赶车人被这位满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借着柴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
可是，他很快又将那个小本放回了衣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他不能用笔记下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而只能将这个故事深地铭记在自己的心里。
这个赶车人是谁？
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兴趣？1957年的冬天是寒冷的。位于黑龙江省的北大荒更是朔风呼啸，雪大如席，辽阔的荒原被搅成了白茫茫一片。
在这雪飞冰冻的大荒原上，有一座部队的军垦农场，几排低矮的茅屋被大雪压得喘不过气来，在严寒中打着颤。这里集中关押着一些在那年夏天因“大鸣大放”被打成了“右派分子”的人，平时他们被押着到原野上去劳动，太阳落山后才能回到这些屋子里来睡觉。现在天气太冷了，别说他们无法出去干活，就连那些看管他们的人，都只得整天“猫”在屋子里，这使得这些人也有了一点喘息的机会，得以在屋子里烤火，或在被窝里“猫冬”。
谁也不会想到，在远处的雪野里还有车马在赶路。原来，这是农场派出去拉运粮食的马车，由于风雪太大，拉货的骡子显得十分吃力，身上已浸出了汗水。马车上坐着一个人，身穿老羊皮袄，头戴一顶皮帽，将一双手交叉插在袖筒里，紧紧地搂着一杆长长的鞭子。走不多远，前面出现了一片树林，马车突然陷进了很深的雪堆里，无论他怎么用力向那匹骡子抽鞭子，马车就是不能前进。在这冰天雪地里，如果这样下去，不被饿死也会被冻死的。
这时，赶车人发现在前面不远处有一座小木屋，屋顶上正冒着袅袅的炊烟。他如同发现救星一样，急忙向那座小木屋跑去。
屋子里住着几名守林子的工人，年长的有五十多岁，长着浓浓的络腮胡子。当他听说来人是附近军垦农场的人时，就立即叫上大伙，一同来帮助赶车人将马车从雪堆里拉了出来。看看天色已晚，他们便留赶车人到小木屋里去休息，并告诉他说这样的雪天一个人赶车很危险，由于刚才耽误了时间，现在已无法在天黑之前赶到农场了，不如等明天雪小了一点后再走，回头由他们出面给农场里写个证明，说明情况。赶车人此时已是人困马乏，只得同意明天再赶路。吃过晚饭之后，赶车人同大伙一起围着烤火取暖。
屋外是呼啸的寒风，屋里的木材正“劈啪”地燃烧着。在北大荒漆黑的夜晚，在这间小木屋里，一只酒瓶在几个男人的手中来回地传递着。喝了酒的男人们就开始讲自己亲身经历的故事，那些充满着大东北泥土气息和乡情乡音的故事听得赶车人睁大了眼睛。
络腮胡子的守林人曾经是一名“北满”抗日联军的老战士，他呷了一口烧酒以后，用手抹抹胡子，讲了一个地下交通员的故事。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炸毁日军的一批准备运上前线的军火，中共地下党组织通过内线了解到这批军火的具体存放地点和准备运送的具体时间，于是火速派一名地下交通员，将这个情报送往抗联总部。
这位地下交通员根据事先联系的地址从偏远的黑河来到哈尔滨，住进了联系好的一家小旅店，这家小店位于哈尔滨道外，是一个不会引起日军注意的地方。可是，由于日军不断地搜索和“围剿”，情况发生了变化，负责接头的人左等右等未到，等到第二天时，地下交通员随身带来的钱都已用光，连每天的饭钱都没有了。但是按照地下交通的组织规定，在未见到接头人时，他是无论如何都不能离开这个地点的，现在怎么办呢？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这位地下交通员只好饿着肚子等候。为了节省体力，交通员每天只好躺在炕上空着肚子睡觉，到第四天竟饿得昏死过去，就这样一直等到第五天，当这位交通员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接头的人终于赶到这家小店，接过了交通员送去的情报……
赶车人被这位“北满”老战士讲的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他从身上掏出一个小本子来，借着柴火的光亮，想记下这个故事。可是，他很快又将那个小本放回了衣袋里，因为他知道自己此时的身份，他不能用笔记下这个生动感人的故事，而只能将这个故事深深地铭记在自己的心里。
这个赶车人是谁？
他为什么对这个故事如此感兴趣？
为了迎接春天的到来，他将苦难强咽进肚里，没有悲伤，没有气馁。他利用自己劳动的间隙深入到东北的乡村，深入到一座座茅屋的火炕上，听乡亲们唠家常，讲故事，在这块广袤的土地上，收集了大量反映东北抗日联军和革命群众对敌英勇斗争的故事。
他渴望有一天能将这些故事写成电影剧本。
那位对抗联老战士所讲的故事感兴趣的赶车人名叫沈默君，是北大荒某军垦农场的一名“右派分子”。
说起沈默君的名字，也许很多人不知道，但如果提起他笔下所写的那些电影剧本，在中国大陆可谓是人人皆知了。P1-4
对于江青来讲，这是一双熟悉的目光，因为早在延安时期，她就认识阿甲，在同台演出京戏时，二人曾以“父女”相称。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阿甲还被邀请去做过客，与江青同桌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过饭，谈过话。
可是，这又是一双令她心惊胆战的目光，因为那目光里含着无法忘却的冤屈，无法抚平的伤痕，无法掩饰的仇恨，无法抑制的怒火。
