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曲折离奇的侦探故事，一桩骇人听闻的医疗腐败导致司法腐败的案件。留学归来的博士黄海波被杀，刑警队长陈大为因儿子患病，无心调查此案。陈大为把儿子送到洪江医院治疗，对该院副院长祝云达的治疗方法产生了怀疑，通过调查发现，祝云达虚报治愈率，诱使、逼迫家长大量购买走私药，导致九个地中海贫血病患儿死亡，而黄海波正是因为要揭发真相被祝爱国雇凶杀害。陈大为被温思芫、苏子美等患儿妈妈的悲惨遭遇所感动，不忍心再让祝爱国继续害人，可就在他准备逮捕祝爱国的时候，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市纪委。黄海波的命案草草了结，陈大为的儿子死在了洪江医院……

留学归来的博士黄海波被杀，刑警队长陈大为因儿子患病，无心调查此案。陈大为把儿子送到洪天医院治疗，对该院副院长赵云达的治疗方法产生了怀疑，通过调查，黄海波被杀和九个孩子死亡的真相慢慢稃出水面，可就在陈大为；佳备逮捕凶犯的时候，一纸调令把他调到市纪委，黄海波的命案草草了结……

夕阳散射在棋盘湾宁静的海面上，海水被镀上一层金色，与沙滩衔接在一起，一片金黄。天然形成的金黄海岸，面粉一样细密的黄沙，海水一样流淌着，像刚做过面膜的少女的脸，质地柔嫩，线条性感，色彩迷离。手摸上去，脚踩上去，或者身体躺上去，很容易让人想入非非。

这是海南岛西南端的一个海湾。岸上，在沙滩柳和椰子树的包围中，隐隐地露出一些红顶的房子，那就是棋盘湾村。

一个青年男子从棋盘湾村匆匆走出来，背着一个印有意大利文字的旅行包，长长的头发甩动着，掩盖不住愤怒的表情。夕阳在他的身后，逆光中的脸像一块风干的猪肝，本来有棱有角的一张脸，却因为愤怒皱成了一个疙里疙瘩的木菠萝。

“骗局！”青年男子大叫一声，长长的头发在夕阳中像愤怒的马鬃，踩着自己狭长的影子，走向村头的出租车。

出租车已经等了整整半天间。

司机一踩油门冲出去，转瞬间便开上了乡间公路。

夕阳透过后面的挡风玻璃照进来，“马鬃”覆盖住青年男子的眼睛。他在后座上摆弄着录像机，里面传出模糊的对话声。

“骗局！”青年男子突然又大叫一声，司机吓了一跳，握方向盘的手一哆嗦，汽车跟着抖了一下。

“放轻松啦，老兄，吓坏了车你可赶不到海口吃海鲜了！”司机南腔北调，听不出是哪里的口音。

“骗局！”青年男子第三次喊出这两个字的时候，司机接了一次手机，只“嗯嗯”两声就挂了，然后把车一头扎到路边的小树林里，熄火停下。

“憋死我了！”司机下车，掏出那个东西就尿，“哗哗”声中回头叫道，“老兄下来尿一壶，放放火气。”

夕阳就要隐去了，只留着半边脸，藏在说山不是山说海不是海的遥远的西方。天空暗下来，几片略带红晕的云彩挂在天上，覆盖着这片热带的原野，闷热中透出几分荒凉。

乡村公路上一辆车也没有了，也不见一个行人，前后连一个小村子都看不见。

夕阳催人，仿佛有鬼追着旅人的脚步。

归途凄凉。

夕阳就要沉没了！

青年男子的脸正对着夕阳的脸，两张脸不知拉开多少空间和时间，却遥相对应，夕阳把最后的光芒照射在青年男子的脸上，反射出愤怒、激动和迷乱的光芒，长长的头发被夕阳剪成纤细的金丝，微风吹动着，摇曳不定。

