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社会生活日趋商业化的今天，文学作为一种精神财富，开始越来越多的远离了大多数人的生活，现在的文学领域在商业经济的感染下，鱼龙混杂，泥沙俱下，值得一读的优秀作品，往往难得一见。作为中国文坛十多年来的集大成之作，王乾荣主编的《2009中国最佳杂文(精)》由王蒙等文学界多位泰斗，对2009年发表在全国各主要期刊、报纸等媒体的杂文，经过层层筛选，反复评选出来佳作，予以结集出版，代表了2009年杂文的高水准。作品大都聚焦于社会热点焦点问题，妙语如珠，针砭时弊，发人深省，带给读者崭新丰厚的文学享受。

太阳鸟文学年选，由著名学者王蒙出任主编，编委及分卷主编皆为文学领域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他们对发表于2013年的原创作品精读、精选，力求将最优秀的作品奉献给读者。

王乾荣主编的这本《2009中国最佳杂文(精)》，偏重真性情的坦露和书写，并寻求文学体验中的人文关怀。选本走的是平民化、大众化的阅读路线，以积极参与的姿态关注生活，体察民众的阅读心理。

阿 敏 仰视很“哲学”的领导

爱 军 信息公开了

安 宁 简历人生

安立志 “眼睛雪亮”与“不明真相”

鲍尔吉?原野 上帝的亲笔信

毕会成 历史真的只有那么点事儿？

毕诗成 欣慰与遗憾并存的袁伟民爆料

柴会群 女“许霆”是怎样炼成的

长 平 余秋雨破坏了君子协定

陈 章 也说美国大选花钱

陈 仓 远去的诗意

陈长林 有没有养生书号召不吃饭？

陈鲁民 倘若冯梦龙当编剧

陈四益 关于“扯淡”

陈先义 汉字不是干瘪的符号

刀尔登 我为什么不喜欢狗

邓 刚 幸亏狗不会说话

狄 马 奥巴马当选是谁的胜利？

丁 东 弱智是不是电视文化的宿命？

房连水 开场锣鼓打得没底气

冯日乾 娱乐，不止于死

冯永锋 世界为什么是干的

傅剑锋 与道德批评相关的媒体伦理

高 低 未完成的“测量”

高红十 不知道

葛兆光 中国味道什么味儿

瓜 田 呼吁成立“出逃贪官联谊会”

郭振亚 “盲人摸象”君莫笑

海 莹 像木鸡一样去战斗

韩小蕙 人之不复为人也

何家弘 “人肉搜索”与犯罪侦查的“群众路线”

何三畏 看孔庆东教授的“敌情观念”

和静钧 哪个经济学家向公众道过歉

洪 烛 “少不读鲁迅”

洪巧俊 杰弗逊住旅馆

侯志川 一次不民主的“重要会议”

黄 波 朱元璋的另类“偷窥”

黄一龙 杂文和民主

蹇庐氏 屁从嘴放

蒋 萌 赵本山的“文革”为农民争到啥尊严？

蒋元明 肠子与性格

蒋子龙 2008年的创意

焦 加 老去文章

孔 曦 贪官私房话

老 土 给医生一把枪吧

乐 朋 倘若毛公做了杂文家

黎 明 官员之死与“发来贺电”

李恩柱 舒芜的意义

李建永 杂说“三人行”

李景阳 当官的不会笑

李兴濂 古代马屁奇观

梁 衡 人人皆可为国王

林 希 真是“不得了”

刘 齐 婚书上的语录

刘 谦 那才是魔术啊！

刘诚龙 我娘与诸葛亮

刘吉同 按官“分配”

刘绍楹 老人为入狱而“抢劫”

刘效仁 拒授奥巴马荣誉学位的“惯例”

刘兴雨 忽悠忽悠我爱你

刘运辉 各式“爱国”

柳 萌 人生有悟不白活

陆士华 法律刚性来自严密

马少华 我们为什么都想当神仙

马亚丽 李白如果实现抱负

梅桑榆 话说“五。后”