面对着这双目光，在法庭上妄图顽抗的江青，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阿甲对江青大声喝道：“江青，你还认得我吗？”
北京正义路1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国徽高悬，庄严肃穆。
1980年12月23日上午8时整，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率领法庭全体审判员在审判员席位上就座。
特别法庭副庭长兼第一审判庭庭长曾汉周宣布：“带被告人江青到庭！”
旁听席上所有目光，都一起转了过去。
江青在两名女法警押送下走进法庭。
此时的江青，身穿一件特意在袖口上打了一块补丁的黑色棉袄，目不斜视，依然是一派“红都女皇”目中无人的样子。
法庭继续就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在起诉书中指控江青诬蔑、迫害广大干部群众一案进行法庭调查。
在对江青诬陷、迫害刘少奇、王光美、时传祥、王昆仑以及刘少奇炊事员郝苗的事实进行调查之后，审判员甘英问江青：“你是不是讲过林默涵、阿甲是反革命？”
江青冷冷地回答说：“不记得。”
面对江青如此态度，法庭两次宣读和播放江青1970年7月3日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的讲话录音：“……要审讯阿甲，要审讯林默涵这个反革命，叫他如实的讲，我要这个材料。阿甲这个反革命呀！他拒绝见我，(19)62年我给四个正副部长讲话，找了他，他不见我，要审讯他……”
审判员问道：“江青，这是你的讲话吗？”
在事实面前，江青只得承认这是她亲自讲的话，但拒不承认曾将阿甲打成反革命。
审判员问：“你已承认是你讲的话，为什么不承认曾将阿甲打成过‘反革命’？”
江青：“不知道。”
审判员再次对江青说：“你得讲具体事实。”
江青抬头看了看台上的审判员，没有说话，看得出她还是想对这件事情进行否认。
对于江青在事实面前的顽固抵赖，法庭宣布，让当事人出庭作证。
一位年过七旬的老人出现在法庭的证人席上。
他精神抖擞，胸膛挺得直直的，脚步显得有力而坚定。他走到法庭的证人席位上，然后转过头去，用一双愤怒的目光注视着站在被告席上的江青。
认识他的人们都不由轻轻地叫了一声：“阿甲！”
对于江青来讲，这是一双熟悉的目光，因为早在延安时期，她就认识阿甲，在同台演出京戏时，二人在剧中还以“父女”相称。江青与毛泽东结婚以后，阿甲还被邀请去做过客，与江青同桌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过饭，谈过话。
可是，这又是一双令她心惊胆战的目光，因为那目光里含着无法忘却的冤屈，无法抚平的伤痕，无法掩饰的仇恨，无法抑制的怒火。
面对着这双目光，在法庭上妄图顽抗的江青，不由打了一个寒战。
阿甲对江青大声喝道：“江青，你还认得我吗？” 江青看看阿甲，没有说话。
这时，只见阿甲大声地说：“我就是阿甲，就是那个不死的阿甲！”
阿甲的当庭作证，立刻吸引了整个法庭的一千多名旁听者，同时也吸引了法庭上面的所有审判员，因为阿甲的证言，主要是围绕着一部当时全国家喻户晓、人人都能哼唱的现代京剧展开的。在那个文化娱乐十分贫乏的年代里，这个剧与其他七部现代京剧一起，几乎成了整个中国人民文化生活的全部。
这部妇孺皆知的现代京剧就是《红灯记》。
阿甲在法庭上列数了江青为了窃取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的成果，对他实行的种种非人迫害行为。
早在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江青就瞄上了《红灯记》。“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她就指使她在京剧界的追随者在大会上发言，点名诬陷阿甲是“破坏京剧革命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紧接着江青在同年11月28日召开的首都文艺界大会上，又亲自点名要对阿甲进行批判斗争，指出不能让阿甲“破坏革命现代京剧”。
为了将阿甲彻底斗倒，1968年6月，当《红灯记》已传遍全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广泛喜爱的时候，江青在钢琴伴奏《红灯记》的一次座谈会上，再次对阿甲进行诬陷，并煽动文艺界的群众说：“阿甲这个人很坏，是历史反革命，又是现行反革命，你们把他斗够了没有？”
这是江青点名道姓对阿甲的一次诬陷，有当时的记录，也有除阿甲之外的其他证人的证言。
审判员问江青：“你当时是不是说过这样的话？”
江青答：“想不起来了。”
阿甲听到这话，十分气愤，用手指着江青说：“江青，你在文艺界的各种会议上都曾说过，‘阿甲这个人不好斗，厉害得很啦，你们大家要狠狠地斗，每天都要斗。’你是想把我整死呀！……你，你指使人对我的夫人方华进行毒打，身上的衣服上都是血，干了后都无法脱下来，最后……最后……”
说到这里，阿甲老人眼里不由涌出了泪水。
法庭上不时响起了抽泣声。
阿甲忍住悲痛说：“江青为什么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这里有一个《红灯记》的问题。在1964年，全国京剧现代戏会演的时候，江青欺世盗名，夺取了广大文艺工作者的劳动成果，据为己有，作为她篡党夺权的政治资本。我和京剧院的全体同志改编和演出的《红灯记》，是八个所谓样板戏中突出的一个，她当然不肯放过。本来嘛，一个改编的《红灯记》有什么了不起的啊！你拿去就算了嘛，为什么还要把我打成反革命呢？因为江青既要做‘披荆斩棘’的‘英勇旗手’，她就必须要捏造破坏京剧革命的对象……”
