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共选编文章60篇，分为“老部长回忆”“教育人亲历”“家国往事”3部分。其中，有年过期颐的离休老部长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革命工作经历的传奇回忆，有德高望重的退休老部长对自己分管工作的回顾、反思与总结，有兢兢业业数十载的教育人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各方面工作的点滴回眸，有对革命先辈的敬仰怀念，有对新中国成立前革命岁月的深情回顾，也有对新中国成立后幸福新生活的深切感恩。一幕幕铭刻于心的工作往事展现了离退休干部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真挚情怀；一幅幅生动鲜活的历史画面，展现出老同志在复杂历史环境中忠诚于党、服务于民的崇高人生追求；一笔笔细致入微的深情刻画，饱含着老前辈对党、对国家炽热的爱。

老部长回忆
高沂：奔向光明
杨蕴玉：没有新中国，就没有她们的新生
张孝文：我亲历的新中国初创阶段高等教育的探索和发展
柳斌：亲历义务教育发展坎坷路
张保庆：高校扩招前后
韦钰：“做中学”科学教育改革实验的起步
张天保：中国学位制度的建立
周远清：我的教学改革情结、教育研究情愫和素质教育情怀
朱新均：70年的我国成人教育
章新胜：回忆我参与的教育工作几件事
吴启迪：我和我的祖国——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倾情回顾
田淑兰：回顾担任驻教育部纪检组组长的七年
教育人亲历
罗宏述：教育法是依法治教的根本大法
李焕珠：报答党恩情愈重，忆昔工作已开颜
李天顺：亲历学前教育的一次跨越式发展
包同曾：为共和国培养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回忆20世纪60年代初期一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
雷克啸：我亲历的农村教育综合改革
邓立言：我国课程教材改革史上的重要事件——《中学数学实验教材》实验研究纪实
沈友益：关于高等学校教材工作的若干体会和一点心得
迟少卿：网络技术发展促进职业教育教材建设
李经：艰苦的探索，辉煌的成就
乔著生：我与教学成果奖
于芳：见证历史时刻——回顾“两基”的实现
程锦慧：当代我国教育督导制度的建设与发展
李桂兰：回忆教师培养工作中的两项重大改革
廖文科：独具特色的中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制度
袁钟瑞：我国的推广普通话工作
李滔：我经历的教育外事工作
李琼：忆重启留学之门
解其钢：1972年的巴黎之行——记新中国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
李海绩：我的八年教育外交官生涯
陈可淼：树立文化自信，促进国际合作交流
蔺昭仁：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东风唤不回——回忆在教育部外事局工作的日子
郑九振：一项来之不易的国家留学政策——“来去自由”政策最初的艰难实践
尹爱民：为留学人员保驾护航
魏礼庆：与“外”字有缘
苗丹国陈可淼：出国留学70年
季文兰：回忆接收第三世界国家留学生
关培：互联网+离退休干部工作的实践与思考——我所亲历的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工作信息化建设
刘英杰：回忆我参与主编的丛书
连健生：回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教育大辞典》的编纂工作
家国情怀
韦鹏飞：伟人的足迹
高爱玲：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纪念我的公公李福祥
杨宣：长者风范，永励后人——深切缅怀周林同志
卢枫：与战场烈士同垂不朽——缅怀亲爱的父亲丁明
国振刚：忆在中央组织部工作时的二三事
于富增：我感受的新中国70年
周小琴：如歌岁月，岁月如歌——与共和国的歌声一路同行
黄宗煊：幸运见证新中国的诞生
梁桂芝：踏上革命征程的点滴回忆
李之保：贺祖国大庆，表终生感激
郝铁生：我在解放军大熔炉里成长的几个故事
胡龙孙：一个北京市民眼中的北京70年变化
莫宝文：难忘的解放日
蔡锦涛：难忘的美好记忆——记70年前一件大事
龙庆祖：今昔对比——回忆抗美援朝战争片断
葛汉清：电波传送军民鱼水情
陈纲：感恩——记发生在一个共和国同龄人身上的故事
李凤江：我为与共和国同龄而自豪
刘政发：共和国同龄人延安生活片段记

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0周年华诞。这70年是
改变中华民族前途命运的70年，是沿着复兴之路奋勇前行
的70年，也是教育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的70年。教育部机
关离退休干部身处伟大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着强起
来迈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出
新中国教育事业的精彩华章。70年砥砺奋进，70载春华秋
实。他们对党、对新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
热爱，并为之奉献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在这个特别的年
份，我局组织老同志撰写文章，回忆他们与新中国一路同
行，走向伟大复兴历程中的点点滴滴，编辑出版《亲历70
年——教育部老同志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文集》一书。
本书共选编文章60篇，分为“老部长回忆”“教育人
亲历”“家国往事”3部分。其中，有年过期颐的离休老部
长对新中国成立前后革命工作经历的传奇回忆，有德高望
重的退休老部长对自己分管工作的回顾、反思与总结，有
兢兢业业数十载的教育人对新中国教育事业各方面工作的
点滴回眸，有对革命先辈的敬仰怀念，有对新中国成立前
革命岁月的深情回顾，也有对新中国成立后幸福新生活的
深切感恩。一幕幕铭刻于心的工作往事展现了离退休干部
为新中国教育事业无私奉献的真挚情怀；一幅幅生动鲜活
的历史画面，展现出老同志在复杂历史环境中忠诚于党、
服务于民的崇高人生追求；一笔笔细致入微的深情刻画，
饱含着老前辈对党、对国家炽热的爱。
辉煌70年，举国同庆；回望70年，感慨万千。谨以此
书献给新中国70华诞。祝愿老同志们身体健康！祝愿新中
国的亲历者、实践者、见证者永葆青春！祝福我们伟大的
祖国繁荣富强！让我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密团结在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宏伟目标继续奋斗！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此
表示衷心感谢。
教育部离退休干部局
2019年9月

