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斯顿·丘吉尔，政治家、画家、演说家、作家以及记者，1953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曾于1940－1945年及1951－1955年期间两度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带领英国获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丘吉尔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呢？他在英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和击败希特勒的过程中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丘吉尔(追寻伟人的足迹)》作者杰弗里·贝斯特在分析了丘吉尔的长处和短处，研究了许多版本的丘吉尔传记，结合了公众和私人对丘吉尔的评价之后，在书中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鲜活的传奇人物形象。

温斯顿·丘吉尔在二战中所表现出来的感召他人的能力让他一度受到了人们的批评。在最近几年，他的所作所为再一次受到人们的抨击。《丘吉尔(追寻伟人的足迹)》作者杰弗里·贝斯特是一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终于真正理解了这位伟人的思想，以及他长期、饱受争议、丰富多彩、矛盾和史诗般的戎马生涯。丘吉尔的内心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是理想主义者还是现实主义者呢？他在英国生死存亡的关头和击败希特勒的过程中起到了多么关键的作用？作者在分析了丘吉尔的长处和短处，研究了许多版本的丘吉尔传记，结合了公众和私人对丘吉尔的评价之后，在《丘吉尔(追寻伟人的足迹)》为我们呈现出一个鲜活的传奇人物形象。

前言

第一章 不愿上学

第二章 欣然参战

第三章 新郎和议员

第四章 贸易部和内政部

第五章 海军大臣

第六章 达达尼尔海战

第七章 东山再起

第八章 布尔什维克和爱尔兰人

第九章 东方问题

第十章 保守党大臣

第十一章 帝国和印度

第十二章 查特韦尔和希特勒

第十三章 “温斯顿归来！”

第十四章 巅峰时刻

第十五章 民主军阀

第十六章 “今天行动”

第十七章 美国和罗斯福

第十八章 特种作战和空袭行动

第十九章 法国和戴高乐

第二十章 苏联和斯大林

第二十一章 前景暗淡

第二十二章 铁幕

第二十三章 首脑峰会和核武器

第二十四章 重回唐宁街

第二十五章 桑榆晚景

第二十六章 后记

在一段旋风式的求婚后1908年9月12日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奥格尔维·霍齐娅(Clementine Ogilvy Hozier)结为夫妻。从他们写给对方的许多信件中，及女儿玛丽·索梅斯夫人(Mary Soames)1979年出版的母亲传记中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到这段求婚过程和他们的婚姻生活。玛丽在传记中记录了父母57年来共同度过的岁月。结婚时克莱门蒂娜只有23岁，丘吉尔长她10岁，时年33岁。克莱门蒂娜并不是多情的丘吉尔考虑的第一个结婚对象，索梅斯夫人在书中还列出了以下名字：在印度一个舞会上认识的帕米拉·普罗登(Pamela Plowden)，造船大王之女穆莉·威尔森(Muriel Wilson)，红得发紫的女演员埃塞尔·巴里莫尔(Ethel Barrymore)。在几位女子的眼中丘吉尔很有趣，也比较招人喜欢，但他难以捉摸的性格、对政治的热衷以及前途的未卜最终使几位漂亮女子纷纷离他而去。

克莱门蒂娜的父母看上去门不当户不对，母亲是艾尔里勋爵(Earl of Airlie)的女儿，出身于苏格兰著名的贵族家庭，她聪明且意志坚定。父亲曾担任过龙骑兵团团长，退休后任劳埃德商船保险社秘书，他脾气暴躁，比妻子年长很多。克莱门蒂娜6岁的时候父母就分开了，之后生活相比以前显得窘迫了一些，但由于她的种种头衔仍被邀请参加各种聚会，在一次受邀参加的晚宴上，丘吉尔与克莱门蒂娜相遇并深深喜欢上了她。克莱门蒂娜容貌出众，做事严肃认真，有时比较敏感，对于她这种背景的女子来讲，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博克汉姆斯特德(Berkhamsted)完成了中学学业并顺利拿到了毕业证，在这里克莱门蒂娜学习了法语、德语、生物等课程。优秀的女校长希望她继续读大学，但性格怪异的母亲极力阻止，认为18岁的女儿应该尽可能多地抓住机会开始她的社交生活。

