者误以为符号涵盖了真实体验。哈佛大学老牌的中国问题专家帕金斯有一次为中国留美经济学会的学术期刊撰文，特别提醒中国经济学家不要像他们的西方老师那样，从书架上抽出一盘统计数据塞到电脑里运算得到结果，就相信自己解决的是中国问题。如此计算的结果，你怎么相信你解决的是中国的而不是德国的经济问题呢？事实上，目前发表的很多经济学文章，如果将文章里的“中国”改换为“印度”或“西班牙”，完全不会对文章的结论产生影响。知识不再有根，知识不再能返回常识。事实上，不仅经济学，而且知识论和社会（制度）理论，都已随着技术进步而沦入“错置实境”的迷途。这是西方的命运，现在也是中国的命运。

不能返回常识的知识，当然不是真知。年轻人考入大学，学不到真知，不如不学。因为不是真知的知识犹如迷药，让年轻人相信他们使用的语词就涵盖着真实体验。柏拉图设想了这样一个实验，假如有一台体验机，它为你提供一切你能想象的体验。那么，柏拉图问：你愿意在这台体验机里生活一辈子吗？后来有一部好莱坞电影《楚门的世界》，就源自柏拉图的思想实验。“鸦片，体验机，你愿意在鸦片引发的幻觉中度过一生吗？”有一年，我在北京大学我的课堂里这样提问。当时，有足够多的同学回答：我愿意。

我这篇序言已相当冗长，应当在这里结束。人类幸福感的来源，我常说，有三个方面：物质生活的、社会生活的、精神生活的。在这三方面提供的幸福感当中，我的体验是：（1）来自精神生活的幸福感最为强烈且持久；（2）精神生活要求真知而不是幻觉。如果这一代年轻人仍难以认同我的体验，我寄希望于下一代年轻人。

汪丁丁

2014年2月1日

汪丁丁：找回灵魂的任务

2012年4月和10月，汪丁丁先生的《青年对话录》第一辑：《什么样的人生是值得追求的》《教育是怎样变得危险起来的》《未来八年我们该如何做》，第二辑：《阅读，成为你自己》《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先后出版。

《青年对话录》入选新浪好书排行榜总榜。《身体与生命，西医与中医》入选了《全国图书馆推荐书目（2012）》，在北京万圣书园、杭州枫林晚等著名的人文书店成为榜上好书，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对于读者和社会而言，这样的情形自然可喜。在此，由衷感谢像苏小和先生这样的独立书评人、新浪这样的媒体和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这样的机构，对社会的责任心，他们的见识与情怀，让他们乐于把真正有深厚广远价值的好书推荐给青年人，他们愿意和汪丁丁这样的学者一起，为中国社会文化价值大厦的建构，贡献最好的思想栋梁。

2013年深秋，东方出版社的徐玲女士发给我她编辑出来的《青年对话录》第三辑：《人与经济》《人与制度》《人与知识》。这是一年多来的成果。从2012年初秋，徐玲第一次到我家，和我沟通，希望出版汪丁丁著作，东方出版社的许剑秋、黎松两位老总也出面反复商议，我因此了解到东方出版社一些雄心勃勃的出版计划。许总和黎总的出版理想和个人做事的风格，令人尊敬。徐玲的干练，做事的专注执着，也令人十分欣赏。当时，汪丁丁先生正在国外闭关写作他的《新政治经济学讲义——在中国思考正义、效率与公共选择》。但徐玲和我保持了密切沟通，她耐心等待，甚至把一些工作做在前头，不怕冒险做无用功。我乐见其成，反复与汪丁丁先生夫妇沟通，终于有了《青年对话录》第三辑的“东方版”。同时，特约编辑风君对此书成稿也有很大贡献。

延续前面两辑《青年对话录》的惯例，再写一篇编后记。一部分新读者，一向觉得汪丁丁先生的作品深不可读，读了我的编后记，发现去读汪丁丁先生的作品，是人生一大幸事。这篇编后记，我希望写得简短些。

就围绕“灵魂”这个关键词，说几句吧。

在汪丁丁的思想大厦中，有一些梁柱式的关键词，“灵魂”是其中之一。

比如，他说：“在历史终结的地方，总有生命；当生命试图超越‘生命’时，总有思想。如同麦田里吹过的风，思想转瞬即逝。但那毕竟是清新的，带着泥土的生命气息的，打动了我们灵魂的瞬间。”

在东北财经大学的跨学科教育中心，他孜孜付出数年，其衷心追求的教育目标是“培养有灵魂的专家”。

在他更多关于“人与制度”“人与经济”和“人与知识”的文章中，在琳琅满目的思想珠玑中，一条贯串的线索是“灵魂”。我读这三本书的书稿，就攀扶着这条“灵魂”线索，登上思想的华山。人，在此都担负着为自己找回灵魂的任务。

赵婕

2013年10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