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济附中就读期间，胡绵芳接触到马克思主义。血气方刚的青春和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一旦结合，人生观便熔铸了革命的内核，政治抱负逐渐形成。
当时，杜重远要去江西景德镇，管理陶业人员养成所，深受其赏识的胡绵芳随同杜重远到了景德镇。位于景德镇的江西陶业人员养成所，是1934年初冬由江西陶业管理局创办的，所址在该镇莲花塘畔的原陶业局，所长由陶业局局长杜重远兼任。
开办养成所的宗旨是：“将近代的思想和陶业的初步技术灌输诸同学，一年后共负此（景德镇）改良陶业的使命”。与胡绵芳同时到来的，是从上海、南昌等地招收的72名新学员，号称“七十二贤人”。胡绵芳很快就成为这个团队的领头雁。
陶业人员养成所招收的全部是男生，学制一年。学生的食宿、书籍、服装一概由陶业局供给，学生毕业后由陶业局分配工作。
养成所的课程有精神讲话、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制学、公司法、会计统计、陶瓷总论、陶瓷分论、筑窑、图画、绘色、瓷业生产调查、应用文等学科，还开办了英文、俄文、日文选修课，并设有一个陶瓷实验工厂。杜重远亲自担任了精神讲话的教学。从以上教学内容中，显示出养成所不仅要培养一批陶瓷工艺技术方面的专业人才，还将培养一批陶瓷工艺出口、与国外往来的业务人才，以此来振兴景德镇的陶瓷工业，强烈抵制当时的日本对于中国陶瓷业的经济侵略。所以，养成所的起点就是抗日进步思想的集训机构，唤起青年人反帝反封建的激情，培养他们成为具有专业技能的新一代，为新时代的到来准备力量。
这批学员在杜重远爱国进步思想的影响下，在全国群众抗日救亡运动的推动下，积极传播新文化、新思想，广泛宣传抗日救亡主张。胡绵芳和潘炯乐（潘田）：张三圭（张云樵）三名志同道合的同学，联合一批进步青年，秘密组织成立了景德镇第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前哨社”。他们在景德镇《陶业日报》的《前哨》副刊上，经常发表抗日救亡的言论和进步作品，在广大青年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5年下半年，胡绵芳和潘、张还以陶业管理局的名义，举办工人训练所，开设露天讲演场，组织大众同乐会，既向民众传授文化科学知识，又为百姓讲解浅显的马克思主义道理，大力宣传抗日救国思想。
1935年年底，“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景德镇后，胡绵芳再也压抑不住长久郁结心头的反蒋怒火，和潘、张两同学带领养成所的学员毅然挺身而出，走上街头公开散发传单，张贴抗日救国的标语，举行示威游行，高唱救亡歌曲，声援北平学生爱国运动。这一举动在景德镇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使景德镇的救亡运动成为全国抗日救亡运动中闪亮的一环。
在这一系列的活动中，胡绵芳都是振臂高呼走在队伍最前面，一个十分鲜明的斗士形象，留在了景德镇的街头。虽然革命激情澎湃，投入抗日宣传活动占用了大量的时间，但是胡绵芳还是一个勤奋学习专业知识的青年，通过废寝忘食地努力，他的陶业专业的学习不但没有受到影响，而且成绩还名列前茅。
胡绵芳最喜欢图画和绘色这两门课程，素描和速写，透视和线条，花鸟虫鱼、山水人物的描绘就是基本功，这是胡绵芳最醉心的学习内容。基于父母刻意培养的绘画基础，即使只有一年的学习经历，却让胡绵芳拥有了良好的速写技巧和绘画技能。
孰料，胡绵芳因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又被当局以“左”倾分子的“罪名”勒令离开景德镇，而养成所也面临关闭的结局。
P8－P9