对于克莱门蒂娜来说接下来的几年很不如意，、她两次差点成为别人的妻子，一次险些与一位比自己年长许多而且非常乏味的男子成婚；第二次男方都已下了聘礼，克莱门蒂娜才决定终止一场错误的婚约。这种尴尬使她下决心一定不能再轻率地犯此类错误，虽然4年前与丘吉尔短暂相遇，但当时并未对他留下深刻印象，所以也就不可能期待在他们之间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浪漫故事。1908年3月，在波特兰(Portland)52号的圣·何莉尔夫人(Lady St.Helier)家举行的晚宴上，克莱门蒂娜又一次见到了丘吉尔，像往常一样他没有准时出席，不过最终还是来了，在克莱门蒂娜旁边的空位上坐了下来。这是一个特别的晚上，丘吉尔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到了克莱门蒂娜身上，这也使邻座的露歌德夫人(Lugard)感到他很没礼貌。后来他开始写信给心上人，并说服堂兄——第九代马尔伯罗公爵邀请克莱门蒂娜去布伦海姆宫玩。一天早饭时，克莱门蒂娜被尴尬得一个人丢在了饭桌上，见心上人生了气，丘吉尔提议在当天下午——1908年8月11日去公园散步，突然天空阴云密布，一会儿就下起雨来，于是丘吉尔抱起克莱门蒂娜跑回去躲雨，一个月后婚礼在威斯敏斯特的圣马格里特教堂举行。

丘吉尔和克莱门蒂娜开始了一段20世纪伟大政治家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婚姻生活，一些伟人的婚姻表面看来艳丽光鲜但实际并不幸福，如肯尼迪(Kennedy)、特鲁多(Trudeau)、贝隆(Peron)的婚姻。其他如劳合·乔治和F.D.罗斯福则只是维持了公众视线里的完整婚姻，他们的感情生活远远谈不上幸福。一些政治家的妻子虽与丈夫感隋深厚，同时也坚定支持他们的事业，但她们的活动范围仅限于家庭，如戴高乐的夫人(Mme de Gaulle)。丘吉尔夫妇频频出现于公众视野，不管他们共同做事还是在子女长大后分别忙各自的事情，都总能成功抓住公众的注意力。尽管丘吉尔行为古怪、性格难以捉摸，而且他总是一刻不停地忙于公务，克莱门蒂娜仍和丈夫成功地维持了正常的家庭生活并抚养了4个孩子[第5个孩子玛丽戈尔德(Marigold)不幸夭折]，了解他们的人都说是克莱门蒂娜最终使饱受争议的温斯顿·丘吉尔走上了辉煌的政治道路，没有她的大力支持，丘吉尔就不可能迈上事业的巅峰。  是什么成就了这段令人羡慕的婚姻？首先，丘吉尔全心全意地爱着妻子，虽然公务繁忙，但只要能抽出身他总不忘回家或给妻子写信。在爱德华七世时期，上层社会的男女往往会选择有家庭背景、有钱有权、有政治前途的人结婚，但丘吉尔选择了家境较为贫困的克莱门蒂娜，他们的婚姻一开始就是以深厚、真诚的爱情为基础的。其次，丘吉尔也听取了母亲第二任丈夫乔治·康沃利斯·威斯特(George Cornwallis West)的建议。几年前乔治曾写信提起丘吉尔的堂兄第九代马尔伯罗公爵与妻子康苏尔洛·范德比尔特(Conslaelo Vanderbih)分手的事，他提醒道：“听我说，如果你们真想结婚，一定要以感情为基础，物质代替不了感情。”丘吉尔因爱与克莱门蒂娜结合，一向非常严肃的比阿特丽斯-韦伯太太(Beatrice Webb)对丘吉尔的这一决定非常赞赏，在一起去吃午饭的路上，她说：“丘吉尔的新娘十分迷人——她漂亮、真诚、有教养，但不富裕，他俩可有点门不当户不对，丘吉尔能娶她为妻，值得称赞。”对于克莱门蒂娜来说，她的心思全在丈夫身上，在坚守自己做事原则的同时，她会对丘吉尔的想法做出客观甚至有些挑剔的判断，正是出于这个原因她才能像其他人一样既看到丘吉尔身上的优点，又能不忽视他的缺点。她钦佩丈夫的远大抱负和雄心壮志并尽力帮助他实现自己的宏伟理想，每次听丘吉尔讲话她总能巧妙地提出建议，有时也会责备或提出忠告，但更多的时候是给予鼓励。1961—1970年的《国家传记字典》(Dictionaty of National Biography，)中有这样一段总结他们关系的话：“丘吉尔总会高兴地聆听妻子的建议，但这些建议并没有被真正采纳。”由于夫妻两人都在各自身上投注了太多注意力，他们的感情比两人和五个孩子的关系都要亲密。需要说明的是，截止到这个时候有三个孩子的行为从某种程度来说都已亮起了红灯，但童年时期这些危险的征兆并没有显现出来。丘吉尔对孩子们疼爱有加，从他的年龄和身份来讲，可以说是溺爱孩子。如果在这方面他有什么不对的话那就是他太爱孩子了，每个见到他和儿子伦道夫的人都说这孩子被他宠坏了。P37-39