牟丕志 老鼠与经济社会

南 北 大道至简

潘德东 今天我们怎样“祝福祖国”？

潘多拉 孟学农现在是老百姓吗？

彭 俐 收藏三则

乔新生 诺贝尔和平奖成了和平梦想奖

秦 海 永远闹不懂的概念

阮 直 神圣无聊最无聊

单士兵 你选择向谁致敬

商子雍 面对太阳，众生平等吗？

邵燕祥 牢头狱霸引起的联想

沈 栖 请告诉弱者“不可以”之后“怎么做”

盛大林 对“人肉搜索”如此说“不”

石 飞 从李鸿章的那口痰说“文化差异”

宋志坚 “区区”与“堂堂”

苏中杰 那是美丽的姑娘，不是妖怪

孙道荣 颈椎病的非医学因素

孙贵颂 “毛主席不是学农的”

唐 宋 “温和腐败”践踏了什么？

唐德亮 狗屎缘何变香？

陶短房 六十年，中国人看世界日益个性化

滕朝阳 空姐学哲学

田嘉力 赵本山和二花脸艺术

童大焕 官字两张口

汪金友 “贾君鹏的爸爸”逗谁玩？

王 晖 乡村“意见领袖”

王 琳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

王 蒙 语言的享受

王 汀 从今以后，仔仔细细地过

王国华 鼓浪屿上的字

王景山 说给凯歌同学听——关于鲁迅“大骂”梅兰芳

王开岭 让傻瓜活得好好的

王培元 黑衣人鲁迅

王乾荣 无“纯种”，有“特种”

王书亚 做个聪明的小丑

王学泰 从“不怕鬼”到“不怕兔”

魏得胜 语境

魏剑美 骂娘爱国者

吴 澧 人要站起靠自己

吴营洲 宝玉的“情”，以及“悬崖撒手”

吴兆民 “荒唐选官法”比较

吴志实 家住CBD

伍里川 “提前二十天售票”是一种裸奔

西 风 “操事件”中的零容忍和宽容度问题

肖复兴 谁带着孩子一起打碎了窗玻璃

谢浮名 李银河有夸赞王小波比鲁迅伟大的自由

熊培云 白领为什么羡慕农民？

朽 木 忽悠“东方亮”

徐 强 理想的高低

徐 昕 这个可以知道

徐怀谦 需要第一个站起来的人

徐迅雷 论大师文怀沙的没有倒掉

许身健 满文军作证与“亲亲相隐”

许石林 圣贤在谁家

薛 涌 中产阶级需要微型房理念

薛林荣 北京来的电话

鄢烈山 警觉自我感动

严 瑶 “三巨头”认错

严宝康 沉“妖”泛起

严家新 今孔子后代最不该姓孔

阎 纲 不三不四的“研讨”

杨学武 想当罗马市长

叶延滨 意外之得

于 坚 少许

于藏东 牛婆婆写给媳妇几的信

曾 颖 人生的自助餐

张 鸣 大师别颂

张 炜 一棵树

张心阳 “爱国主义”不是救命稻草

张雨生 一座“水韵?森林之城”的忧思

张远山 新老绅士

赵健伟 一个草根艺术家的哲学思辨

赵健雄 米尔克：另类的权利

赵毅衡 “晕书综合征”

郑连根 野鸭逻辑与道德整肃症

周 濂 暗夜微光

周 琼 经济学家的馊主意

周士君 帕夫利克式悲剧

周筱赟 “为地球熄灯一小时”的闹剧

周泽雄 一个耳光与八个主义

朱 晖 大师什么最大

朱大路 两难

朱健国 从《潜伏》看关公

朱铁志 说“门”论“道”

仰视很“哲学”的领导

阿敏

书法、收藏、下棋、种花等诸般修身养性的“雅”爱好，因被领导作为陶冶情操的首选过频过繁，早已缺乏了新鲜感，以至于让部属们的称颂都有些难赋新词了。后来，石破天惊，终于出了个迷恋于杀猪的韶关市政法委书记叶树养，时不时亲操利刃宰杀肥猪，填补了领导剽悍型爱好的一项空白，带来了一股新鲜空气。看着嚎叫的肥猪气息渐衰，手拎滴血尖刀四顾，自有一番“试看天下谁敌手”的酣畅，在一地猪血中完成情操的陶冶，想必也是不在话下的。

但这些修养，到底还是文武雅俗的差别，皆属形而下，能引申出来的东西，也不过一篇小文章，根本没法与另一种宏博、深奥的爱好相比——可以这么说吧，某个领导只要有了这种修养，那么他的情操就等于陶冶到了极致，能做到所向披靡无人能敌，这，就是哲学。