作为皖南游击队员的后代，黄高峰、王家庄永远都不会淡出我们的记忆，与其说是情感，毋宁说是灵魂的守护。
——本文题记
这是父辈的热血战场，这是我辈的灵魂高地。
从1941年1月新四军军部罹难，到1949年4月百万雄师过大江，皖南这片浸染军民鲜血的土地，从血雨腥风走到红旗招展，为时9年。从事变“善后”的妥贴到渡江“策应”的完胜，皖南军民无愧于“共和国功臣”的名号。
皖南事变之前，新四军军部民运科长胡明和几位战友，奉命留守泾旌太地区三个月，为新四军军部北撤善后。
遽然而来的血腥风暴改写了他们的任务，他们潜伏在清剿铁壁的缝隙里，展开了殊死自救和救援。年轻的胡明以其沉稳果敢的素养，首次独当一面指挥应变，迅速成为惊魂未定的皖南民众和突围新四军指战员的灵魂人物。安抚群众、收容护送失散负伤的战友归队，成立游击队，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在事变过去仅仅五个月，就打响了“铁军不灭”的第一枪，一支红色别动队在国民党反动派统治区迅速成长。
作为渡江战役的策应，胡明和他的战友从开辟泾旌太游击区开始，发展到开辟了涵盖苏浙皖赣四省的红色根据地，而这正好就是长江南岸的下游地区，从而保障了人民解放军顺利渡过长江，乘胜追击残敌解放长江以南地区，粉碎了蒋介石“划江而治”的妄想。
在这段住山棚、钻山洞、打一枪换一地，周旋于凄风苦雨的艰难中，胡明和他的战友孤悬敌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京畿腹地游击，依靠群众，联合统战盟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队实施从50：1到100：1的重兵清剿，前仆后继死而后已，其中的艰苦卓绝和英勇壮烈不因尘封经年而湮灭，相反，让我们愈加崇敬。
因此，我们欣然领命，用了三年的时间，做了这次穿越时空解密尘封的采访和记录。
受命编写的巧合机缘
有朋友诧异：“你们怎么会获得采访编写这段特殊历史的机会？”我们只能回答：“父母都曾经是胡明的部属。”及至今天才真正明白，是因为小平的生命与胡明的皖南坚持因果相连。
胡明1939年9月奉命到旌德开展党建调查，由新四军教导队队员王士祯担任向导，他将胡明引领到自己的叔叔家——旌德三都管家村王昌沐的家中，从此，胡明和王昌沐成为知交，王家成为胡明皖南坚持的中心交通站。王昌沐妻子鲁英有一义结金兰的姐妹，丈夫亡故几年之后，自己也染疾而逝，鲁英将其遗下的幼女吕爱娇收为义女。在义父母的影响下，吕爱娇十四五岁就成为这个秘密交通站的交通员之一。1947年，叶维章奉命从国区部来皖南工作，经常与王昌沐联络交换情报，鲁英做主将吕爱娇许配叶维章，成就了小平父母的姻缘。王昌沐、鲁英夫妇也就成了小平的外公外婆。
解放后，胡明和父亲叶维章之间依然保持着较为紧密的联系，胡明调离安徽的时候，给父亲委托了一些重要的事情，就是照顾曾经为革命作出贡献的几位统战人士。
1982年，胡明来皖南故地探望，父亲叶维章全程陪同。每走一步都是重温旧梦，每说一句话都是抚今追昔，一些铭刻往昔的感人细节，也就翻涌出来，硝烟早已退去，存留下来的就是那些千年不腐的热血情感，这些战火里的情谊都浓缩成一些经典的名词：“羊皮针线包”、“山棚司令官”、“八宝饭”、“太太排”、“梦回王家庄”、“马队送行”……晚年孤独的父亲在感慨之余，总是将这些动人心弦的故事转述给儿子和孙女儿听，显然，父亲希冀自己的后代不要忘记。
正因为这些原因，就使得我们的血脉中浸透了对于胡明的崇敬。
采访编写的重任在肩，于我们不乏轻松和亲切，因为旌德就是外婆家啊！“摇啊摇、摇到外婆桥”，亲情的向往指引我们奔向这片热土。文革中，父母进了牛棚失去自由，小平带着两个妹妹住进了旌德舅舅家，旌德再次担当了游击队之子的“堡垒户”。
小平跟在众位舅舅们身后，参加农耕、狩猎、探亲访友，足迹踏遍旌德、绩溪、太平、歙县，舅舅介绍他的时候，只要说这是“大老叶”的儿子，人们的思绪和话语就会倒回往昔，胡明和游击队的故事就会排闼而来，两年半中，那些故事不断地冲击他的灵魂，胡明故事成为他灵魂中的高地风光。而恰好是在这两年多的生存挣扎中，小平熟悉了皖南山水的温度和山地的风土人情。