1940年春，温斯顿·丘吉尔的名字突然进入我的脑海，可以说当时他成了我记忆中最最重要的人。在少年时代我的祖国卷入的战争中，丘吉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随着“假战”的结束，丘吉尔的形象变得越加真实，甚至可以说超级真实，因为当时没有哪个英国人可以像他一样通过实实在在的形象、声音、理智和情感打动国人。他的广播讲话成了英国人翘首以待的无异于宗教仪式的重要活动。1942年，因成绩优异校方告诉我，可以送我一本书作为奖励，我清晰地记得当时毫不犹豫地提出希望得到丘吉尔五卷本的《战争演讲》(War·Speeches)。更让我兴奋不已的是，现在我家中珍藏的丘吉尔讲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著作《世界危机》(The World Crsis)的背面非常显眼地印有当时的出版日期：1943年。在我的心目中，丘吉尔集英国政治家老威廉·皮特(Pitlthe)、海军上将霍雷肖·纳尔逊(Horatio Nelson)、前英国首相本杰明·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于一身，他是漫画家笔下约翰·牛(John Bull)形象的最佳体现，但无疑这一形象蕴涵着更多个性、智慧、文化和亲近。

随着战争逐渐进入尾声，在我的心中以及在许许多多其他人的回忆中，丘吉尔叱咤一时的风光渐渐淡去，他的首相宝座由在长相和音色上和他迥然不同的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取代。战争即将拉上帷幕，我们很快将进入一个没有丘吉尔的新时代。尽管在他的政治生涯中也不乏耻辱和失败，青年时期，我也曾对他的政治劲敌抱有极大同情，但即使如此，我的信念——丘吉尔是难得的伟人——从未改变。后来我饶有兴趣也颇为开心地注意到丘吉尔仍频繁出现在英国和整个国际政治舞台上。在他辞世的这一天，经女王建议，内阁决定为他举行国葬，我守着电视机，静坐在那里，整个仪式过程中我的双眼一刻未曾离开。此前及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从未如此专注地观看过任何其他电视直播。

在我的研究中，第一个阶段包括对他早年经历的挖掘，这其中不免某种情感上的迷恋和深深敬意。坦诚地讲，第二个阶段(即本书的高潮部分)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早期，作为史学家，当时我的研究兴趣已从18、19世纪英国社会史转向了国际史和近现代战争史，我也因此开始了解欧洲帝国发展史的崛起和生命力源泉。在我看来，在非洲和印度战争期间，丘吉尔还没有资格跻身战争英雄的行列。研究方向的转变让我有幸深入了解了1914—1918年及1939—1945年的两次世界大战，虽然我的材料主要来源于丘吉尔自己的著作，但研究过程中，本人不断意识到其他史学家及参与了两次战争的人对大战的讲述和丘吉尔自己的描述不尽相同。这和我的想象相差甚远，但它也给我的研究带来了不少乐趣。这一阶段，我同时看到在没有完全投身于战争前，丘吉尔过着怎样充实而独特的生活。那些年里，源源不断的有关丘吉尔研究的书籍、文章的出版也使他变成了—个越来越复杂的人物，从某些方面看，丘吉尔性格中相互矛盾的地方越显突出。本书涉及了丘吉尔性格和言行中矛盾、复杂的一面，但并未就其原因做出详尽、透彻的分析。从某种程度讲，他的童年生活是悲惨的，不可思议的是，从丘吉尔成年后的性格中表现出的各种过人之处来看，童年的经历并未对他产生深刻影响，甚至可以说童年时期的丘吉尔和成年后的丘吉尔完全判若两人。丘吉尔的私人生活和政治生活紧密交织。不得不提的是，从33岁起，他拥有了一位智慧、贤淑，给予他事业坚定支持的妻子，从此家庭成了他温暖的避风港。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和他的许多同事、朋友及政治劲敌相比，他对婚外恋毫无兴趣，对此，我认为无须做过多心理分析。我的研究重点在丘吉尔的政治生涯上，从22岁起，他便进入公众视野，他喜欢政治，喜欢受人关注，一生中，他积极努力，让自己尽可能长时间地活跃在这一舞台上。26岁成功竞选议员，33岁荣升大臣，在热衷传统、官僚老化的英国这可谓凤毛麟角。他进出于两党之间，在九个部门的大臣位子上移来换去。有目共睹的是1940—1945年，丘吉尔带领英国人民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但近几年，正是这一角色给他带来了众多批评和质疑，这也正是我迫切希望得到答案的地方，在完成此书后，我仍支持早年人们对丘吉尔一生达成的共识：正如A.J.P.泰勒(A.J.P.Taylor)在他的丘吉尔传记《1914—1945年的英国历史》(English History，1914—1945)中讲到的：“丘吉尔拯救了他的国家。”

