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19世纪美国浪漫主义作家霍桑的长篇小说。小说取材于1642年－1649年在北关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海丝特·普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残酷和教会的虚伪、凶恶。本书不仅是美国浪漫主义小说的代表作，同时也被称作是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篇。

1850年，纳撒尼尔·霍桑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字》。这部小说内容深刻，构思新颖，手法独特，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被誉为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红字》取材于1642年－1649年在北关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海丝特·普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残酷和教会的虚伪、凶恶。

海丝特·普琳是一个善良、美丽的英国姑娘，不幸嫁给了一个畸形、伪善的老人而断送了青春。故事开始的两年前，她由阿姆斯特丹移居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途中，她的丈夫被掳失踪，在寡居生活中，海丝特·普琳与牧师狄梅斯迪尔相爱并生一女。事发后，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将她作为训诫罪恶的一个标本，罚她胸戴红A字(即英文通奸Adulter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忍辱含垢度过一生。牧师狄梅斯迪尔虽未公开暴露，但终因不堪海丝特·普琳的丈夫罗杰·奇林沃思的追逼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身亡。

译序：爱的悲剧和爱的追求

牢门

市场

认出

会面

海丝特的针线手艺

珠儿

州长的厅堂

小淘气和病人

医生

医生和他的病人

内心的秘密

牧师的夜游

海丝特的另一面

海丝特和医生

海丝特和珠儿

林中散步

教长和教民

一片阳光

溪边的孩子

牧师的困惑

新英格兰的节日

游行

红字的显露

尾声

转回监狱以后，海丝特·普琳神经亢奋，难以自持，非有人在旁看守护理不可，否则她将自戕或做出伤害可怜婴孩的半疯狂行为。夜色降临，以训斥和惩罚的恫吓来平息她的叛逆被证明为不可能，监狱长布雷克特先生感到有必要请一位医生。这医生在他看来不仅精通基督教各门医学，而且熟悉野蛮人所掌握的、许多森林野生草药知识。其实，急需医生照顾的，不只是海丝特本人，更紧迫的还是那孩子。那孩子从母亲怀里吸取营养，仿佛同时将渗透在母体中的骚动、烦恼和绝望也一起吸了进去。此时，她正在疼痛的痉挛中扭动，她小小的身体是一天来海丝特。普琳精神痛苦的生动写照。

紧跟狱长，一个相貌奇异的人走进阴郁的牢房，他就是在人群中出现过并引起她这个佩戴红字者强烈兴趣的那个人。将此人安置在牢房中，并不是怀疑他犯有什么罪过，而是因为在州长与印第安酋长就他的赎身一事拍板之前，此种处置是最方便、最合适不过的。他的名字据说叫罗杰·奇林沃思。狱长领他进屋以后，逗留了一会儿，狱长为伴随此人而来的突如其来的安静感到惊讶；海丝特·普琳立即像断了气一样，尽管孩子还在不停地呻吟。

“朋友，请让我与病人单独谈谈。”医生说，“好心的狱长，请相信我，你的牢房很快会太平起来，我还可以向你担保，从此以后普琳太太将更服从官长的管束，而不会有方才你们所见到的情形。”

“要是您的许诺果真能兑现，我一定予以表彰。”布雷克特先生答道，“说真的，这女人准是中了邪；我什么办法都用尽了，只缺用鞭子撵走她身上的撒旦。”

那陌生人带着特有的冷静走进屋来，这与他自称为医生的身份是契合的。当狱吏退出，他与她面面相觑时，他的表情依然没有变化。还在人群之间时，她对他的异乎寻常的注意已暗示他们之间有一种亲密关系。他一上来关心的是孩子，事实上，那孩子在转轮矮床的辗转哭叫使人不得不丢开一切去安抚她。他仔细审视婴孩，随后打开从衣襟里掏出的皮匣子。匣子里看来装的是药品，他取出一颗搅在一杯水里。

“我过去对炼金术的研究，”他说，“加上我又有一年多旅居在对各类药草的药性极有研究的人们之间，使我比那些以医学士自命的人更精于医道。来，你这女人！这孩子是你的，她与我没有关系——无论是从声音上还是从相貌上，她都不会认我为父。所以还是你亲手给她喂药吧。”

海丝特推开他递过来的药，同时以一种极度疑虑不安的神色凝视着他的面孔。

“你想从这无辜的孩子身上为自己报仇吗？”她小声地发问道。

“蠢女人！”医生以半是冷酷，半是安慰的口吻回答道，“莫非我发了疯，竟会加害于这个私生的不幸的婴儿？这药很见效，要是她是我的孩子——即她是我的，也是你的——我也只能给她这个。”