哲学是啥，读过高中的都知道，不知道的，请先站稳了听我说，那可是大得没边儿能吓破胆的学问，讲的全是关于宇宙观的事情。日月星辰、山川江河、草木鸟兽、人鬼爱恨，都被那个学问圈在里面。这一说就知道厉害了吧，书法和收藏之类那点破事儿，你说说，算个啥呀！所以有了此等修养，那境界，嘿嘿，仰视去吧！

像喜欢养花的领导必定在办公室有花一样，爱好哲学的领导，书橱里断断少不得哲学书籍的。它们被摆在显著位置，客人来了一眼就能扫见。尽管现在哲学系毕业生找工作的难度直追登天攀月，可如果一旦当了领导，或者当了领导的爱好哲学，它的身价立刻唯此唯尊大翻番。呦，哲学呀，学问大，啧啧。领导听了，一边满脸开花，一边“哪里哪里”表示谦虚。

领导的其他爱好，是很难用在工作中的，而喜好哲学，就不一样了，讲话、写批示，常用得着，如“按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把事情办好”、“要注意一般性和特殊性的区别”、“应全面地、用辩证的眼光去看待”等等，无不含义深广，高屋建瓴。这比那些丁是丁卯是卯的讲话和批示，不知要高出几个层次，其错误率，可以讲，几乎为零。若是工作上出了乱子，一查，铁定是没照这精神、没按这批示去办。让你“找出事物的一般规律”，结果你没找出来，明明事情该这么办，你却那么办，看看，这下搞砸了吧！领导早就从很高的高度指示你了，只怪你这猪脑子领会不了，因此而捅的娄子，你不承担责任谁承担？对此，你有些不服气：当初，事情究竟该这么办还是该那么办，领导没有实实在在的指示，哪能怪我！领导说，所以这才要求你“找出事物的一般规律，把事情办好”嘛。总之，肯定都是你的错。

一个领导，讲的话、作的批示，滴水不漏，并且撂它十年八年仍不会漏，这水平是不能不服的。是呀，谁能说十年八年后“按事物的发展规律办事”是错的呢？所以，你的唯一选择，就是老实承认领导是正确的。

哲学修养高的领导，凡事善于从哲学高度看问题，是绝不屑于就事论事的。即使像解决机关食堂这样的小问题也如此。自信于自己的思辨力用不着援例以证的，会从事物间相互的关联性，讲到食堂所牵涉的大局，娓娓道来；喜欢借助故事喻理的，就讲“少了一个铁钉，丢了一只马掌，失了一匹战马，败了一场战役，进而丢了一个国家”之类的哲理，侃侃而谈，让管食堂的懂得，炊事员往菜里多放一勺盐也会影响职工食欲，进而影响情绪，进而影响工作……进而影响……最终会“进而”到多严重的后果，你自己去参考这个铁钉故事就行了。管食堂的呢，懵懵懂懂，但有一点清楚，菜太齁人，回去就骂老炊们：以后少他妈的给我放盐！虽然骂人很不哲学，但管用。可寻根溯源，还是领导的哲学应用立的功，它把管食堂的吓唬住了。

现在的领导讲究树权威，这个权威其实主要不是在一般职工面前树，而是意在班子同僚，以求一言九鼎、说一不二，完全掌控权力。如果领导是个很哲学的人，那么他轻松地就可以实现这个目标。班子里的同僚，对事情有不同意见，道理讲了一大堆，领导只须口气稍放得重些说，你别跟我讲这些，我是学过几天哲学的！一下就能把对手击垮。对手的哲学造诣自知不敌，嗫嚅一番便委顿下去了。于是，领导通盘全吃了。

原载《杂文报》2009年10月20日

信息公开了

爱军

一个有着二十个副秘书长的地级市的工作再忙、头绪再多，总不会比国务院忙吧？打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的网站，“副秘书长”的设置仅仅四个人。难道一个地级市的工作量是国务院的四五倍？显然说不通。

“豪华副职”这个词正在流行。河南省新乡市有十一个副市长、十六个副秘书长、六个调研员，国家级贫困县湖南省平江县有十个副县长、四个县长助理——有网民正在进行类似于“人肉搜索”的“副职搜索”，谁能拿到“最豪华副职”的名分，大约也是可以期待的。