像丘吉尔这样的伟人自然会成为众多作家青睐的对象。，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曾为父亲撰写传记，后来这部作品由马丁·吉尔伯特(Martin Gilbert)先生最终完成。许许多多的作家和评论人员都曾为丘吉尔做过传记，其中包括一些我们这个时代最优秀的史学家。丘吉尔一生中的重要成长阶段，经历的重大事件目前均已得到深入研究，几乎每一个和他共事或密切接触过的人都曾发表过回忆性的文章或专著。让我感到非常欣慰的是，在我的著作出版前，已有许多作家在丘吉尔研究方面做过精辟、深刻的分析和论断，而我则有幸站在他们的肩膀上进行更深层次的研究。从过去到现在，丘吉尔一生中的众多方面都存在很大争议，在这些地方，我很高兴自己能够不受他人思想的左右，通过史实得出自己的判断。讲出那些存在争议的地方事实上可以说是勾勒了丘吉尔整个政治生涯的大轮廓：两次就任第一海务大臣时大刀阔斧的改革；对达达尼尔远征的极力推崇；对俄国革命不遗余力的干涉；在爱尔兰独立斗争和印度自治运动中的坚定立场；20世纪30年代后期对英国政府绥靖政策的强力抗议，首次建立英美“特殊关系”；对核武器阴影下国际关系的真知灼见。我相信人们对与以上内容相关的丘吉尔的言论和行为的研究还将继续下去。在人类近现代史上，像丘吉尔一样深刻影响历史发展轨迹的人物屈指可数。

考虑到丘吉尔本人就是一位英语语言大家，书中我尽可能多地引用了丘吉尔自己的表达和评论，但同时为了吸引普通读者，书中还加入了不少丘吉尔的妻子克莱门蒂娜和他的女儿玛丽的回忆片段和信件节选。

这里，首先我要为所有为本研究提供素材和基础的史学家和作家表示诚挚的感谢。接下来，我要为收藏这些书籍的图书馆表示衷心感谢，它们包括牛津大学博德莱安图书馆(Bodleian Library)、牛津大学科德林顿和圣·安东尼学院图书馆(Codrington and st Antony's College)、剑桥的丘吉尔档案中心及伦敦的皇家艺术学院。在收集的所有照片中，尤其要感谢伦敦的帝国战争博物馆、国家肖像馆、牛津大学的伯德雷安图书馆、丘吉尔档案中心及华盛顿的国家肖像馆。另外还要感谢很多为本书提供材料的作家同事和朋友。最后非常感谢托尼·莫里斯(Tonyrt Morris)、马丁·施地帕德(Manin Sheppard)、我的出版商及我的妻子在本书写作中给予的指导、鼓励和大力支持。

衷心希望本书可以为读者提供一个全面、客观地了解伟人丘吉尔的全新视角。完成这本著作既满足了我自己对这位杰出领导人的好奇和爱戴，同时我相信它也能满足年青一代对这位20世纪最伟大的英国人的认识渴望。

“我已经做好了要见上帝的准备，但他是否愿意接受挑战，欣然接纳我就不得而知了。”

——丘吉尔在75岁生日聚会上的讲话

因为对温斯顿·丘吉尔的浓厚兴趣，我决定完成本书，现在，这一工作已经完成，最后一章里有必要对我写作过程中发现的一切做一个简要总结，而且我必须承认写作此书过程中付出的一切努力完全值得。首先，我看到自己认定的那个顶天立地的伟大领袖一直都在，他的形象、他的声音、他的衣着、他的一言一行实实在在；但同时我也看到了一些过去不曾了解的丘吉尔工作、生活的新侧面，这些事实告诉我在某些方面他并非我想象得那样伟大，不断发现的新资料告诉我他远比我预想得更加独一无二。著名歌星、影星或体育明星在先贤祠中找到一席之地或许略显牵强，但丘吉尔有充分理由在这里找到本该属于自己的显要位置。此外，研究这位具有多重性格、阅历丰富、生活多彩的英国人的同时，我自己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乐趣。

