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老渔夫圣地亚哥在连续八十四天没捕到鱼的情况下，终于独自钓上了一条大马林鱼，但这鱼实在太大，把他的小船在海上拖了三天才筋疲力尽，被他杀死了绑在小船的一边，在归程中一再遭到鲨鱼的袭击，最后回港时只剩下鱼头鱼尾和一条脊骨……

这虽然是一个故事简单、篇幅不大的作品，但含义丰富，很多教师把它作为英雄主义教育的教材，推荐给广大学生，使之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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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个独自在湾流中一条平底小帆船上钓鱼的老人，这一回已去了八十四天，没逮上一条鱼。头四十天里，有个男孩跟他在一起。可是过了四十天还没捉到一条鱼，男孩的父母对他说，老人如今准是终于“倒了血霉”，这就是说，倒霉到了极点，于是男孩听从了他们的吩咐，上了另外一条船，头一个礼拜就捕到了三条好鱼。男孩看见老人每天回来时船总是空的，感到很难受，他总是走下岸去，帮老人拿卷起的钓索，或者鱼钩和鱼叉，还有收卷在桅杆上的帆。帆上用面粉袋片打了些补丁，收拢后看来像是一面标志着永远失败的旗子。

老人消瘦憔悴，脖颈上有些很深的皱纹。腮帮上有些褐斑，那是太阳在热带海面上的反光所造成的良性皮肤病变。褐斑从他脸的两侧一直蔓延下去，他的双手常用绳索拉大鱼，留下了勒得很深的伤疤。但是这些伤疤中没有一块是新的。它们像无鱼可打的沙漠中被侵蚀的地方—般古老。

他身上的一切都显得古老，除了那双眼睛，它们像海水一般蓝，显得喜洋洋而不服输。

“圣地亚哥，”他们俩从小船停泊的地方爬上岸时，男孩对他说。“我又能陪你出海了。我家挣到了一点儿钱。”

老人教会了这男孩捕鱼，男孩爱他。

“不，”老人说。“你遇上了一条交好运的船。跟他们待下去吧。”

“不过你该记得，你有一回八十七天钓不到一条鱼，跟着有三个礼拜，我们每天都逮住了大鱼。”

“我记得，”老人说。“我知道你不是因为没把握才离开我的。”

“是爸爸叫我走的。我是孩子，不能不听他的。”

“我明白，”老人说。“这很在理。”

“他没多大的信心。”

“是啊，”老人说。“可是我们有。可不是吗？”

“对，”男孩说。“我请你到露台饭店去喝杯啤酒，然后一起把打鱼的家什带回去。”

“那敢隋好，”老人说。“都是打鱼人嘛。”

他们坐在饭店前的露台上，不少渔夫拿老人开玩笑，·老人并不生气。另外一些上了些年纪的渔夫望着他，感到难受。不过他们并不流露出来，只是斯文地谈起海流，他们把钓索送到海面下有多深，天气一贯多么好，还谈起他们的见闻。当天打鱼得手的渔夫都已回来，把大马林鱼剖开，整片儿横排在两块木板上，每块木板的两端各由两个人抬着，摇摇晃晃地送到收鱼站，在那里等冷藏车来把它们运往哈瓦那的市场。逮到鲨鱼的人们已把它们送到海湾另一边的鲨鱼加工厂去，吊在组合滑车上，除去肝脏，割掉鱼鳍，剥去外皮，把鱼肉切成一条条，以备腌制。

刮东风的时候，鲨鱼加工厂隔着海湾送来一股腥味；但今天只有淡淡的一丝，因为风转向了北方，后来逐渐平息，饭店露台上可人心意、阳光明媚。

“圣地亚哥，”男孩说。

“哦，”老人说。他正握着酒杯，思量好多年前的事儿。

“要我去弄点沙丁鱼来给你明天用吗？”

“不。打棒球去吧。我划船还行，罗赫略会给我撒网的。”

“我很想去。即使不能陪你钓鱼，我也很想给你多少做点事。”

“你请我喝了杯啤酒，”老人说。“你已经是个大人啦。”

“你头一回带我上船，我有多大？”

“五岁，那天我把一条鲜龙活跳的鱼拖上船去，它差一点把船撞得粉碎，你也差一点给送了命。还记得吗？”

“我记得鱼尾巴砰砰地拍打着，船上的座板给打断了，还有棍子打鱼的声音。我记得你把我朝船头猛推，那儿搁着湿漉漉的钓索卷儿，我感到整条船在颤抖，听到你啪啪地用棍子打鱼的声音，像在砍倒一棵树，还记得我浑身上下都是甜丝丝的血腥味儿。”

‘你当真记得那回事儿，还是我不久前刚跟你说过？”

“打从我们头一回一起出海时起，什么事儿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老人用他那双常遭日晒而目光坚定的眼睛爱怜地望着他。

“女口果你是我自己的小子，我准会带你出去闯一下，”他说。“可你是你爸爸和你妈妈的小子，你搭的又是一条交上了好运的船。”

“我去弄沙丁鱼来好吗？我还知道上哪儿去弄四份大鱼饵来。”

“我今天还有自个儿剩下的。我把它们放在匣子里腌了。”

“我给你弄四条新鲜的来吧。”

“一条，”老人说。他的希望和他的信心从没消失过。这时可又像微风初起时那么鲜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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