在后来的采访过程中，我们的心痛了又痛，鼻根子酸了又酸，我们来晚了啊！我们追寻先辈枪林弹雨的踪迹，但历史的风雨已经将记忆冲洗得所剩无几，最珍贵的细节无疑镌刻在人们的心里，但知情人却已渐行渐远。当年奋战在皖南的父辈们大多已经离世，少数健在者也很难思维敏捷地流畅地叙述那段历史，即使是记述那段历史的文献资料，也不容易找寻了，抢救这段历史迫在眉睫。
幸亏父亲逝世之前曾口述过自己的戎马生涯，2009年，我们又有幸为没有子嗣的唐辉烈士编写传记，进行过系统的采访，我们对整个皖南根据地的发展有了比较清晰的了解。
作为我们个人的蓄养素质，小平是个军迷，当兵四年有前线经历，退伍后在皖南的公安系统工作，缉私追逃处理现场事故，足迹遍布苏浙皖赣，传承了父亲的文墨基因，很早就立志要来写皖南游击队这部历史。我本人与文字有不解之缘，在合肥晚报工作多年，采访和写作已经算是轻车熟路，当小平的助理算是基本合格。
所以，在撰写这段历史的时候，我们没有了隔膜，仿佛自己就是追随胡明前进的一名小兵，攻克难关义不容辞。
起笔艰难逐渐丰盈
接受任务的时候内心忐忑，完全没有写好的把握。当时的出发点很单纯，即使我们无法圆满成书，尽心尽力做一次胡明资料的全方位搜集整理，至少给后来者提供一套详实系统的资料，也算是告慰父辈了。
小平打开记忆的闸门，首先说出一个震撼心灵的细节，父亲这辈人对胡明是非常尊敬的，他们对胡明言必称“首长”，我们随后的追踪采访也证实了这点，“胡明首长”穿越风雨60年，依然被部署崇敬，这就奠定了胡明崇高人格的基调。当我们将父亲遗留下来的十余本资料和研究会提供的有关书籍通览三遍之后，胡明的形象逐渐清晰起来。
2011年10月之后，我尝试写作，指尖在键盘上的游移无比艰涩，心开始不安，梦境中总是在与皖南游击队有关的山林边缘徘徊。有一个夜晚，忽然梦见了胡明和洪琪，他们竟然向我提供了一个人名，孙宗溶。第二天，我把“胡明、孙宗溶”键上搜索，就找到了刊登在一份杂志上的孙宗溶生前的回忆文字，其中就有不少文字说及他和胡明、洪琪共度难关的过程，同时，还搜索到一组黄高峰狮子洞、风洞、火洞、水洞的清晰照片。图文共济，胡明在事变突发时避难黄石崖的场景豁然呈现，我乘着欣喜将这段经历敲了下来。我忽然明白，有关胡明个性情感的点滴记录，可以在他部属的文字里找到。从此，我将胡明的名字后面加上一个部属的名字，往往就就可以搜索到新的资料。当许多片段连缀起来的时候，胡明就开始呈现出立体形象了，写作的激情也随之丰沛起来。
2012年1月下旬，我们从外地回到定居的广德县桃州镇，正式开始闭门写作。
新房子空空的，没有空调没有任何取暖设备，甚至洗不上热水澡。冰天冻地的环境中，我们两个穿上雪地靴，套两件棉袄着两条绒裤，完全是雪地野外的装束，就这样夜以继日地敲击键盘，淋漓尽致地抒发对于胡明对于父辈的敬爱之情。
到4月中旬，我完成了20余万字的新写内容，小平完成了20余万字的资料录入，每一个故事都需要重写，以消除原文中的语法、逻辑的硬伤，并且还得参照很多史料，还原历史的真实过程。初稿完成，小平去了美国而我则转战深圳。
深圳的三伏天和秋老虎，比内地要高温得多，深圳的住所里也没有空调，我一条汗巾在手，每日不下十个小时挥汗如雨，完成了45万字的三轮修改。
知悉了父辈们皖南坚持的重重艰险，眼前的热点冷点累点能算是苦头吗？
胡明形象的真实描绘
传记不是史志，传记是给当事人塑像，作为传记，应该突出胡明人性、个性的一面。要传达的是血肉精神，所以，行文尽量口语化，比如说，少用书面语“群众”而采用“乡亲们”的口语表达，胡明的亲和力逐渐显现。
虽然，关于胡明坚持皖南的艰苦事迹，皖南各县都有记载，却都是条分缕析的编年体，鲜少细节，这给我们的写作带来的困难几如瓶颈。
最后，我们决定，把握两点作为经络，再现胡明的文韬武略刚柔相济的人格特征。
首先，胡明作为归侨青年具有独特的个性气质；
其次，皖南根据地的发展史，同时是胡明政治家军事家的成长史。