那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伟人呢？我们知道，伟大一词往往带有各种色彩，并和具体历史环境密不可分，所以，首先我要指出：丘吉尔的伟大取决于他在战争和政治领域取得的不可磨灭的辉煌成就，这些成就和民族、人民、武装斗争、牺牲、英雄主义等息息相关。每个民族都有(在今天这样一个非军事化的社会，我们是否应该说“有过”)他们珍视、崇拜的勇敢斗士和战争英雄，以及他们身上集体体现出的优秀品质。以历史伟人为研究对象的历史学家和讲述他们生平故事的传记作家都必须接受评论家的严峻挑战，他们会问这些伟人是谁，他们都做过些什么，评论家会要求用严格、详尽的史实证明这些伟人究竟代表了哪些人的利益，在他们参加的重要历史活动中人类社会又经历了怎样的巨变。以上几个问题在伟人研究过程中不可逃避，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有一点很难通过史实加以佐证，那就是伟人们思想和行动的内在动力及内在方向。

一位著名权威人物非常敏锐地指出：“自觉或不自觉地，丘吉尔一生中都在努力逃避将自己归于某一群体的具体分类。”丘吉尔复杂、多面的性格大多可以通过他当时生活的具体社会环境做出解释，但他性格中最重要的一些元素却很难有理有据地充分予以阐释。我们可以说他是一个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自由帝国主义者，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道主义者，当然也可以称他为一名国家效率热心家。20世纪20年代，丘吉尔在数个大臣职位上大显身手，所以我们也可以称他为政府要员。如果不考虑他对犹太复国主义的同情，我们还可以因他的种族观而称他为白人至上的盎格鲁一撒克逊主义者，丘吉尔的阶级观念明显印有保守党激进分子的深刻印记；虽然娶了聪明伶俐、思想开明的女子为妻，但他的性别观念与传统的父权规范几乎毫无差异。在以上这些方面，我们可以通过一些通用名词对丘吉尔加以描述，但在其他一些方面，我们却很难通过具体词汇为他定位。在政治领域，没有人对自己的命运和爱国追求像他一样坚定过；没有人像他一样能够积极参与历史进程、满腔热血地投身变革，也没有人像他一样能够游刃有余地通过语言和声音将自己的思想和情感淋漓尽致地呈现过，丘吉尔的演说逻辑缜密、目的明确、内容壮观，这让他成了当时最卓越的政治演说家。没有人像他一样既能在和平年代为战争未雨绸缪，又能在战争年代为和平出谋划策，没有人像他一样能既不乏严肃、冷静，又兼具幽默、智慧。没有人像他一样在自己的政党和同事中激起过如此混杂、矛盾的态度：有赞成也有反对，有迷恋也有厌恶，有兴趣也有厌倦，有忠诚也有抛弃。

所有这一切让丘吉尔的性格更加鲜明，个性更加与众不同。在他生活的那个时代，没有哪个政界人物能够像丘吉尔一样全心全意地为他的国家，毫不夸张地讲，也为西方文明做出过如此巨大的贡献。他的丰功伟绩甚至会让那些只抓“伟人理论”的教条评论家怀疑即使是最伟大的历史人物是否有能力像丘吉尔一样做到改变整个历史进程。

1940年，他勇敢果断地带领他的国人“独自奋战”，他们做到了，他们成功了，他们保护了自己，同时也保住了他们的文明。在我看来，这是多么危险的赌博啊，他们能够幸存下来是多大的侥幸啊！有人会说这场战争英国取得了胜利，但也有人会说英国仅仅逃过了被击败的厄运。无论如何，在最后的结果已成定局前，他提醒他的政党“尽管英国没有被消灭……但多年的破坏和折磨已经使整个国家财匮力乏，民不聊生，所以无论胜利穿有怎样的华贵外衣，对我们来说只是一种解脱而非值得欢欣鼓舞的凯旋”。但不管怎样，逃过了被击败的厄运和胜利、凯旋一样光荣，一样值得骄傲，丘吉尔不仅仅走在了这些事件的中心，应该说他就是中心。“如果没有温斯顿，结果将很难想象，是他让英国这艘大船恢复了平稳航行。”丘吉尔的成就在他最强劲的对手和最尖锐的批评家笔下留给人的印象尤其深刻，安奈林·贝文在他的一篇纪念文章中写下了这样的结尾：

是丘吉尔将整个英国推到了世界舞台的最中心，将英国人的命运交还到了他们自己手中。他的名字将永垂不朽……他是一种象征，是他的启示让这个强大、勇敢、忠诚的自由国家愿意为支持他的人民献出一切。