教育部机关离退休干部身处伟大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向着强起来迈进的伟大历史进程中，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谱写出新中国教育事业的精彩华章。
70年砥砺奋进，70载春华秋实。他们对党、对新中国、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充满热爱，并为之奉献出一生最美好的年华。本书记录他们在教育事业改革发展中见证的历史，回忆他们与新中国一路同行，走向伟大复兴历程中的点点滴滴。

奔向光明
高沂
高沂，男，汉族，山东沂水人，1914年11月出生，1938年2月参加革命工作，1938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离休前任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
1949年10月1日，是中华儿女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自1840年以来的一百多年中，中国一直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中华民族被称为“东亚病夫”和“一盘散沙”，亿万人民在痛苦中煎熬。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推翻了“三座大山”的压迫，洗刷了百年国耻，使我们祖国走上了独立富强的道路。这是全国人民万众一心、舍生忘死换来的。我们这一代人，有幸生在这一救亡图存的伟大历史时代，参加了抗争并见证了这一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中国人最可贵的品质是爱国，这是国家强大、长盛不衰、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我的爱国思想的启蒙者是我哥哥，当时他在中学读书，每次放假回家，他既给我讲文化课，又给我讲一些朴实的爱国思想，使我初步懂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那是一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外有帝国主义侵略，内有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饿殍遍野。中学时代，我目睹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参加了抗日救亡活动。到七七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中华民族到了民族存亡的危难时刻，我逐步成了一个激进的爱国者。
那一对对不同材料拼成的、在土路上艰难向前滚动着的车轮，那些被士兵们挖得满目疮痍的红薯地，那些被击毙了躺在路边雪地里中央军士兵的尸体……这些是在1937年秋天，时任少尉副连长的我在山东跟着国民党第三集团军行军路上的情景。
在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被处决之后，国民党中央军为了排除异己，妄图“吃掉”我所在的团。为了避开中央军的堵截，我们团急行军撤向山东。对于韩复榘被杀这件事，我们一方面认为他在日军侵入山东时一枪不放、节节后退，确实该杀；另一方面也对蒋介石铲除异己、消灭杂牌军的手段深感不满。
1937年冬，我们团冲破了国民党中央军的堵截，回到山东成武进行整编，由团扩编成旅。当时我已经离开连队，等待重新分配工作。我们一些志趣相投的青年军官常常聚在一起聊天，话题自然是抗战的形势和我们启己的前途。经过几个月的观察，我对国民党在正面战场的节节失利感到失望，对杂牌军也失掉了信心。而此时，八路军平型关大捷是唯一令人振奋的好消息，使我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线曙光。我们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此时，延安对我们来说已经不是什么禁忌了。大家一致认为，只有共产党和八路军才是战胜日本的希望所在。我们要到延安去！
如何去延安？一些人主张干脆活动一批人，带着武器出走。我和好朋友张维寅则认为，这样做等于公开哗变，无论是山东地方部队还是国民党中央军都不能容许。再说从山东到延安，山长水远，要经过大片国民党统治的区域，危险性很大，很难成功。两种意见相持不下之时，张维寅告诉我，他以前曾经加入共产党，我和他秘密商定，以去武汉继续上学为名，请假出走。
成武冬天的夜晚来得很早。一天晚饭后，我俩摸黑找到了旅长的住处。通报姓名后，勤务兵带我们进入旅长办公室。旅长叫王文斌，河南人，说话很慢，不像是行伍出身的人。我们按准备好的“台词”，向他表达了想去武汉上大学的愿望，一边说一边心里还在打鼓。可是没想到，等我们说完，他思索了片刻，竟然向我们提了一个我们绝对料想不到的问题：“抗战时期，你们到武汉能学到什么呢？”他接着说：“抗战期间，需要更多的青年学到打仗的本事，参加战争。我劝你们到延安去。那里有八路军办的一些学校。”他一半感叹一半意味深长地说：“打日本，看来光靠蒋先生是不行的。”
听了他的话，我们十分高兴，表示愿意按他的指示到延安去。他嘱咐我们：“你们到延安后，要和我保持联系，并请那边派些人来我们这里工作。”最后，他告诉我们，他早先也参加过共产党，只是后来失去了联系。当我们起身告辞时，他让副官给我们100元法币作为路费，并嘱咐我们路上要脱下军装，改穿便衣。解放后我了解到，我们那个部队在我们离开不久便被调到了大别山区的抗日前线，在1938年秋天一次和日军的交战中失败，旅长侥幸生还。50年代他在洛阳与儿子同住，已经瘫痪在床。遗憾的是，我没与他再取得联系。
同旅长告别以后，我们俩迅速找了两套山东公务员的制服，换下了军装。我的小包里仅有一双布鞋和两件衬衣，夹在胳肢窝下就上路了。张维寅临行前搞到了一床棉被，这成了我们两人一路上唯一的铺盖。我俩先徒步到达河南柳河，然后乘火车西行，经开封、郑州、洛阳、潼关到达西安。因为囊中羞涩，一路上我们也不买票，有车就上，查票的来了就下车，下趟车来了再挤上去。一路走走停停，平板车、闷罐车、煤车，各种车都坐过，真是“急不择车”了。
到西安后，我们第一件事就是秘密寻找八路军办事处。经过三天的暗中查找，最后才从一个洋车夫那里问到了办事处的地址，在西安七贤庄。在办事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身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