对网民们的发现，相关地方政府的反应各不相同。有直接把网页删除的，也有视若无睹、默不作声的，也有站出来辩解“我这样设置副职是有原因”的。

把网页删除倒是痛快，但是不是意味着承认自己有错？而不为之所动的，大约是认为“我没错”，舆论所说不值得辩驳。像新乡市那样站出来辩解的，算是一种“正面回应”，态度或可肯定，可惜辩解的理由太没说服力——一个地级市设十一个副市长、十六个副秘书长，无论如何，都超出了民众的承受底线。

也许地级市政府的业务真的很多，所以在有关规定中对地方政府副职的设置用了“若干”这样的限定。已经有人建议国家对地方政府的副职数量进行上限的约束，这个建议值得重视。

值得回味的是这件事情的发起过程。地方政府在自己的网站上公布领导人员的组成，当然属于法定的信息公开的内容，而眼下的“信息公开”，在许多地方政府眼里，更多的是一种“告知”的含义，而不是出于“请民众监督”的目的。如果是为了让民众监督，一二十个副职的信息在公开时可能就会掂量掂量。

“告知”的目的却引来“监督”的效应，这大约是相关地方政府所没有想到的。但是，这恰恰是监督的本质所在。

政府把某个单项的公共决策公之于众(比如官员任命前的公示)，主动引导民众对其发表意见和建议，这或可称为“定向监督”。这样的监督，因为政府已经做了大量的准备，把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都考虑得很细致，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意外和风险。这也是我们目前常见的监督形式。

但社会实践中，常常见到的是“非定向监督”，就是本来某个信息的公开，不是为了让民众监督或者是为了某个方向的监督，但结果却“剑走偏锋”，民众从中发现了别的东西。今年初，有媒体在一个讨论薪酬问题的版面上用了一张新闻图片，网友却惊讶地发现该公务员的工资条显示其当月收入五干九百三十五元，个人所得税却显示为零，从而引发了一场“公务员工资涉嫌公款代扣个税”的讨论。这次“豪华副职”现象也属于此类。P1-5

读了一本书，刀尔登先生的《中国好人》，2009年2月第1版，看来是新著。缪哲先生在该书《序》中说：“这集里所论的，大多为古事；然而所见每与我们听说不同。”这个“我们”，不知包括哪些人？本人读这书，觉得自己也算一个吧。可刀先生令我服膺的，不是他的“所见与我们不同”，很多人之“所见”，也多少每与“我们”或“我们听说”不同呢；我最钦佩的，是他的学识。

刀先生文中，往往有断语式叙述——如说韩愈，“一生事迹，果然好人，至少道德水准在水平以上”，“自古及今，文章能写得如此之好的，能有几人”；如说屈原“作了《天问》，两千年间的学人，则共同创作了一部《不问》”……刀先生这样说，就要熟悉韩愈一生事迹，把自古及今文人的文章，与韩文作一番细比；也须把两千年问学人的文章研读透彻，方可得出他们共同创作了《不问》的结论——这腹笥的浩如烟海，不能不令人惊叹！

经朋友介绍，我从网上看到一篇批评杂文作者和杂文的大作，据说很有影响，所论范围挺大，也爱下断语。文章把杂文作者分为三类，即文坛耆宿、媒体编辑、教授学者，分别点了众多人名。论者说第一类人，“倚老卖老，寻个由头儿，兜售点儿历史典故知识杂碎，字句繁冗絮叨，篇章圆滑中庸”；第二类人是作者“最不屑”的，因为他们“占着那‘一亩三分地’，弄点报刊上的下脚料，敷衍成篇，本是习作练笔之文，却仗着‘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一篇杂乱小文到处开花、遍地结果”；第三类人，则“以杂文为旌幡，遮蔽着自己学术的笨拙浅疏，搭建着自己跻身名流的高梯，护卫着自己在学府里的金字招牌”。其实杂文作者除此三类，还有别类，这位先生也许无暇顾及，但口气还是读遍当今杂文的意味。不管怎样，作为一个杂文作者和编辑，即他划定的第二类人，他这个论断，看得我直冒冷汗。