这样的评价正好符合文学史学家对史诗中英雄人物的定义：“他们是人而非圣贤，因此也会犯错，但他们一定有着常人没有的威信、激情、感染力、号召力和一流的表达能力。”

有人说在实战的第一个阶段结束后，丘吉尔英雄的国家领导人形象就已经开始渐渐下行，贝文自然抱此想法，但这一说法目前仍存在较大争议。尽管从1941年起直至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贝文的言辞激怒甚至震惊了他所在政党的大部分成员以及每一位丘吉尔政府中的重要官员，但贝文的批评中有相当内容事实上是下院双方的共同认识，当时之所以没有公开讲出是担心在那样的特殊时刻这一草率行动将大涨敌人威风而削弱了自己士气，如在下院公开指出英国坦克火力不足和保障力量差等各种问题究竟是好是坏(英军和盟军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代价)。工人阶层中的威尔士民主党人厌恶英国贵族发表的有关战争局势的长篇演讲，贝文认为，在这些演讲中战争失利的消息和愚蠢的作战决策没有得到如实汇报，而是被轻描淡写成了已经成功克服掉的挫折和障碍。从丘吉尔雄浑壮丽的演讲中可以听出，战争结束后他将立刻着手口述为自己辩护的回忆作品；另一方面，那些激动人心的长篇演讲旨在鼓舞英国人民士气，事实证明，它们的确成功起到了这一作用，当时英国人民已经疲惫不堪、死伤惨重，生活相当困难，即使有强大的盟友鼎力相助，战争仍一拖再拖，战期早已超过了人民能够承受的范围。因此，鼓舞英国人民士气、激昂斗志乃当时工作的重中之重。在那样的艰难时期，丘吉尔点燃人们坚定意志的热油远远好过贝文浇灭人们斗争决心的无情冷水，战争结束后，尽管选民放弃了丘吉尔，但他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的感激和爱戴，他经受住了严峻考验，他是带领英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伟大胜利的民族英雄。此后，无论丘吉尔在政坛有何表现，但他在1940年取得的伟大成就筑成了永远受人敬仰的不朽丰碑。

丘吉尔1940—1941年带领并激励英国人民为赢取战争最后胜利而坚持战斗的努力为他赢得了“历史缔造者”的美誉。战后丘吉尔积极介入国际事务，但他对国际新秩序的贡献并没有得到应有关注，这或许是因为他还没有等到自己播撒的种子开花结果就提前退出了国际舞台。但无可否认的是，丘吉尔的所有努力都为同一个目的而来——巩固来之不易的和平，保护英语民族用血汗留住的自由价值观。战后的美国和英国几乎没有一个人相信战时同盟俄国会成为他们和平时期的新威胁，但对这一动向丘吉尔早有觉察，他不断提醒西方将注意力回到已经初现端倪的不容乐观的世界前景上。丘吉尔充分利用自己的身份和影响吹响了警醒的号角(富尔顿)，并一次次激励西欧民主国家团结起来，共同斗争(苏黎世、布鲁塞尔、斯特拉斯堡)。这一时期，他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时时困扰他的战争与和平的重要主题上，创建联合国的各种乐观声音并没有将他从这一全球主题上引开。丘吉尔预测，联合国安理会充其量只是现实世界中强国关系的具体缩影。正如“一战”后他坚信和平迟早会被德国扰乱一样，“二战”后，丘吉尔同样坚信苏联不会善罢甘休。左派激进人士和反战论者指控他“煽动战争、挑起事端”。但在他的不懈努力下，西方的确采取了相应措施——加强自我防卫、实行遏制政策和有效震慑，但后来“修正主义者”却声称西方人自觉发起了以上努力。这一问题涉及众多细节，情况复杂，目前仍是引起激烈争论的焦点问题。在我看来，不应由丘吉尔一人承担所有骂名，尽管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也发出了大量警示，但那些年里西方政治家对苏联和共产主义扩张的恐惧完全不切实际。

到20世纪50年代早期，西欧的防御准备工作和世界其他地方的“遏制、围堵”已渐成格局，自1953年1月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任美国国务卿以来，西方的对外侵略和颠覆阴谋日益上升，世界和平再次受到严重威胁。丘吉尔看到了事态继续发展的可怕后果，他积极活动，旨在寻求缓解中西矛盾，保证双方和平共处。高峰会议成了他的最终选择，丘吉尔希望它将为世界和平带来新的突破。决心已定，他马不停蹄地苦苦寻找机会，努力搭建峰会平台，虽然在丘吉尔身体允许的几年里，并没有促成一次峰会的召开，但最终中西方能够和平共处的确是峰会和谈的结果。战后初期丘吉尔的卓越成就和积极奔走往往得不到迷恋其战时辉煌成就的传记作家和史学家的应有重视，或许在他们看到战争结束后丘吉尔参与的任何事务都不能和他高不可攀的战时成就相提并论。

