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一本以自由主义思想家和实践者为主体写作的随笔集，作者所着力的是描绘出了一群自由主义者的众生像。作者所描绘的计有：伯林、哈耶克、雷蒙·阿隆、汉娜·阿伦特、萨义德、杰斐逊、托克维尔、傅斯年、罗家伦、王芸生、陈铭德、邓季惺、殷海光、林毓生、张灏等。除了曾担任过两届美国总统的杰斐逊，其他的基本都是以“知识分子”名世，即便是杰斐逊，他的总统任期也是乏善可陈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政绩，而且他治理国家的想法有些也不合时宜……作者所着力的显然不是这些，而是对作为“美国《独立宣言》的作者、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的制定者和弗吉尼亚大学之父”的杰斐逊一生所体现的“美国精神”给予了“自由主义”的细致诠释。

《幽暗的航行》所关注的是一批知识分子：一者来自欧美，上启两百年前的美国革命，下迄全球化的今天；再者活跃在民国期间的政治文化舞台，虽然留学或寓居西方，究竟是中土人物。作者并未着意描画“东西”的殊相，却在极力揭示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并以此定义知识分子。知识分子反抗者。反抗是他们的神秘信仰，灵魂的旗帜，是有别于一般的文化学者的地方。在这里，反抗首先意含着弱势；其次是思想实践，对既存观念、规范和权力形式的质疑和颠覆。

序·林贤治

序·周实

题记

以赛亚·伯林：自由的恐惧

哈耶克：只有观念能够打败观念

雷蒙·阿隆：知识分子的迷惘

萨特：一枚硬币的两面

汉娜·阿伦特：责任始于爱欲

萨义德：寻找最后的天空

杰斐逊：屹立在自由的旗帜下

托克维尔：驰想与无垠的天地

博斯年：一士谔谔惊天下

罗家伦：遥远的玫瑰色甜梦

王芸生：文人议政优深喜浓

陈铭德·邓季惺：自由的历险与代价

殷海光·林毓生：跨越大洋的心灵之约

曲折的历程（代跋）

以赛亚·伯林：自由的恐惧

2007年是以赛亚·伯林逝世10周年。对于这位有着惊人记忆力、敏锐思维能力和超乎寻常阅读理解力的天才哲学家、思想家，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想写点纪念性的文字。2006年夏天，在英国牛津大学短期培训时，我流连于牛津的大街小巷，徘徊于新学院和沃尔夫森学院的门前、方庭，感受着以赛亚·伯林的生活足迹和思想气息，景仰与新奇、探索与印证、快意阅读与痛苦思索，诸多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牛津之行，几乎成了我的揽胜之旅。

发散的、飘乎在时空隧道中的无数的记忆的节点，在牛津奇妙地对接了。

1958年10月31日，声名如日中天的以赛亚·伯林，来到了人头攒动、拥挤不堪的牛津大学学位考试楼中。他要在这里发表担任牛津大学齐切利教授的就职演说。以社会名流的名字命名终身教职，一直是欧洲大学的传统。

牛津大学的学位考试楼，大约是牛津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这座两层高的典型的罗马建筑，庄重对称、坚固大方，四根巨大的罗马柱支撑着等腰三角形的硕大房檐，房顶上精美的青铜人物雕像，诉说着岁月的沧桑。考试楼内侧大门的对面，就是牛津大学最著名、最古老的藏书楼。铸造精美的青铜质地的正门，几乎正对着牛津最著名的公园大街。

这已经不知道是以赛亚·伯林的第几次演讲了。在伯林的同事和牛津大学的学生们欣喜地期待着他的又一次精彩演说的时候，伯林却照旧陷入了深深的抑郁和恐惧之中。他恐惧所有的演说。伯林给自己的朋友写信抱怨说：“我和以往一样在这个你不会觉得陌生的问题上感到绝望，那就是就职演说。这一次是出自远比以前要严肃得多的学术原因，也就是说，我不再知道什么是真理，并且觉得自己以后不会再满口陈词滥调，而只会说些混乱而错误的话。”

那些听过伯林讲课的人根本不相信他在讲台上的滔滔不绝竟然是以开讲前的恐惧和讲完后的郁闷为代价的。他总是像强迫症患者一样为讲课作过多的准备，无休无止地把讲稿从60页精练为30页，接着又缩短成10页，最后变成薄薄的一页纸上面的几个标题。而当他在讲课当中进入一种有如神灵附体的状态时，这张纸干脆也被忘记了。即便如此，紧张依然会尾随着他，于是他只好盯着蒸汽管、窗户或者听众们脑袋上面的枝形吊灯，以免某人投过来的疑问眼光让自己张口结舌。为这次齐切利教授的就职演讲，伯林已经在他每年去度假的意大利利古里亚海岸的小村庄帕拉古准备了两个夏天了。他一遍又一遍地口述这篇讲稿，把它从4个小时的时间压缩到合适的长度。充分的准备，给伯林带来了照例的成功。他的这篇“两种自由概念”的演说再次轰动了牛津、轰动了英国、轰动了世界。