作为一位从海外归来的华侨青年，性情明显自然直率。皖南坚持9年，正是他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年龄，是他热血沸腾的青春年华，也是作为革命者逐渐成熟的过程，所以，艰难困苦中依然抹杀不了他洋溢着的浪漫激情，这从他创作的歌词和图画可以折射出来。
胡明的出身决定了他与国内成长起来的战友孙宗溶、刘奎、洪林、熊兆仁、倪南山和杨明等有气质的不同。警卫员们描绘的胡明很有人性特色，温柔敦厚且长于思考，考虑问题非常严谨，总是料事如神快敌人一步。
某些时候，胡明也会很有性情，那正是他人性的伸张。由于个性气质的不同，他不可避免地会和战友产生观念冲突，我们没有回避冲突，但是从理解胡明也理解对方的角度去真实记述的。
吕一鹤沉冤40余年后得以昭雪，最能体现胡明无私求实的坦诚素养。
所以，在采访中，我们不再关注胡明做了什么，而是重点关注他怎么做。怎么讲话，怎么作报告，怎么打枪，怎么和人交往，喜欢吃什么喝什么，语调、声线、穿戴、习惯使用的语言词汇……
功夫做足之后，我们才导入系统编写程序，实际上一个胡明的身影已经在我们眼前呼之欲出。
鲜为人知的特殊事件和人物得见天日
为胡明立传，也是追寻皖南红色根据地发展的脉络，展示的是一个党政军一体化的红色政权的建立和发展的艰难过程。
胡明从担任皖南秘密特委旗下的泾旌太中心县委书记开始，到升任统领苏浙皖赣40余个县域的皖南地委书记、苏浙皖军政委员会的主席，关联的是泾旌太游击区到苏浙皖赣边红色根据地的发展轨迹，从13人的游击队武装到9000余兵力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总队，每个发展壮大都交织着敌我鏖战的生死较量，每天都在发生牺牲。作为革命主导力量的战斗故事大多被言传笔载下来了，但是，因为秘密斗争的原因，胡明麾下很多感人的人和事却模糊了、甚至悄无声息地流失了。
“山棚司令官”的称谓，原本是真实形象地反映了胡明艰苦卓绝坚持的特色的，但是，却在所有的史籍资料中失去记载。胡明作为中国红色革命历史上的游击首领，创造了坚守一地奋战9年的奇迹，“山棚司令官”记载的不是草莽，道出的是艰苦和坚毅。幸亏这个特色名称被小平在儿童时期就记住了。
“太太排”存续时间很短，保密程度高，所以文献资料中难寻蛛丝马迹，如果不是父亲亲自指挥、并在口述戎马生涯的时候说了出来，这个精彩的细节也就永远消失了。
武工队和游击队是什么关系？过去的史籍记载中，皖南根据地有武工队和游击队的两个称谓出现，人们记住了游击队，却忽略了武工队，我们在本书中稍微做了分别。1941年武装斗争开始之初，统称新四军游击队，当年11月份，队伍壮大之后，逐渐有了根据地领导和保卫不同任务的侧重，明确了武工队和游击队的分野。但是，对外统称为游击队。内部分别，武工队就是武装工作队，每位党政干部都是武工队员，皖南地委干部和警卫队伍就是武工队，各工委书记和他所领导的武装也是武工队，领导人就是地委书记、工委书记、分工委书记的职务称呼。游击队就是专门攻打敌人的武装力量，进攻敌人营垒，夺山头炸碉堡战斗部队，领导人的称呼是总队长、分队长或者司令员等部队建制的称谓。胡明率领的是武工队，刘奎率领的是游击队，泾县洪林率领的队伍是武工队兼游击队。到1947年建立主力连之后，游击队逐渐走入正规军编制，1948年冬天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浙皖赣总队，而皖南地委和旗下各工委武工队则在1949年4月皖南解放后，导入了地方政府接管，成为地方党委、政府和公安的新主人。
中统、军统的特务对皖南根据地的渗透在党史资料中鲜有记载，并不等于没有发生。根据父亲生前谈话，皖南根据地敌特渗透极其错综复杂，武工队、游击队内部的防范非常严密。所以，我们挖掘了当事人黄义成（朱青山）的回忆录中的“小溪事变”，再现那个谍影重重的险恶处境。
1947年9月的“小溪事件”的处理属于高度机密不留文字记录。父亲正是其发生一个月之后抵达皖南的，据接应他的陶营长透露，根据地发生了特务打进内部事件，死了不少的人。父亲抵达地委后，组织部长洪琪对于调进来的干部审查非常严格。开始的三天近乎关禁闭，必须将从枣庄出发、上海停留及至到皖南期间的每一天都做详细的书面汇报，其后虽然可以在地委走动，也是警卫员如影随形相跟昼夜。
