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年轻人弗里德里希从田园般的瑞士来到柏林，他想知道那些关于纳粹如何对待犹太人的传言到底是不是真的。在一节素描课上，他被美丽的模特克莉丝汀迷住了。当弗里德里希与克莉丝汀坠入爱河时，这位出身富裕家庭的瑞士年轻人凭借着自己的身份和金钱，和克莉丝汀过着和外面的世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但随着纳粹党加紧控制所有柏林人的日常生活，这座城市的气氛变得日益紧张。克莉丝汀是神秘的。她并不是表面呈现的那副模样。直到有一天满身伤痕的克莉丝汀告诉了他自己的真实身份……

塔基斯·伍格
生于1985年，是一名德国调查记者、作家、战地记者。他曾在阿富汗、利比亚、乌克兰和整个中东等战区进行报道工作。他因为报道了在阿富汗的德国士兵的故事，获得了德国记者奖和2013年德国／奥地利／瑞士的CNN记者奖。他的第一部小说《俱乐部》荣获科隆文学节最佳处女作奖。

《灰色柏林》无目录

斯黛拉·戈德施拉格，那个捕手，我的妻子；集那么多角色于一身：裸体模特、声线细腻的歌手、我浴缸里的美人、忏悔者、说谎者、受害者、加害者。
我不知道，为了拯救一个人，而背叛另一个人，是不是对的。
1942年的柏林，只有那些漂亮话是谣言，那些丑恶的事全是真的。

伍格以安静、真实的风
格写作，没有做作和耸人听
闻。他写作时毫不留情，但
绝不缺乏同理心。
——《犹太周报》（德国
）
这本书展示了战争如何
带来人类最坏的一面，以及
爱有时会带来多少痛苦。
——《晚报》（荷兰）

1922年，希特勒被判破坏国家和平罪入狱三个月，一位英国学者发现了图坦卡蒙墓，詹姆斯·乔伊斯发表了《尤利西斯》，俄国共产党选举约瑟夫·斯大林为总书记，我出生了。
我在日内瓦附近的舒莱镇外的一栋别墅里长大，门外有17棵名为“东方”的雪松，窗前悬挂亚麻窗帘。我在地下室的击剑场学习击剑，在楼顶学习凭着气味辨认镉红和那普黄，也领教藤鞭打在身上的滋味。
在我的家乡，当别人问起“你是谁”的时候，往往要告之你父母的名字。对于这个问题，我会回答说，我父亲是一家康采恩的第三代传人，从意大利进口丝绒，我母亲则是一位德国大地主的女儿。可惜我的外公过分沉溺于雅邑白兰地，因而破了产，用我母亲的话说，家产全被他“喝光了”。当然，母亲还很爱说起，黑色国防军的全部头脑都来参加过他的葬礼。
晚上，母亲喜欢哼唱《流星》摇篮曲。如果父亲出差，她便借酒浇愁，这时她会让人把餐厅的桌子挪到墙边，放上蜡盘唱片。和我跳起维也纳华尔兹。我得使劲向上伸手才能够得着她的肩膀。她夸我将来会是很好的领舞。但我知道这是假话。
她还说，我是全德国最英俊的男孩子，虽然我们并不生活在德国。
有时，她允许我给她梳头，用一把父亲带给她的水牛角梳子。她说，头发得如丝绸一般。她还让我向她保证，等我结了婚，一定得给我的妻子梳头。我从镜子里看着母亲，她是如何闭着眼坐在我面前，她的头发闪着何等的光彩。我向她保证。 她到我的房间来和我道晚安时，会用双手捧着我的脸颊。我们一起去散步时，她会牵着我的手。当我们一起去爬山而她在山顶喝了七八小杯烈酒时，我会为下山时可以搀扶她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母亲是名艺术家，她画画。我家的门厅里挂着两幅她画在亚麻画布上的油画。一幅是大尺寸的静物，画着郁金香和葡萄。另一幅尺寸小，画着一个姑娘的背影，胳膊交叉放在后腰上。我曾经久久注视这幅画，并试着将手指交叉拧成画中人的样子，可我做不到。母亲所画的腕关节扭曲得极不自然，真人如此恐怕得骨折。
母亲经常说我将成为一位了不起的画家，却很少提及自己的画。但在某些夜深时分，她也会说起年轻时画画对她来说是件简单的事。她在做姑娘时曾去申请维也纳艺术学院，但没通过素描考试。也许她没被录取还因为当时女孩上大学实属罕见，但我无法多问。
我一出生，母亲就下定决心由我完成她上维也纳艺术学院的心愿，至少也得上个慕尼黑美术学院。无论如何，我绝不能沦落至柏林的费格一斯黛拉斯堡艺术学校或汉堡的洛夫尔美术学校，母亲警告我，那可全是犹太人的天下。
母亲教我握画笔、调颜料。为了讨她欢心，我很努力，也暗下工夫练习。我们一起去巴黎，在国立网球场现代美术馆看塞尚的画。母亲说，苹果就该画成塞尚笔下的样子。我可以为母亲的画布涂底色，牵着她的手走遍博物馆，努力记住她所说的所有东西——她对一幅画用色的欣赏，对另一幅画透视的批评。但我从没见．讨她画画。
1929年，纽约股市崩盘，纳粹党在萨克森州议会选举中赢得96个议席中的5个，在我的家乡，一辆马车在圣诞节前悄然而至。
那是一辆雪橇马车，在积雪上滑行。车头坐着一个身穿深绿色齐地呢大衣的陌生人。父亲后来请求宪兵队帮忙也没能再找到他。也没人知道，这个高坐马车车头的男人为何会随身带着一个铁砧嘴。
我们大概有10多个男孩，正在教堂广场上朝教堂尖顶上的铁公鸡扔雪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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