不过还好，这位先生刀下留情，这样全称判断、一锅烩了之后，仍从“锅”里捞起可入他法眼的两位青年才俊，称之为“杂文干将”，夸赞一番，叫人不至于太过沮丧。对另外五六位，似也有所不忍，认为他们的杂文，“还是有可读性”的，不过“近来没有什么有力量的东东了，在炒冷饭”。所以我的汗，稍敛，又流了下来……

流汗归流汗，我认为上面三类杂文作者对这位论者，没必要反唇相讥——这是我一贯的观点。想来还有更多狠批杂文的文章，如果我读到，也会取这种态度。

前数年，网友评选娱乐圈“十大丑星”，某上榜明星，略欠幽默细胞，把“丑”简单理解成其貌不扬，说爹妈给的，咋啦，于是打起人格权、名誉权官司。其实只要不是侮辱诽谤，血口喷人，那明星就没有理由、也不必要对“丑”如此较真。你是明星，在公共舞台和大众传媒亮相，就要经得起众人评头论足，哪怕品评你的长相——这是你必要的“牺牲”。不想让人家议论，就躲在家里别出来登台表演；而即使在家，你爹妈和兄弟姐妹，也难免对你的言行有所说道。

杂文作者写了文章，放抽屉里，没人会对它说三道四；拿去发表，作用于读者眼睛，刺激读者的神经，还能让人家没有反应？反应，即有毁有誉，纯属正常。当然被毁则报，被誉则默，属人之常情；不过我不赞成当今文化圈某些名家所持的那个动机论——别人对他们大作稍有批评，就指人家“借名人出名”，或“企图以批名人的小文赚点可怜的稿费”，云云。你先别管人家动机，只看那批评是否讲理，有哪些意见值得汲取。可以争辩，不同意他观点，也可以“报”，却不必气急败坏，至少讲点儿风度。

徐志摩当年批评鲁迅说：“先生的作品，说来大不敬得很，我拜读过很少，就只《呐喊》集里两三篇小说，以及……《热风》集里的几页。他平常零星的东西，我即使看也等于白看。”陈西滢更说：“鲁迅……的文章，我看过了就放进了应该去的地方——它们就不应该从那里出来。”瞧这两位口气，何止“大不敬”呢？但是鲁迅对这种轻蔑，持啥态度？他平静地说：“我总算已经被中国现在‘有根’的‘学者’和‘尤其’的思想家及文人协力踏倒了。”断言鲁文“不应该出来”，欲褫夺鲁迅的表达权，便有霸道意味——国民党还没有禁得住鲁迅文章发表呢——还不是“踏倒”吗！可鲁迅并没有指徐陈二人“借批评鲁迅以出名”。

上述这位论者，大概还没有悉数“踏倒”杂文作者的意思，我想他也没有“借批评‘文坛耆宿’而出名”的怪想法。鲁迅都批评得，今天哪怕是“文坛耆宿”，也不应有批评的豁免权吧？批评者就是发一个言，口气冲了一些，论断大而化之了一些。但他给了我一个警醒——还有人对杂文作者和杂文现状，如此愤慨不满，确实值得写杂文的人深长思之。

我权将这位先生的大论，看做对杂文作者的恨铁不成钢吧。他分别用“精神撒娇”、“卫道士的说教”、“没有新见解新思想”、“满纸废话”、“在及格线之下”等断语，定格各路杂文作者的作品；而他眼里的标准杂文，是“具有烟火气息，要纯正激昂、痛快淋漓，有鲜活灼人的真声音在里面”的，所以现有杂文，“没几篇上得了版面”。可不少报刊老是首发或选发杂文，每年还出几册“选本”，显然是荒唐之事。

不过我觉得，当下“激昂、痛快淋漓，有鲜活灼人的真声音在里面”的杂文，还不是没有。我举个例子——收入本选本的孙道荣所写《颈椎病的非医学因素》。作者说：“今天的人，低头多了，抬头少了……看近的多了，望远的少了……哈腰的时候多了，挺胸的时候少了……点头的多了，摇头的少了……东倒西歪的时候多了，挺拔威仪的时候少了。”他推论出，今天人们的“非医学因素颈椎病”，即由此而得。也许有人认为该文不激昂，不痛快，不鲜活，是假声音，没关系；但我觉得它至少有点儿“灼人”，而且总不能指它是“卫道士的说教”吧？它说如今人人皆君子，万“病”概无，更没有这类“颈椎病”，才不算“卫道”吗？又，周濂在《暗夜微光》一文引季羡林话说：“歌颂我们的国家是爱国，对我们国家的不满也是爱国，这是我的看法。”也够“灼”的呀。这后半句，在过去铁定“反道”，是咱们不敢说的，好在如今出自总理看望过多次的季泰斗之口，且引无妨。例子多多，我只举这两个；还有很多杂文也许少见“真声音”，咱们唯有努力。