我在杨明的《皖南星火》中也捕捉到蛛丝马迹，他记述与“小溪事件”有关的涌溪会议的文字中，特别强调了一句：“……为了保守会议秘密……”充分说明“小溪事变”不见于史籍是高度保密的原因。
这虽然是个负面的事件，但是足见胡明的皖南坚持的艰难复杂。9年中，敌人都未能从内部颠覆胡明的帅帐，也足以见出胡明非凡的洞察力和皖南游击队组织上的严谨。
记得父亲曾经为胡明愤愤不平，因为有人讥讽：“胡明‘躲’在皖南很逍遥。”父亲说：“在华东军政大学集训期间，战友们最担心分配到国区部再派回皖南来，因为无异于尽快牺牲。大家最期盼的是分配到野战部队打攻坚战。自己当时被调往皖南，是七师政委曾希圣点名的，自己虽然是一百个不乐意，但是军人的天职是服从，义无反顾回了皖南。回来的路上想了又想，自己牺牲的可能是百分百，只求能多争取些日子多消灭几个敌人够本。”
我们从尚存的众多记载中钩沉，整理出了一份胡明的“司令部”频繁转移的不完全清单——《中心县委、皖南地委机关部分驻地辑录》，虽不是完全数据，但足以见出胡明的皖南坚持的极度艰难。三天一转移甚至一天三转移，因胡明的皖南坚持不是攻城略地，而是长期的战略坚持的需要，目的就是将刀锋插遍皖南。无庸置疑，在这样雾暗云深的环境中，被刀光剑影追杀，这样的“躲藏”是有多么的危险。
为突出胡明与皖南群众的鱼水深情和人格魅力，我们特地还原真实的存在，挖掘了与胡明皖南坚持关系密切的几个特殊人物。
娘亲江钦月。江钦月是王必英和王必雄烈士的母亲，同时也是胡适夫人江冬秀的姐姐。但是，翻遍过去所有的地方资料，只提及一句，记载了她的全名叫做江钦月。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英雄母亲，她担当的既是胡明的交通员也是娘亲的角色，9年中她戴着“匪属”的帽子四处乞讨流浪，依然坚定不移地为游击队盯梢敌特行踪传递情报。
双面人物王昌沐。在过去的资料中，没有关于王昌沐的记载，只有他的交通员朱老四（解放前化名）和朱明亮（解放后改名）被提及，基本没有故事。实际上，他在9年中，不仅仅是不动声色的绝密情报员，同时还罄尽家财坚持不懈在物质上给予胡明和游击队以鼎力的支持。如果不是母亲知道这些细节，那么，这个人物也就风化而去了。
盟友邹玉贵。绩溪县霞潭山纸坑老板邹玉贵是戴笠的表哥，他却是胡明最坚定的盟友，解放后，他的统战功绩也被政治运动上纲上线的打击湮灭了。我们是从父亲的关注和黄义成的回忆录中找到的记载。
这三位人物，是胡明进入皖南之初就予以他支持，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到全国解放，九年如一日，对胡明意义不凡，对皖南根据地的发展功不可没。
关于史料的采信
传记作品对资料选择的严谨与否，决定作品的质量，去伪存真是原则，尤其是不能出现虚假错位自相矛盾的硬伤。
作为主线的党组发展、队伍壮大和战斗故事，我们全部以当地经过严格审定、正规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党史资料为采用基准，参照方志记载和安徽省党史资料的记载以及旌德县新四军研究会成立之后撰写审定的内部资料为准。
最后集合起来的史料不少，却发现更大难题，各家说法不一，采信谁家言才是准确的？因此不得不一条一条地去验证。
我们在核对事件、时间、名谓等的时候，是放在一个事前事后左右印证的坐标点上去考量的，往往因为一个日期，我们要到五六本记载里面核实真实的时间。出现歧义的时候，服从当地较早出版的党史资料库里的记载。
因为，早期留下来的一些史料，多为当事人在历届政治运动中“说清楚”的记录，带有政治历史审查的意义，可信度很高。而后期的一些文字，因为距离事发时间久远，容易因为人事物的模糊而时空错位，所以，我们严格采信事件当事人的早期回忆记录。
