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革”后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一批知识分子的代表，葛兆光、钟叔河、周振鹤、吴思、邓晓芒、许纪霖、李辉、陈来等当代著名学人，从各自的专业视角出发，观照历史与未来，思考个体与家国，瞻望世界与中国，对当代中国之由来与走向提供了各自的解答，赤诚之心见于言表。在这样多元的答卷中或可发现无限可能，在思想的碰撞与激荡中或能寻得醒世良方。他们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也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历史脉络。《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精)》收录作者(葛兆光、吴思)与二十位国内著名学者、文化人的访谈文字。

《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精)》收录作者(葛兆光、吴思)与二十位国内著名学者、文化人的系列访谈文字，如钟叔河、葛兆光、周振鹤、陈来等。作为“文革”之后发挥了重要影响的一批中国知识分子的代表，他们走过的历程，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的社会关怀和问题意识，深刻地反映了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与历史脉络。

葛兆光：重新思考“世界之中国”／

周振鹤：求真是学术的生命／

钟叔河：期待中国走向世界／

朱正：我是唯恐天下不治／

许纪霖：这世界不再令人着迷／

邓晓芒：哲学就是生活／

王学泰：中国历史上有独特的江湖文化／

吴思：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潜规则里／

张良皋：向往文艺复兴的时代／

章汝爽：字再小也有大气象／

董健：思考当代知识者的命运／

黄天骥：文章中冷暖自知／

郑重：在业余兴趣中探寻艺术天地／

李辉：用宽容之心追寻人物与思想／

骆玉明：好的文学作品是对“人”提出问题／

陆建德：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一点自卑情结／

陈来：国学研究的视野要面对全世界／

尤西林：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与重建／

杨小彦：视觉时代的探索者与实践者／

曹锦清：对社会复杂性心存高度的敬畏／

葛兆光先生的办公室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两幅字，一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的贺诗“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召唤”，另一幅则录1978年故国之行的旧作送给戴燕、葛兆光夫妇：“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早年读书太勤，用眼过度，如今葛兆光的左眼近乎失明，看书主要靠右眼。葛兆光自认读书是一个“野狐禅”：到处乱读，知识很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基本上都是摘资料，没有私密性的东西。他分析同代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两支笔”：一支写学术著作，一支写公共评论。他也写了不少书评，“中国的特点是书评往往借题发挥，其实是在表达社会、政治关怀。比如我写陈寅恪的那篇文章看起来是书评，实际上是在借陈寅恪说事”。而他感慨现在的大学制度慢慢催生一批趋向于专业而不关怀社会的人，“既是专业知识分子，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状态。

1978年春天，在贵州边远小城的葛兆光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看，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失态大笑。这一年，葛兆光已经二十八岁。此前的十年里，他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改变了葛兆光的命运。

在上世纪80年代，葛兆光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考证古典文献，然后致力研究禅宗、道教与中国文化，后结集成《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二书。在此基础上，葛兆光又费了近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两卷。21世纪初，葛兆光将眼光投向“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等大问题，在2011年出版了《宅兹中国》一书。他说：“我这三十年，前十年研究禅宗、道教，中间十年做思想史，后十年做跟东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90年代中，葛兆光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察觉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1868年明治以后逐渐兴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辉煌的时期，也留下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说：“不要忘了任何学术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形成话题，都跟政治相关。明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既有和欧洲东方学竞争的取向，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术，又带有一种在亚洲成为霸主和领袖的政治背景，跟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有直接相关性。这使得日本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所谓‘东洋学’的传统，也包括了中国学在内。这个传统一方面结合了东西方对中国研究的长处，同时又跟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和政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成为当时日本学术界一个强大的主流。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中国‘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学逐渐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外国学问，跟国家命运和国民关怀有点距离了。”葛兆光认为，已故的沟口雄三教授，在日本学者里是少数抱有大关怀的人。“我的理解，沟口是想把日本中国学从现在比较衰落的状况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提出了几个口号，一个就是要从亚洲出发去思考，如果把中国放在亚洲，因为日本也在亚洲，互相之间产生的关联，就使中国学涉及日本，这样，与日本相关的中国学就有了活力。另外，沟口强调中国研究要防止拿欧洲尺度来看，当然，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又落入欧洲中心主义。”而葛兆光《宅兹中国》中最早的篇章，便是与日本学者的论辩而引发的，他所批评的日本学者中，也包括了沟口雄三。

沟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次，余英时先生到日本访问，沟口雄三要请余先生吃饭，自己先去饭馆试菜，试好了，过几天再请余先生。余先生说的这个故事，葛兆光也有同感，他说：“我也很喜欢沟口先生，但我把个人友谊和他的理论方法是分开的。沟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是他能够成为学界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品质，人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要让人家觉得亲切，而不是倨傲，才能当领袖。有时候诚恳也是一种利器，我想，沟口先生是真正的诚恳，这种诚恳使得他成为日本中国学界领袖式的人物，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这就帮助他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让大家所接受。”P3-5

我有幸生于1976年，回首自己的成长岁月，正亲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高科技设备的涌现，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断言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在近三十多年得到了惊心动魄的印证。中国一步步地开放，已融人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出现了无数让东西方都感到棘手的新问题。中国正走向现代化，随之而来的仿佛是后现代的迷思。天下巨变，谁与共醒?

翻开国史长卷，1976年确是重要的一页，此后的中国正用巨笔书写全新篇章。当老一辈掸去历史的灰尘，试图找回政治运动中荒废的青春，新一辈正如饥似渴地汲取现代文明的甘泉，希望接过五四时代民主科学的火炬。在思想碰撞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被一次次地探讨，知识人的眼光不只投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远瞻世界的经验与变革。在文化交流中，让人常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叹。

十年前，我发愿在华文世界遍访心仪的知识人，有时感觉就像和时间在赛跑，遥望前辈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更觉义不容辞。近年我则将眼光更多地投注于1976年后成就的一代。身处大变局中，我常感迷惘，甚至为世间不平事而感到痛苦和无助。尽管我对未来充满乐观，但对现实的种种迷思，使我不停地向学有所成的知识人请教，希望在多元的答卷中找到无限的可能。

2009年夏天，友人带我到台北紫藤庐，指点一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我至今未解其中味，但心灵上有一股莫名的震撼。天下如此变幻，苍生如此奔波，我依然不甘心地提起笔来，但愿能寻得醒世良方。

李怀宇序于悠然居

2015年2月

从观念史的角度，中国人在古代是“世界的中国”，它认为自己就是世界，我就是天下；到了宋元以后，才慢慢意识到周边还有这么多地方，才慢慢地变成“亚洲的中国”；到了现在，应该了解“中国之中国”，就是说它是一个有限的(多)民族国家。……中国现在最重要的是如何建造一个现代的、民主的(多)民族国家，不要急于在世界上膨胀；先把自己现代的、民主的、有限的国民国家搞好，让人民对这个国家有信心。

——葛兆光

目前我们还不能明确地做出历史总结，对一个时代的灾难制造者有全面、坦率的分析、批判，分清主政者和参与者的不同历史责任；在这种情形下，假如我们只把批判的锋芒对着那些历史受难者，津津乐道于他们身上的弱点、缺陷等，热衷于挖掘人际矛盾与纠纷，无疑是对当年历史弱者的又一次不公正对待。这样做，看似尖锐、深刻，其实是另外一种历史逃避，一种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就可以获得喝彩的“聪明”。

——李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