阿甲列举了江青围绕《红灯记》采取的各种对自己进行迫害的手段后，说：“江青，我了解你，不要看你过去地位很高。但是，你人格很卑鄙，灵魂很肮脏，心很毒，手段很残忍，格调很下流。我要求我们的人民法庭，对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严厉地制裁，一丝一毫也不能宽恕！”
阿甲的证词事实确切，语言锋利，直逼江青的灵魂。
审判员问：“江青，证人说的是不是事实？”
在铁的事实面前，江青这位冷酷而傲慢的女人，终于低下了她那“高贵”的头颅……
在围绕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所展开的最激烈的争夺战中，处于极端困境中的阿甲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 “江青要是不倒台，唯物辩证法就不灵了。”看着江青在事实面前低头无言的样子，证人席位上的阿甲的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在经过苦难的寒夜之后，太阳又升起来了，中国大地重新焕发出新的光彩。在公正和正义的人民法庭面前，历史终于恢复了她本来的面目。
在此之前，我撰写另一本书——《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时，曾采访过亲历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全过程的特别法庭审判员王文正大法官，他说江青在法庭上总是坚持自己的立场，对审判的事实进行辩驳。但当《红灯记》的编导阿甲出庭作证，谈到《红灯记》的整个创作过程时，她竟然找不出一句话来进行反驳。
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艺术负责，早在1977年阿甲平反恢复工作不久，就曾提笔写下了自己亲历《红灯记》的全过程。
这一共包括了十一个部分：
一、解答三个问题；
二、京剧现代戏是否江(青)开始的；
三、六四年京剧现代戏观摩会演；
四、江青摘桃子来了；
五、排斥哈(尔滨京剧团)剧((革命自有后来”，搞一花独放；
六、回忆江(青)在文化大革命前已设计好的(抢夺样板戏)；
七、江(青)的所谓两条路线斗争的内容和手段；
八、(江青)批判文艺黑线另搞一套；
九、(江青)公开在党刊上宣布我是反革命；
十、(江青)竟敢污蔑毛主席(一九)六四年看的《红灯记》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毒草；
十一、七○年秋我(被)批斗是为什么？
除此之外，阿甲围绕《红灯记》还亲笔写了《淡谈一九六三年我和翁老合作“红灯记”的问题》、 《给×××记者的一封信》等一系列回忆文章，这些发表过或未发表过的文章都完好地保存在他的后代手中。
在写作这部书稿前的采访中，我有幸在阿甲的长子符挺军先生手中，亲眼目睹了阿甲在宣纸上用毛笔或稿纸上用钢笔写下的这些有关《红灯记》回忆的原件，从那飞舞的狂草书法中，完全可以体会到这位老艺术家在写这些文字时的心情——冤屈、良知、坦荡与愤怒。
我向符挺军先生写了张借条，将阿甲老人亲笔写下的这些珍贵资料带回家进行了仔细认真的阅读和研究。
这些沉默的文字，向人们展现了围绕((幺工灯记》所展开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殊死较量。在阅读这些文字时，我为这位老艺术家正直、真挚、刚烈、坦诚的情怀所深深感动。
这正如他在剧本中称赞李玉和面对强敌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时所写到的那样：做事要做这样的事，做人要做这样的人。
对于“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所谓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还记忆犹新。可是却很少有人知道，排在八个样板戏之首的((幺工灯记》，曾经历过一场怎样残酷而悲壮的洗礼。
在这里，《红灯记》让人们记住的不仅是一部现代京剧，更是我们民族和文化史上一段令人铭心刻骨的历史。
这里面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
本书作者通过采访知情人，搜集了许多珍贵手稿等第一手资料，查阅了“文革”前后围绕《红灯记》的有关文件、讲话。以及关于京剧现代戏、样板戏的研究资料。详尽讲述了现代京剧《红灯记》与电影《自有后来人》、哈尔滨京剧团改编的《革命自有后来人》及现代沪剧《红灯记》的关系，真实地记录了《红灯记》的主创人员对于剧作的贡献，以及由于江青插手《红灯记》而发生的波澜和曲折。
一样样板戏的幕后故事，一段不能忘记的历史。
“文化大革命”中江青搞的八个样板戏，人们至今记忆犹新。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名列八个样板戏之首的《红灯记》曾经历过一场怎样残酷而悲壮的洗礼。
本书记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现代京剧《红灯记》从诞生到成为样板的历程，以及围绕它的改编、演出在台前幕后发生的一些鲜为人知、耐人寻味的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