至于“纯正”，是挺吓人的。纯正就是百分之百。据说当年王明自诩“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已成笑柄。今天杂文如何才能爬上“及格线”，达于“纯正”，这“及格”和“纯”，又由谁决，大多作者恐怕不明所以，也难做到，我想等这位先生详细论证以后，咱们再朝这个方向奋进。

而“没有新见解新思想”，倒是个大问题。现在的杂文作者，很多时候确实只是重复前人思想、既有道理；不过我以为把某一伟大思想，在某一点上“重复”得略有心得，有所发挥，就满不错啦。现在连最寻常道理，很多时候也不被承认，或被肆意歪曲呢。回到常识，并不要什么新见解、新思想，可往往挺难。收在这个选本里的苏中杰《那是美丽的姑娘，不是妖怪》一文说，小和尚想看美少女，是不是人之常情和人们的常识？可老和尚硬指那美女是“妖怪”，禁止小和尚想和看。所以目下一再重复常识，揭一下盛行的瞒和骗的厚皮，能缜密委婉地、令人信服地论证谁是“美丽姑娘”，谁是“妖怪”，或者干脆直通通地明言“是”或者“不”，像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就很了不起。而能出“新见解”、“新思想”者，即是鹤立鸡群的思想家——可古今中外一共有多少人堪称思想家？连鲁迅，对有人给他戴上“思想家”桂冠，尚且敬谢不敏呢。也许当下每一位杂文家，都应该争取做一个思想家，但是在成为思想家之前，却不能不让他以现有脑袋思考，也不能不让他写杂文，并且拿常识说事儿。我同意张燕玲在《关于鲁迅文学奖?散文杂文奖答记者问》中说的，“不少杂文，还在拘于一事一议的小格局中”；而杂文要“在精神上与现实对应，在文本上真我相见”。这要求就现实一些，免得用“新见解、新思想”的高寒，把作者冻僵。

说到“具有烟火气息”这提法，指杂文的战斗性吧？战斗性挺好，道理无须多说。我每年编一个杂文选本，自认找到和收到的杂文，很多还是具有一定“战斗性”的。但是有的杂文，战斗到“烟火气息”稍烈了一点儿，我不敢选；有的我并未闻到太多“烟火气”，却被终审者以“烟火”味甚浓而枪毙；并且我揣测，几乎每一位作者，在作文之前或之时或之后，都掂量再三，或多或少地先行灭掉了一些估计会影响发表或招致麻烦的“烟火气”。经如此三番五次打磨，即使作者心中仍有点“火气”，其文也很难“冒烟儿”吧——因此离上述这位论者要求，似乎远了一些。而战斗性，也不一定高喊“打打打”、“杀杀杀”，只管放机枪，非得“具有”刺鼻熏眼的“烟火气”不可。鲁迅说过，“血的应用，正如金钱一般，吝啬固然是不行的，浪费也大大的失算”。战斗不是小孩子使气，要扎实立定脚跟，为避免无谓牺牲，很多时候须躲在掩体里，瞄准对象，有的放矢，方可取得战绩。这是鲁迅在他那个时候提倡的“壕堑战”战术，今天杂文跟令人触目惊心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也用得着。请看这个选本收入的刘吉同《按官“分配”》一文，用那么大篇幅，历陈某些“公仆”，是如何按官阶大小“分配”小汽车、办公室、住房、子女工作岗位、请客款额、出游地域、土地、矿藏、学位乃至二奶的。这里前三项，我想作为中国老百姓尚可理解和接受，后面的，按常理就十分荒唐，十分不堪，十分令人匪夷所思了，可这在当今官场，却司空见惯。而作者只是“引述”，并注明见于某月某日某媒体，事实俱在，谁也不能说他“造谣惑众”。文章结尾也只说了句实话：“这哪里是什么分配，分明是权力掠夺，人肉宴席。这是在喝老百姓的血，要共和国的命。”似乎有了点“烟火气息”，可一个“这”字，圈定了“烟火”并没有弥漫燃烧到“广大”干部，有理有节，谁也不能诬作者“丑诋人民公仆”。而且他站在国家立场发这番议论，虽然激愤了一些，你总不能说“喝老百姓血”、“要共和国命”的那帮家伙无罪，表达了悯民和爱国主义情绪的这位作者，反而有罪吧！