伯林在他的演讲中开宗明义：强制某人即是剥夺他的自由。但剥夺他的什么自由？人类历史上的几乎所有道德家都称赞自由。同幸福与善、自然与实在一样，自由是一个意义漏洞百出以至于没有任何解释能够站得住脚的词。我既不想讨论这个变化多端的词的历史，也不想讨论观念史家记录的有关这个词的两百多种定义。我只想考察这些含义中的两种，却是核心性的两种；我敢说，在这两种含义的背后，有着丰富的人类历史，而且我敢说，仍将会有丰富的人类历史。freedom或Liberty的政治含‘义中的第一种，我将其称作“消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主体被允许或必须被允许不受别人干涉地做他有能力做的事、成为他愿意成为的人的那个领域是什么？”第二种含义我将其称作“积极自由”，它回答这个问题：“什么东西或什么人，是决定某人做这个、成为这样而不是做那个、成为那样的那种控制或干涉的根源？”

聪明的以赛亚·伯林，彻底改变了他以前对自由的两种观念——“自由主义的”和“浪漫主义的”——所做的区分，将它们变成了一对界限更为鲜明的概念——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

关于“消极自由”，伯林论证说，我们一般说，就没有人或人的群体：干涉我的活动而言，我是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政治自由简单地说，就是一个人能够不被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如果别人阻止我做我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么我就是不自由的；如果我的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我便可以说是被强制的，或者说，是处于奴役状态的。伯林把他的“消极自由”简单概括为“免于……的自由”。

关于“积极自由”，伯林论述说，“自由”这个词的“积极”含义源于个体成为他自己的主人的愿望。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取决于随便哪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我自己的而不是他人的意志活动的工具。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一个客体；希望被理性、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推动。我希望是个人物，而不希望什么也不是；希望是一个行动者，也就是说是决定的而不是被决定的，是自我导向的，而不是如一个事物、一个动物、一个无力起到人的作用的奴隶那样只受外在自然或他人的作用，也就是说，我是能够领会我自己的目标与策略且能够实现它们的人。伯林把他的“积极自由”简单概括为“做……的自由”。

以赛亚·伯林在他的哲学价值体系中，强烈地主张世界的多元化。他把一元或二元化的哲学体系视为对人类自由和本质的最野蛮、最恐怖、最粗暴的践踏。任何强制，都是最大的不人道。因而，伯林在论证他的两种自由概念时，以他惯有的自信和不可思议的刻薄，横扫了世界思想史上所有经典自由作家的精彩论述。伯林十分怀疑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人们就抱有的所谓人是“政治动物”的观念；伯林坚持认为，欧洲的启蒙运动被一个关键的矛盾一分为二；马克思只是康德的追随者；社会主义乌托邦意在解放个体；“积极自由”的“奇特的颠倒”，结果出现的却是斯大林的“人类灵魂工程师”。伯林甚至不同意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观点。密尔认为，自由是“人类才能发展的必要条件”。伯林坚持说，个人的天赋即使是处于最不自由的逆境之下也仍可以开花。自由与其说是人类兴盛的必要条件，倒不如说是偶然条件，就像知识对于人类的兴盛也只是可有可无的，真理从来就没有赋予过人们自由，自由也并不总是让人变得更好。

罗纳德·德沃金用他最形象的比喻向伯林诘难了：假设我要谋杀我的评论人，法律会制止我这么做，而根据伯林的解释，法律就危害了我的自由。当然，所有人都同意我必须被制止：那些为伯林的定义作辩护的人会说，虽然我的自由被侵犯了，但在这种情况下，这种侵犯是可以被正当化的，因为对我的这种错待是必要的，是为了防止对其他人更严重的错待。因而，德沃金指出，如果不是这样——如果一个国家并没有错待任何公民，而根据那个被提议的定义，它却侵犯了他的自由——那么，这个被提议的关于自由的概念就是不恰当的。这个概念声称了一种违犯，而这种违犯并没有什么错，因此它并没有向我们表明自由的特殊重要性是什么。