所有这些在战争、和平、国际关系方面取得的非凡成就都源于丘吉尔复杂、多面的独特性格。自负往往并不被看做性格中的优点，他的自负(正如他自己所承认的)是“巍峨的喜马拉雅”，提到这一点的史学家断言“毫无争议，丘吉尔比20世纪英国任何一位官员都更具优越感”。他说他会勇敢承认自己所犯的任何错误，但事实上他却很少认错。他是一个任性、放纵、而且被宠坏了的人，有时他会极端无礼，要求苛刻，对身边人甚至对妻子也不懂得体贴关爱。在写给妻子的温隋信件中，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出对妻子的深深依赖和愧疚。一生中没有人像克莱门蒂娜一样为他做出过如此无私、巨大的牺牲。但丘吉尔那“巍峨”的自负和他的独创意识，和他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和他坚定的意志和超常的勇气密不可分，正是这些品质造就了他与众不同、独一无二的鲜明性格。哈罗德·麦克米伦观察到，在丘吉尔任期的最后阶段“困扰他的最大问题是：离开政坛后人们是否会像他所想，称赞他既是最伟大的战时首相，又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和平缔造者”，还有什么能比这一困扰更能体现他的自负性格的呢？妻子一生深爱着他，不离不弃，是他心心相印的忠实爱人，女儿们也无微不至地关心并照顾着父亲，所有孩子包括伦道夫无一不珍视和父亲在一起的点滴回忆。为他辛勤工作过的秘书、和他共事过的官员以及绝大多数和他密切合作过的军人都能忠诚、专注地为他服务。离他越近，越能对他有更近距离的清醒认识，也越有可能被他说服，被他伟大的人格深深吸引。

战争期间，以及战争结束后在他身边工作过的每一个人都写下了他们对丘吉尔的评价和认识。最高指挥官、美国总统德怀特·戴维·艾森豪威尔说：“一生中我没有遇到过第二个像丘吉尔一样的天才，他能把每个人最优秀的品质、最杰出的才华成功挖掘出来。我认识更有气质、更有个性的大人物，也见过更智慧的哲学家，交过更善解人意的朋友，但从未见过比丘吉尔更伟大的人。”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以赛亚·柏林1949年写下了这样的话：

在丘吉尔先生的眼中，历史和人生就是一场文艺复兴时期的盛会……这一盛会既像维多利亚时代孩子们历史书里的插图，又像佛罗伦萨画家贝诺佐·戈佐利(Benozzo Gozzoh)为里卡尔迪宫(Riccardi Palace)所做的绘画……他的世界由比生命更单纯、更高贵的元素构成……这是一幅由三原色绘出的经典绘画。

克莱门特·艾德礼完全同意以赛亚-柏林对丘吉尔的准确评价，但他同时补充说丘吉尔把自己也当成了盛会中的一员。

他常问自己：“我这样做或那样做是不是会更好？”“英国现在应该怎样做才能开辟更有利的发展前景？”……他左顾右盼，寻找机会积极表现，如果当时没有能够让他大放异彩的绝佳机会，他的第一反应便是想方设法创造表现机会。

在所有的讣告文章中，艾德礼的文章给人的印象最为深刻。他的文章收在了1965年由《观察家报》发行的纪念文集《同时代人笔下的丘吉尔》(Churchill：By His Contemporaries)中。艾德礼伯爵(1955年封爵)把他将近半个世纪里观察到的，思考和感受到的一切凝练成了一篇只有7，000字的文章，这一写作计划一定在他的内心经过了多年酝酿。写作中，艾德礼一向实事求是，不喜欢咬文嚼字、拖沓冗长，更不喜欢融人过多情感色彩。但在纪念丘吉尔的文章里，他全神贯注，以最真挚的情感坦率、敏锐、深刻而近距离地勾画了他的同事、上司、很多时候又是他的对手的丘吉尔先生。他客观评说了丘吉尔的优点，同时又不忘指出他的缺点和不足：

从任何方面看，温斯顿·丘吉尔都是人类历史上不可多得的最伟大的人。如果英国有一个只能容纳十几人的英国伟人艺术馆，我希望能在里面看到他的名字。他勇敢无畏、才华横溢、精力充沛、不屈不挠……