她仍在犹豫，其实，她已失去了理智，他将婴儿抱在怀里，自己给她服了药，药即刻生效，兑现了医生的诺言。小病人的呻吟平息了；她的痉挛抽搐也逐渐停止；几分钟后，如同解除了病痛的小孩一样，她沉人了深绵香甜的梦乡。这个理直气壮的以医生自居的人随即着手照料这位母亲。他给她按脉，冷静而专注地检查着，他审视她的眼睛——这眼神使她的心为之萎缩而战栗，因为它是如此熟悉，却又是如此陌生和冷酷——末了待他以为检查已毕后，他调了另一种药。

“我不知道迷魂汤或忘忧草，”他说，“不过，我悉知荒原中许多秘密药物，这就是一个印第安人教给我的一帖处方，因为我将帕拉塞尔斯的那些老知识传授给他，他特以此作为回报。这剂药给你的抚慰也许不及纯洁的良心，那是我无法给你的。不过，它将会镇定你的膨胀而狂乱的激情，就像将油倒在咆哮的海浪上一样。”  他将杯子递给海丝特，她缓缓接过来，一面严肃地打量他的脸，那眼色显示的不完全是恐惧，而是对他的意图的怀疑和探询。她又看了看她那熟睡的婴儿。

“我曾想到死，”她说，“情愿死，甚至为之祈祷过，如果说我还有资格祈祷的话。不过，要是这杯水将致我于死地，那么在你目睹我一饮而尽以前，请你再想一想。尽管此时它已到了我的唇边。”

“那么，就喝吧，”他回答说，仍是那么冷漠，那么不动声色，“海丝特，你就这样不理解我？我的用心真会如此浅薄？要是我真怀有复仇的计划，我除了让你活着，给你用药，解除你的病痛和生命的危险从而让滚烫的耻辱继续在你胸中燃烧之外，我还有什么更好的选择呢？”他一边说，一边将长长的食指放在那红字上，这字仿佛是火红滚烫的锐器，一下子就刺进了海丝特的胸口。他察觉到她那下意识的举动，微笑起来，“所以你就认命吧，在男男女女眼前，在你称之为丈夫的人眼前，在那孩子眼前活下去！而为了活着，喝下这帖药吧。”

海丝特·普琳不再等他规劝，也没耽搁，将这杯药一口喝干。在这位能人的示意下，她坐到正在人睡的孩子床旁，他也拉过房间里唯一的椅子挨着她坐下。这种安排不禁使他惶恐起来，因为他感到，眼下他所做的一切皆出自人道或原则，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优雅的残忍，纯粹是为了解除她肉体的痛苦而被迫为之，而接着则必将以一个深受她所害的男人的姿态来与她对话。

“海丝特，”他说，“我不问你为什么或怎样堕入深渊，更确切地说，你是怎样被押上那耻辱的示众台的？——我正是在那里找到你的。其中原因无需深究。那怪我糊涂，怪我孱弱。我——一个思想家，一个大书蠹虫，一个为了寻求知识之梦而耗尽自己青春年华的行将就木者，于你的青春、你的美貌，又有何用？我打从呱呱坠地起就是一个畸形的怪物，怎么竟会鬼迷心窍地以为知识的天赋可以在少女的幻想中掩饰肉体的缺陷？人们说我有智慧，倘说圣人处事真有智慧，我应当早就预见这一切。当我走出广袤阴森的森林进入这基督教徒的殖民地时，早应料到，映入我眼帘的第一个东西就是你海丝特·普琳，一个站在大庭广众前受辱的雕像。不。当我们作为一对配偶从古老教堂的台阶一同迈步而下时，我就应当发现在我们道路的尽头燃烧的红字在发出邪恶的火光！”

“你该知道，”海丝特说——尽管她够沮丧的了，但她还是不能容忍他对她耻辱的标记所作的闪烁其词的中伤——“你该知道，我对你是坦白的，我没有感受到爱情，也从未弄虚作假过。”

“不错，”他回答道，“这正是我的愚蠢所在！我已说过这意思。不过，直到那个时候，我都在虚度光阴。人间竟如此冷漠无情！我的心大到可以容纳众多宾客，却始终孤独、凄凉，没有一丝一毫的家庭温暖。我渴望燃起一座家庭火炉！这似乎不应是什么非分之想，虽然我老了，虽然我郁郁寡欢，虽然我畸形丑陋，可这种普天之下俯拾皆是、全人类都有权享受的朴素的幸福，或许也该有我一份吧。正是有鉴于此，我将你拥入我的心田，引人它最隐蔽的密室，从而以由于你的到来而产生的温暖来抚慰你！”

“我伤害了你。”海丝特讷讷地说。

P19-22

一

1850年，纳撒尼尔·霍桑(1804－1864)发表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红字》。这部小说内容深刻，构思新颖，手法独特，标志着美国长篇小说创作上的一个重大突破，被誉为十九世纪美国文学中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

《红字》取材于1642年－1649年在北关殖民地新英格兰发生的一个恋爱悲剧。小说通过女主人公海丝特·普琳的悲惨遭遇，反映了清教徒殖民统治的黑暗、残酷和教会的虚伪、凶恶。