文无定法，定评也难，你认为好的，他没准儿觉得挺糟，这都正常，是所有文章的宿命。但是我想，包括上述论者在内的一些好心人，是不是对杂文和杂文家的要求，有点儿过高？就说“战斗性”吧，杂文只是口诛笔伐，不可能置人于死地。跟恶势力斗争，最后起决定作用的、解决问题的，并不是杂文，即是说，言论的作用，终究有限。如今信息时代，杂文很多时候速变速成，更像时评，通过便捷的网络，揭露腐败分子，抨击社会丑剧，一时颇能形成舆论风暴，对某些特定对象，形成一定舆论压力，但往往只是热议一番而已。即论“按官分配”，不是刘先生写了这个短文，或者别的人写了更加鞭辟入里，更富于刺激性，更“具有烟火气息”的大作，人家就不“分配”了。

毛泽东1948年12月17日写的广播稿《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我认为也算一篇俏皮的上好杂文。文章对敌首说，“你们当副总司令的，当兵团司令的……应当体恤你们的部下和家属的心情，早一点替他们找一条生路，别再叫他们作无谓牺牲了”，敦促垂死挣扎的敌人投降。可是如果没有像文章指出的，“你们只有那么一点地方，这样多人挤在一起，我们一颗炮弹，就能打死你们一堆人”这个事实，对方还在乎你苦口婆心的“提醒”或“敦促”吗！这是一个战场，就全国来说，对国民党最后打而垮之，靠的是“百万雄师”“追穷寇”。

同样道理，鲁迅也说过，北伐时期，“孙传芳所以赶走，是革命家用炮轰掉的，决不是革命文艺家做了几句‘孙传芳呀，我们要赶掉你呀’的文章赶掉的”，“一首诗吓不走孙传芳，一炮就把孙传芳轰走了”。当年包括鲁迅在内的杂文家，用比诗“尖厉”得多的杂文猛烈投击孙传芳，也没动了孙大帅一根毫毛。

再说去年发生的“周老虎案”的余波。周正龙造假案定谳之后，网络报刊，一再呼吁有关方面必须解开其中一些“明摆着”的“疑点”，在惩罚周正龙同时或之后，依法查处策划、怂恿、包庇周某造假的关键当权者，制度呀，法律呀，分析得不可谓不头头是道；可相关方面，硬是装聋作哑，至今不开尊口，令无疑之“疑”照疑，相关当事人依然逍遥法外，眼睁睁看着事件不了了之，你却能怎么着？

但杂文可以影响人心，是不假的，只是我看到的当下杂文，很多还不能尽如人意。如张燕玲说，咱们还不“具备鲁迅强烈的不妥协的奋身孤往的批判精神”。咱们只管继续学着“不妥协”吧。从这个意义上，咱们要感谢上述那位论者对当今温吞水杂文的严厉批评。

我不是杂文总管或裁判，每年却要编一册杂文选本，还要写序，便觉得选文难，作序更难。这里水平、眼光是一个问题，阅读范围更是一个大问题。我可以依我的心思选文，哪怕它只是一个段落、一种视角、几处警句刺激了我，正中我下怀；但面对包括网络在内的万千媒体，我不能像鲁迅对编辑所要求的，“掌握更全面的情形”，一定有太多我愿意选入的文章，遗漏了。写序，我更无法高屋建瓴，总揽全局，而惮于下“总体态势”、“发展趋势”之类的结论。就说上述那位批评家的大作，已经引起轰动，若非朋友介绍，我却差点儿无缘拜识。所以我一直钦佩那些下了断语，满打满算一年或更长时间杂文总账的大论，但是也有个疑问——不知论者可看尽了这个时期的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