也许是《伯林传》的作者伊格纳季耶夫充分说明了“两种自由概念”的本质意义。“自由的两种概念”清楚地说明了自由主义反对的究竟是什么。不过它也同样清楚地说明了自由主义捍卫的又是什么——那就是，有多少社会正义是适合于消极自由的，也就有多少正义是实际需要的。这篇演讲是对个体自由而不是民主政府本身所作的坚定的捍卫。与其他政治制度相比，民主自治“更好地保证了”消极自由，但这只是“总的来说”。自由主义者或许不得不为捍卫(比如说，某个少数民族的)自由而反对民主专制。价值观念的这种冲突内在于现代政治生活之中。

1909年6月6日，以赛亚·伯林出生于拉脱维亚一个富有的俄国木材商的家庭。在脱离母体的一瞬间，德国医生鲁莽的撕扯，令伯林的左臂韧带永久损伤——他的左胳膊残疾了。以至于在伯林以后漫长的生命当中，他时常要警觉地用右手抱着他的左臂。这几乎成了伯林的一个招牌性动作。伯林的受伤，正应验了哲学概念上“偶然”与“必然”的辩证关系。医术不精，不负责任的德国医生，必然要给某个新生儿带来伤害。很不幸，这个“必然”，让我们天才的以赛亚·伯林赶上了。P6-10

与晓滨兄见过一面，在青岛，在报社。

晓滨兄的个子不高，给人一种恬淡的沉静。

那次说了些什么呢？好像说得并不多，他的声音低低的，问了些《书屋》杂志当时的事情，不说也心领神会的。

不想他会写本书。

我是做过报人的，知道报纸的总编辑做的是怎样操心的工作．过的是如何忙碌的日子。

真的一点没有想到他竟然会写本书。

这是一本读书随笔集，是写知识分子的。既写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写了外国的知识分子。写外国的写得多些，写中国的写得少些，而且都是以前的。当代知识分子，书中只是偶尔提及，然后就是一笔带过。然而，即使就是如此，在我看来，这本书，仍是精彩纷呈的。晓滨兄的文笔清雅，犹似他那低低的声音，在那淡淡的灯光之下，不急不慢，从容，澹定，一字一句拿捏到位，停顿继续有滋有味，于是，那些经典的人物便鲜活在我们面前，令人遐想，使人沉思。

这是需要功夫的，需要反反复复地揣摩，需要仔仔细细地体会。

我读这本书，看到什么呢？看到西方的知识分子确实生活在他们的追求中。他们真的就像法国那位著名的知识分子雷蒙·阿隆说的那样：“能把我国本身的问题变成全世界争论的问题。”他们真的就像阿隆那样骄傲地宣称的那样：“没有哪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像法国知识分子那样为普世性的丧失而感到痛苦，那样固执地拒绝抛弃自己的虚幻，以及将会认识到法国的真正问题所在而获益。”

社会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捍卫他们“自己的虚幻”。世界也需要这样的人，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看到世界的问题所在。

如果一个国家民族能够尊重知识分子，能够尊重民主自由，那个国家会怎样呢？那个民族又如何呢？我想不用多说的，一定是在进步的。

自由的普世价值，当然是超越国家的，也是超越民族的。

只要你是人，无论你是什么人，无论你是西方人还是东方人，无论你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只要你处在社会之中，只要你还未被异化，你就会有向往美好价值的要求以及争取美好价值的渴望。

而自由，而民主，就像一只鸟，这鸟从古至今地飞着，飞到东，飞到西，飞到南，飞到北，讨厌普天之下的鸟笼，无论鸟笼是独裁的还是资本铸就的。

资本与独裁在其本性上都是扼杀民主的，自由就更不用提了。

读着此书，我心里想，我们翻看一本书，就是在看写书人，看书中所写的人，看他们的人生经历，看他们的思想感情，看他们的心的跳动．看他们的血的流动，看他们所建立的社会，看他们所创造的时代。

一种尖锐的羞耻感，在我心里，上翻，下冲。

知耻而后勇，这是中国的老话了。

知耻而革新，这是今日中国的声音。

人啊人，人是一个怎样的充满痛苦、充满挣扎、充满自我否定、充满自我批判的十分矛盾的集合体啊！

人总是在困境之中，努力摆脱世俗的束缚，尽量超越眼前的存在，奔向心中的理想之路，寻求有意义的理想生活。

晓滨兄也如此吧，不然，他就不会这样挑着这些人物写了。

读了此书，你还会想，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金钱和权力，还有值得敬畏的东西，还有值得珍惜的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别的，就是人的精神世界以及那些虚幻的情思。

2008年3月于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