还有不同文献资料中出现事件发生的日期错位，我们通过将农历年份换成了公历年份途径，也订正了好几处时间记写的错误。
一些回忆录中的地名、机构名称的记写错误我们也及时纠正。例如，1945年游击队员遭遇一场与日寇的搏杀战，我们接触到的文字是“杜山绞杀战”，但是，宣城却没有“杜山”这个地址，最后我们通过多方查找，才确定是峄山。有些著述中将华东局误写为“华中局”。类似这样的订正不下10余处。
写作之先，我们对于与胡明有关的上级领导机构的变动开列了一个时序表，根据地的建立扩展也做了一个时序表，所以，我们稳妥地掌握了史实时序，因此也发现了几处正规出版的相关著作的失实之处。也因此将本书的硬伤的点数降到了最低。
我们就是这样苦苦索求，殚精竭力地默默前行。
2012年9月11日，如同砖头般的一本初稿修改完毕之后，效果竟然比预期的要好，王玉海会长看完之后评价：“非常精彩！”我们将定稿公布在我们的博客上，众多网友惊呼：“皖南游击队的故事太精彩了！”“皖南游击区军民的故事，丝毫不亚于井冈山和沂蒙山啊。”我们如释重负。
此书即将问世，我们希望传达给读者的是：
曾经，这里的土地每一寸都有烈士的鲜血浸染，这里的每一棵大树都吸纳了当年的硝烟。共和国不要忘记皖南军民为共和国成立所付出的牺牲；
我们更期待读者在感受那一代人的无私无畏、赤诚神勇、豪迈与壮烈的同时，还能有些人生的感悟：是投身社会进步的洪流创造人生价值，还是逍遥于大树底下而空负阴凉？
我们有选择也能选择――尊重生命的厚重并加注信念和激情，造福社会与人民，青春无悔度人生。我们才能无愧于为和平而献身的人们。
黄高峰上那杆猎猎的红旗，默默地飘扬了半个多世纪，期待着共和国后代们的致敬啊。
深深地感谢：
旌德县新四军研究会汪玉海会长的信任和重托； 感谢健在的胡明部属唐夏苟、方宗相、董成章、黄义成、曹云霞王保实夫妇、汪瑞龙接受我们的采访，竭尽全力提供了最为详实细致的素材；
感谢王昌沐之子王南海、胡明之子胡小刚、王必英之孙王士和、桂有根之孙女桂存慧，为我们提供了极为有价值的原始资料；
感谢父亲，惟一郑重交到我们手中的遗产，就是他收藏的全部关于皖南坚持的资料；
感谢母亲吕爱娇成日唠叨那些经年往事，为我们留下胡明清晰的身影；
感谢旌德朋友李力兄弟，三年来不遗余力地陪伴着我们，在该书的采访联络、图片编辑、促进出版的多项事务中，不厌其烦地奔忙前后；
感谢安徽省合肥市合肥晚报原总编室主任檀津生先生赐序，并且对全文文字做了全清定的梳理。
感谢湖南省湘潭市一中刘欢老师为本书文字所做的诸多矫正。
感谢几十年来，为皖南游击队写下动人故事的前面的所有作者。
感谢众多网友为我们的成书提出的修改建议。
为时三年，我们追随英烈和父辈，在腥风血雨中潜行，在枪林弹雨中冲锋，在牺牲的遗体前致敬，在受难乡亲们的血泪里悲愤，终于在冰火交织的对撞中完成了这个艰巨的任务。
47万个矫健的字符，承载着皖南这片热土的期盼，承载着皖南游击队英雄团队的精神，踏着铁军的铿锵步伐，英武赳赳地列队走来，接受历史和未来的检阅。
1940年12月，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爆发前夕，中共东南局决定成立皖南秘密特委，留守皖南为北撤善后，保护皖南的党组织和新四军家属。秘密特委任命胡明为中共旌（德）泾（县）太（平）中心县委书记兼中共旌德县委书记。以旌德县黄高峰地区为中心的皖南，从此揭开了长达八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序幕。
旌德有着可歌可泣红色革命斗争的历史。
“五四”运动时期，旌德的进步青年在恽代英的影响下，积极投入了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皖南的传播。
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旌德青年梅大栋参加了著名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党员之一。随后他带着指示回到旌德县，发动革命。1925年4月，他领头创建了皖南最早的中共党组织——中共旌德三都农民补习学校支部。