海丝特·普琳是一个善良、美丽的英国姑娘，不幸嫁给了一个畸形、伪善的老人而断送了青春。故事开始的两年前，她由阿姆斯特丹(荷兰首府，英国清教徒亡命国外的集居地)移居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途中，她的丈夫被掳失踪，在寡居生活中，海丝特·普琳与牧师狄梅斯迪尔相爱并生一女。事发后，政教合一的加尔文教(即清教)政权将她作为训诫罪恶的一个标本，罚她胸戴红A字(即英文通奸Adultery一词的第一个字母)忍辱含垢度过一生。牧师狄梅斯迪尔虽未公开暴露，但终因不堪海丝特·普琳的丈夫罗杰·奇林沃思的追逼和精神上的折磨而身亡。

读《红字》，很自然地使人联想起霍桑早年创作的一个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1837)，那也是写一个牧师赎罪的故事。年轻而受人爱戴的胡波牧师忽然在脸上罩起黑纱，而且直到老死也不肯拉下，这引起了全村人的猜疑和恐惧。而牧师脸上罩起黑纱之时，正是村上一位少女安葬之日。小说中写道，当胡波牧师与遗体告别时，“少女的尸体战栗起来，尸衣和那薄纱的帽子也跟着微微抖动。”作品用象征手法暗示了牧师与少女之间的暧昧关系。小说末尾，通过牧师之口点出了主题：“每一张脸上都有一面纱！”这两篇小说题材、情节类似，但《红字》的主题显然要深刻得多。如果说在短篇小说《教长的黑面纱》中，要表达的是“人皆有罪”这样一个悲观主义的道德说教，那么长篇小说《红字》则是在探究“谁之罪？”这样一个深刻而严肃的主题。

小说着重写了三个人物：海丝特·普琳、狄梅斯迪尔和罗杰·奇林沃思。前两人是恋爱悲剧的主人公，他们是清教徒黑暗统治的受害者和牺牲品，但绝不是真正的罪人。狄梅斯迪尔对海丝特·普琳说过这样一席话：“愿上帝饶恕我们两个！海丝特，我们不是世界上最坏的罪人！世上还有一个人，他的罪孽比这个亵渎神圣的教士还要深重！那个老人的复仇比我的罪恶还要黑暗，他阴险地侵犯了一颗神圣不可侵犯的人心。你和我，海丝特，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这实际上是霍桑对“谁之罪？”这一问题的回答。在霍桑看来，海丝特·普琳和狄梅斯迪尔的相爱虽不见容于加尔文教的“戒律”，但表现了对不合理的婚姻的反抗和对自由纯洁的爱情的追求，值得同情、宽宥；而他们的诚实的“赎罪”表现和悲剧性的下场更是绰绰有余地抵偿了他们所犯下的“过失”。与此相反，罗杰·奇林沃思的作为尽管可以托庇于“法律”，却有背于道义。作为一个宗教徒，他无博爱之心，却有虐杀之罪。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而埋没了海丝特·普琳的青春；是他使海丝特·普琳和狄梅斯迪尔的出逃计划归于破灭；是他残忍地从精神上迫害海丝特·普琳和狄梅斯迪尔并最后导致了狄梅斯迪尔的死亡。总之，他在法律上是受害者，但在道义上罪恶深重，他才是小说所要追究的真正的罪犯。小说的字里行间对人物的臧否褒贬和对于道德、法律的质疑和反思，鲜明地表现了作者对不合理的婚姻、对加尔文教的残酷的法律的否定和对于爱情、人权和自由的向往，从而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也正是这个原因，这部小说发表以后，不胫而走，被广泛地改编成电影、戏剧，并译成各种文字，赢得了人们普遍的共鸣和赞赏。

这部小说的深刻之处还在于，它不是将一场恋爱悲剧仅仅表现为个别人物之间的恩怨仇隙之争，而是高屋建瓴地揭示了产生这场恋爱悲剧的社会根源。

小说第一章“牢门”是全书的“楔子”，是笼罩整个悲剧故事的象征。在这里，霍桑形象地描绘了一幅早期北美殖民地政权的阴森恐怖统治的画面。监狱的“晦暗凶恶的外表”，“用厚重的橡木做的钉满了粗大铁钉”的“牢门”显然就是影射故事发生的那个黑暗的时代。作者写道：“新殖民地的建设者们，无论当初他们可能如何谋划着人类美德和幸福的乌托邦，可从最初的实践需要出发，总是一开始就毫不迟疑地认定，要将一部分处女地划为墓地，而将另一部分处女地夯成监狱的地基。”这不啻是告诉读者，小说中的悲剧不过是那个时代的一个缩影。殖民主义者借助“火与剑”为自己开辟道路，他们残杀黑人，残杀印第安人，同样也要残杀白人中的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和一切触犯他们利益的人们。同为清教徒，却是等级森严，壁垒分明：少数“教长”、“圣徒”恣睢暴虐，为所欲为；多数“教民”惨遭蹂躏，任人宰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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