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我们还是孩童时开始，我就欣赏他身上的某种完整而又纯净的东西，一时间，在我们一起建造的小房子里，我几乎倾向于相信他是有道理的：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生活的正确方式——独自在深冬的日子里，除了一点食物，他的双手，他的思绪，就没有任何别的了。

第一部分
童年的大山
第二部分
重归于好的家
第三部分
一位朋友的冬天

小说讲述了彼得罗和布鲁诺之间友谊的故事。彼得罗的父母对群山有着共同的热情。当他们后来发现奥斯塔山谷里的格兰斯村时，顿时感觉到找到了合适的地方。因此，作为一个孩子，彼得罗每年夏天都会在那里的山谷度过，并认识了当地男孩布鲁诺。布鲁诺养着一头牛。他们一起探索小屋，磨坊和粗糙的小径。这些年来，彼得罗开始和他的父亲一起在山谷徒步旅行……

我的父亲有他自己上山的方式。不太深思熟虑，非常执拗冒失。他爬山从不掂量一下力气，总像在跟什么人或什么东西较劲儿似的，而且若他觉得哪儿的山路太长，就抄近路走极为陡峭的路线。跟他一起爬山时不许停下歇脚，不许因为饿了、累了或冷了而抱怨，但可以唱一支美丽动听的歌曲，尤其在雷雨天或浓雾弥漫的日子里，而且可以一头扎进茫茫雪原中大声吼叫。
我的母亲儿时就认识父亲，她说他当时爬山从来就不等任何人，一个劲儿追随山上更高处的什么人，因而自己必须得有一副铁脚板才能得到他的青睐。她笑着让人明白自己就是这样征服了他的。比起爬山，后来她更喜欢坐在草坪上，或者把双脚浸泡在一股溪水中，抑或去辨识山上花草的名字。即使在山顶上，她也更喜欢注视远处的山峰，遥想着少女时代见过的那些山，回想着青春年华曾与谁共度。而我的父亲在那种时刻，却觉得有些扫兴，只想赶紧回家。
我想，这是对于同样的乡愁截然不同的反应。父母是三十年代中期进城的移民，当时他们离开了威尼托的农村——母亲出生在那里，父亲是战争的遗孤，也长在那里。他们最早见到的、初恋时的山脉是白云山——在他们的言谈中总不时提及白云山这个名字。当我尚十分年幼无法听懂他们的谈话时，就总是听到某些字眼，那么清晰，如雷贯耳般，意味深长。卡蒂纳乔、萨索伦戈、托法内、玛尔莫拉达——只要父亲提起这些山头中的某一个名字就足以令母亲两眼发光。
那是他们相恋的地方。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听说在他们还年幼时，是一位神父最早把他们带到那里去的，而且后来也是由那位神父给他们完了婚，在拉瓦雷多山脚下那座小教堂前，那是一个秋天的早晨。那山上的婚姻，是创建我们家庭的谜。姥姥和姥爷反对这门婚事，不知出于何种缘由。婚礼就只请了几位朋友，新婚夫妇穿着风雨衣，就在阿乌隆乔山中旅店的一张双人床上过了新婚之夜。格雷德峰壁上白雪皑皑。那是一九七二年十月的一个周六，那一年以及以后许多年，登山的季节就不再有了：第二天，他们把登山靴和朱阿夫式上宽下窄的裤子装上车，连同她怀着孕的身子，以及他受聘的合同，一起去了米兰。
沉着镇静并非我父亲在乎的一种美德，但在大城市里，这种美德比呼吸更有用。上世纪七十年代时米兰的一派景象是：我们居住的那座大厦朝向一条车水马龙的大街，据说柏油路下面流淌着奥罗纳河。的确，在下雨天，街道会被水淹没，我想象着在道路的下面，河水在黑暗处吼叫、上涨，直至从下水道的盖子溢出来。然而，还有另一条河流，那是由汽车、货车、摩托车、卡车、公共汽车、救护车汇合而成，来往不绝。我们在高处，住在第八层。街道被两排相对称的楼房挡住，放大了从街上传来的噪声。有几天夜里，父亲实在忍受不了，从床上起来，打开了窗户，像是想责骂城市一番，命令它安静下来，抑或想把滚烫的沥青泼在它身上；他在窗前待了一分钟，往下看，然后穿上外套走了出去。
透过窗玻璃，我们可以看到一大片天空。一年四季都能看到蓝天白云，飞翔的鸟儿不时划破天际。母亲执意在一个被烟熏黑的小阳台上种植花草，多年的雨淋得阳台上长满苔藓。她在阳台上照看着绿色植物，同时跟我讲起她生于斯长于斯的乡下八月份的葡萄园，讲起挂在烘干炉杆子上的烟叶，抑或那些芦笋——为了保持鲜嫩白净，得在其抽芽之前摘下来，因此须有一种不凡的眼力在尚未出土时就看到它们。
如今她的那种眼力却完全用在另一种地方了。她在威尼托大区当过护士，然后，在米兰的榆林区获得一个医务人员的职位，从事社会福利工作，那小区处在城市西郊的平民住宅中间。这所刚刚创立的机构，就如同她工作过的家庭诊所，帮助怀孕期间的妇女，随后关注新生婴儿长到一岁为止：这就是我母亲的工作，而且她喜欢这份工作。那里只是他们派遣她去干活的地方，对她却像是一种使命。那一带的榆树可真是太少了；住宅区的地名志上标出了胶凯木大街、云杉大街、落叶松大街、白桦大街，听起来十分好笑，因为那里只有一幢十二层高的简易楼房，充斥着各种糟糕的事情。母亲要做的工作中有一项是去检查婴孩成长的环境，几次巡查完毕后，她深感震惊，好几天都无法平静。在最严重的情况下，她不得不向未成年人法院告发。到这样的地步，除了遭受到相当重的责骂和恫吓威胁以外，她还得付出很多艰辛，而她却深信不疑地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她并非是唯一坚信不疑的人：社会福利救JAm、教育工作者、小学教师与她有着一种深厚的协作精神；一种女性对孩子的集体责任感，把她们紧密联系在一起。
父亲却总是很孤僻。他在一家拥有一万名工人的工厂里当化工技师，那里经常不是闹罢工就是解雇员工，而无论厂子里发生什么，晚上他总是满腹怨愤地回家。晚餐时他老是默不作声地盯着电视新闻看，手里悬空拿着餐具，仿佛随时等着爆发另一次世界大战。而且如果听到消息说有某人被杀害致死，或者某个政府陷入危机，或石油价格上涨，或发生炸弹爆炸而指使人不确定，他都会自言自语地咒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