丘吉尔最令人惊叹的品质不是他的智慧，不是他的判断力，也不是他的洞察力，而是他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但活力也并不足以帮他带领国人夺取战争胜利，不得不提的还有他的诗意，在我看来，活力加诗意足以总结丘吉尔的一生。

当然，他也是一个非常幸运的凡人……或许最让人温暖的是他从不拒绝这样的评价。

丘吉尔离世时，艾德礼也基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最打动人心的一幕是在丘吉尔的葬礼上，这位战时副首相，唐宁街的继任者挤坐在教堂西侧临时摆放的椅子上，为丘吉尔做最后一次送行。天气阴冷，艾德礼衣着单薄，他静静凝望着里面的灵柩，似乎是在冥思丘吉尔的离去，不，他一定在想这不仅仅只是一个伟人的离去，同时离去的还有一个帝国、一个时代。

“我们接受了所有挑战，但这一切只是徒劳。”这位曾经的第四轻骑兵团中尉和斯蒂芬尼(Stepney)市市长一样对20世纪后半叶的风云变幻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一个帝国随之消失，“这个帝国的双翼比当时的罗马还要宽广”，取而代之的是平凡庸碌的英联邦政府。约翰·斯特尔乌俄斯(John Stallworthy)在他20世纪60年代完成的“一个帝国的收场白”中让文中的中将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的最高处声情并茂地读道：

我的一只眼睛告诉我他们的道路仍然漫长，

他们的法令，他们的语言

却在风中飘摇。

英联邦共和国幸存下来，并渐渐发展成了一个由独立国家构成的政府间组织，每个国家都选出一名秘书长和联邦秘书处，由他们来为其成员谋得并维护良好的管理标准。但英国本身的命运又如何呢？从丘吉尔的晚年起直到今天新的世纪之交英国都在经历着快速而巨大的变革，“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人”不会想象到今天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他会怎样理解今天的一切呢？从20世纪60年代起，英国文化、政治的连续性慢慢裂开，1945年以来，国际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很难想象是否会有另一个丘吉尔登上历史舞台，也很难预测是否时局会造就另一个丘吉尔一样的国家领导人。在丘吉尔生活的时代，大不列颠仍然清楚集体的力量，清楚他们在世界的位置，清楚外敌入侵对其生存的严重威胁，清楚军事准备、军事防御和号召国王的子民为保卫国家而紧密团结的重要性。威胁国家生存的因素仍可预测(如气候变化、行星坠落、传染病、核灾难)，但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因为这些原因而像战争年代里丘吉尔激励他的国人一样号召我们的人民为祖国、为荣誉而努力奋战了。

“荣誉”在丘吉尔看来是为数不多的几位军人和一些小的集体如几个兵团，几艘战舰上的成员通过努力就能触手可及的东西，它也是整个民族举全体之力，坚强斗争能够得来的东西。对武装力量的坚定信念使丘吉尔对创建联合国的想法丧失了信心，也使他不再将武力手段建议给已经得到了他们应有的美好生活的人们，和平而非战争成了他的最后选择。英国人可能会问武力崇拜究竟有多大价值？人们或许不会为“荣誉”的终结而悲叹，但“骑士精神”和“道义”的离去又给我们带来怎样的心理和情感反应呢？“为国捐躯”已经不再被人们认定为最理想的死亡方式，这一概念会变，但有一点保持不变，那就是你该知道在你的国家，是否有东西值得你艰苦奋战，也该知道你是否属于这个国家，或清楚你是否并不属于某个具体国家。

丘吉尔逝世后，英国很快变成了一个他很难再找到用武之地的国家，这个时候的大众文化已与当年大相径庭，这个时候的人们也很可能已经淡忘了他当年的辉煌成就。我希望本书可以让他的价值观被大众理解，也希望他的成就重新得到应有的尊重。1940—1941年，他是拯救了整个民族的大英雄，他的不朽功勋让他完全有理由被称为当时最伟大的英国人。我坚信，虽然丘吉尔有缺点、有失误，但如果我们不再欣赏和尊重他的美德和成就，我们注定会是渺小的。

我们都是虫子，但是我相信我是一只与众不同的萤火虫。

——丘吉尔

作者在本书中绘制了一幅形象的画作，向我们呈现了丘吉尔本人高尚的品格和微不足道的罪恶，并让他重新回到20世纪巨人排行榜的恰当位置。

——W.F.迪兹

本书将当前对丘吉尔赞扬和批评的声音巧妙地结合了起来。

——安德鲁·罗伯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