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香港
10月初，我，作为澳大利亚新西兰银行驻北京办事处代表助理，赴香港进行一周的职业培训。
这时的我可谓青春靓丽，风华正茂。蒙古贵族血统赋予我姣好的身材，魅力的嘴唇，丰硕的乳房，蜂腰和小而圆润的臀。常有人说我漂亮的不仅仅是外貌，还有那高雅的风度。加之穿着时尚、艳丽、大方，配以舞蹈训练后的挺拔。每当我穿行于北京和香港机场的人流中，总能引来无数惊羡和嫉妒的目光。
那天，我办完公事，百无聊赖地在香港大街上闲逛，货比三家，价格都一致。于是信手在其中一家商店花1000多港币买了一个袖珍录音机。那时国内袖珍录音机时髦而短缺，尤其在北京的马路上骑着自行车，头上戴着耳机，兜里揣着袖珍录音机，听着邓丽君优美的歌曲，再帅不过了。手里拿着刚买的袖珍录音机，心里美滋滋的。过马路没走几步，无意间发现，同样的录音机在马路这边只卖500多港币。试着回去退货，商店服务员说没质量问题不给退。为了给自己找一点心理平衡，就又过马路买了一个同样的录音机。这样每个录音机就750港币了。然而坐在回北京的飞机上才意识到：像录音机这类电器在内地算“大件”，人海关每人只能带一件，第二件就得上200％的税。免于再掏腰包的唯一办法，就是找一个同行人帮我带一个人境。于是我扫了一眼机舱，开始寻找目标。
我坐在靠窗的位子，中间的坐位是空的，靠过道的位子坐着一个漫不经心翻阅杂志的外国女人。那年头中国航空公司卖票，都是男士坐一排，女士坐一排，想找个异性搭讪，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回头和后面的人说话或者拍拍前面人的肩膀说话都是既不礼貌又不得体的事。
飞机快要起飞了， “目标”仍然没有找到。这两个录音机可怎么办呢？我开始有点儿后悔了。正在这时，从舱门急匆匆进来一个30岁上下身高一米八的“洋”小伙儿，肩背挎包走过来一屁股坐在了我旁边的空位子上。不过，他还没忘了礼貌，欠了欠身子彬彬有礼地用中文向我打招呼：“你好！”
“你好！”我应酬着，心中一喜，老天爷真帮忙，第一次乘飞机身边坐个异性。我锁定了“目标”。
这位“洋”小伙儿脸儿消瘦，灰褐色深邃的眼睛透着忧郁和淡淡的冷漠；高高的鼻梁给人一种坚毅执著的感觉，而嘴唇的优美曲线则显示出计谋和智’慧。他穿着一件棕色胳膊肘上带有补丁的棉袄，就像中国抗战时期老八路常穿的那种，只有热衷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外国人才会这样穿着。我开始悄悄地打量他，猜测他可能是位到中国读书的留学生。
“您好，您是大学生吧？”我试探着用英语主动和他搭讪。
他侧过脸来，对我摇摇头，抿了一下嘴唇，并没多看我一眼。
在此以前，凭我年轻美丽的外貌、文雅高贵的气质和精灵般诱人的身材及讲究大方的装束，谁都会主动上前与我搭讪，还没有一个男人会在这样近的距离对我视而不见、不理不睬的呢。这次是我主动的，却碰了一鼻子灰，此人太可恶了！我对他的清高有些恼恨：“这人太不识抬举了！”
想想那张200％的进口电器关税申报单，我忍了忍，暂时放下自己的高傲，静了静心，从皮包里拿出一张我的名片递给他。我想他该不会轻视我的存在了吧。
“这是我的名片，我在澳新银行北京代表处工作。嗯——，我想请您帮个忙，可以吗？”顺便写上了家里的电话号码。
他伸手接过了我的名片，嘴角微微往上翘了些。看得出，他开始对我有点儿兴趣了。不过，他仍然平静地看着我不说一句话，显然是要听听我的下文。
“不知你买没买‘大件儿’？我在香港买了两个录音机。”我开门见山，“刚想起来过海关时第二件电器得上200％的关税，你到北京时帮我带一件出关可以吗？”说着我从皮包里拿出已经准备好的录音机。
他扭过头看了一眼我手里的录音机，带着那种不置可否的表情说：“嗯，不好意思，我帮不了你的忙。”
我又碰了一头灰，感觉很尴尬，只好将录音机放回皮包。这人还真不识抬举，不再理他啦！大不了凭我的伶牙俐齿出关时多费点口舌，我就不信靠我自己搞不定这事儿。
随即我恢复了平日的高傲。
两个多小时的空中飞行对我来说是很惬意的：时而望望窗外碧蓝的天空和机身下的朵朵白云，想起童年的往事和目前依旧留在内地的那些亲朋好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还在工厂农村干着又脏又累的活儿，而每月只收入几十元人民币，甚至不到我收入的二百分之一。而我现在已经摇身一变成海外华人，又在外国银行带空调的酒店上班，就连大姐给我送东西也只能在酒店外等候，我出去把她领进来才行。想到故友在北京的大街上看见我开着车兜风时那羡慕的眼神，朋友们排着队让我把他们带到只有老外才能出入的友谊商店，不禁怡然自得，早忘了录音机的事。P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