1927年5月，旌德共产党人王庭甫发动了旌德农民武装暴动，在全国率先拉开了农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序幕。
土地革命时期，旌德共产党人谭梓生在参加了秋收起义之后，追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参与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7年3月6日，北伐革命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任命谭梓生为旌德县县长，谭梓生担任县长的旌德县政府，是全国最早的红色政权，谭梓生成为全国最早的红色县长。
黄高峰位于旌德县西南部，处徽州、南京和杭州三角地带之腹心，是“宁芜之屏藩，徽杭之项背”，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黄高峰地区理所当然成为胡明坚守皖南、开展斗争的首选之地。
从建立以黄高峰为中心的根据地，到遍及苏皖浙赣边区约40个县的游击区、根据地。从1941年6月组建13人的新四军旌泾太中心县委游击队，八年浴血奋战，到1949年1月，已经发展成为拥有9000余名英勇善战的指战员，因而成功地策应了人民解放军强渡长江天险解放大江南。
在这段住山棚、钻山洞、打一枪换一地，辗转于凄风苦雨的艰难中，胡明和他的战友孤悬敌后，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京畿腹地游击，依靠群众，联合统战盟友，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对游击队实施从50：l到100：1的重兵清剿，前仆后继不屈不挠。黄高峰见证了以胡明为首的铁军热血鏖战慷慨顽强的牺牲精神。
如果说皖南事变是前传，那么皖南游击斗争就是后传；前传悲壮惨烈，后传艰难辉煌。70多年来，记述皖南事变的文献、著作不胜枚举，但由于种种原因，皖南游击斗争留下的文献、著作却少而又少。作为后来人，我们有责任为这段历史立传。胡明是皖南父老的军政领袖，因此，黄高峰下的旌德人义不容辞地肩负起整理皖南根据地发展史的重任。
为了发掘这段鲜为人知的红色历史，2004年，旌德县成立了以离退休老干部为主体的新四军历史研究会。研究会同志不顾年迈体弱，牺牲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跋山涉水勘踏游击队驻扎战斗过的遗址，向在全国各地工作的新四军老战士征集历史资料，走访烈士遗孤和仍健在的根据地老人，广泛搜集史料，抢救口碑资料，共整理文字资料110多万字，先后出版了七本人物传记。研究会理事叶小平、萧芸夫妇历时四载深入采访，他们以胡明领导皖南游击斗争为主线，较为系统地整理了皖南游击根据地的革命史料，又撰写了鸿篇巨制——《黄高峰上旌旗烈——胡明皖南十四载》。该书以大量经过反复核对的真实史料，再现了以胡明为核心的共产党人可歌可泣、浴血奋战的历程，再现了皖南父老乡亲在党的领导下，面对国民党反动派灭绝人性的清剿和摧残，始终信念不改、英勇斗争的历史画卷。
巍峨高耸的黄高峰见证了旌德的沧海桑田，也见证了皖南父老乡亲在胡明同志领导下，以血肉之躯保卫新四军游击队的赤胆忠心，以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诗篇。
而今，黄高峰又见证着旌德以从未有过的昂扬气势，推进绿色发展，实现新的跨越，向着实力旌德、秀美旌德、幸福旌德阔步前进。
历史昭示未来，伟大的铁军精神将永远激励着老区父老乡亲为建设和谐美好的未来而不懈奋斗。
黄高峰的斗争历史，父老乡亲将永远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