青年男子从自己凌乱的发问凝视着海天相接的地方，目送夕阳的最后一抹光辉隐去，才掏出那个东西，地面上传来“哗哗”声，他的身体舒服得一颤。

突然，背后连续传来几声沉闷的钝响，一把重重的老虎钳子砸在他的头上、肩上、背上、胳膊上。

一下，两下，三下，五下……

青年男子连一声呻吟都没有，栽倒在地上，脑袋上的血流过睁着的眼睛，流淌到嘴唇、下巴、胸口，血比茜素红的颜色还要艳丽。

青年男子在生命最后的一瞬间似乎看见了自己鲜血的颜色，脸上绽放出一种奇怪的微笑，吐出三个字：“石——榴——花——”

尿还在从那个小东西里慢慢地流出来，把地面上细细的沙土冲出一个浅浅的水涡。

热带的天气变化无常。

几分钟后，一阵惊雷响过，一场大雨哗然而至。

黑夜随着雨幕垂下来，裹住了整个世界。  人们害怕手术，是因为害怕手术刀。

薄薄的一个刀片，划皮割肉，剖腹开膛，有麻药又能怎么样？关羽刮骨疗毒的英雄气概已成神话，严重缺钙的现代人，谁还会用手术刀刮着自己的骨头过英雄瘾呢？

手术不用手术刀，那就叫治疗。治疗不叫治疗，叫手术，是医学的玄妙，还是医生的危言耸听？

洪天市刑警队队长陈大为的儿子鸭子，就要接受一个不用手术刀的手术。

九岁的鸭子，光光的脑袋，坐在洪天医院层流病房的床上，兴奋地唱个不停，没有一点手术前的恐惧，隔几分钟就问护士路巧云一次：“云阿姨，我爸爸和赵叔叔怎么还不到？”

“你再唱两首歌，他们就到了。”路巧云抬头看看挂钟，继续做术前准备。

其实没有什么特别要准备的，因为所谓的手术只不过是一次输血，与平时的输血程序没有任何两样。只是输的内容不同。那是一袋从台湾运来的特殊的血浆，是一位台北大学的讲师捐给鸭子的骨髓。这次手术叫骨髓移植手术，就是要把这位台大讲师的骨髓，输送到鸭子的身体里。因为鸭子的骨髓有病，造血很少，造出的血也带病，那是一种现在的医学还无法治好的病。

这袋宝贵的血浆正在从香港到洪天市的路上，装在一个精制的恒温桶里，被陈大为紧紧地搂在怀中。

奔驰牌警车飞速行驶着，陈大为双手抱着恒温桶，就像抱着刚刚出生的鸭子的幼小牛命一样。P1-3

2006年的春节，我坐下来，准备写这本叫做《手术刀》的小说。

三天过去，我只写了几百个字。

虽然我眼前不断闪现着那些孩子的亡魂，那些妈妈的泪脸，可我不知道如何去讲述他们悲惨的经历，我甚至没有勇气从纸上再现他们的悲剧。我怕再戳痛那些可怜的父母的心，我怕人们不相信这样悲惨的事件，我怕人们因痛恨医生这个职业而痛恨这个时代和这个国家的医疗制度。

我走出去，随家人享受春节的闲游，加入到打篮球的少年中——其实我是想逃避那一份悲苦，忘记一幕幕悲惨的医疗事故和由此引发的医疗官司，摆脱责任，忘记对那些父母的承诺。说到底，是因为无法承受痛苦，不想写了，不想折磨脆弱的神经，转而用低级的身体运动来麻醉自己。

篮球让我获得短暂的轻松，让我忘记痛苦。我去追球，突然感到小腿被人从后面重重地踢了一脚，一股钻心的疼。我停下来，回头望去，球在别人的手中拍打着，没有人关心我的疼，没有人出来承认踢了我。

我马上意识到，这是上帝对我的惩罚！

我的腿疼得厉害，无法走路。我觉得沮丧，我的心也开始疼痛，疼到绝望，疼到后悔出来打球，应该坚持写下去——我才明白，踢我的是上帝的脚，不是因为哪个球友的无意，而是上帝讨厌我的不作为，用他愤怒的脚故意踢了我；我才明白，我有多么可悲，多么无能！我曾经扬言要帮助那些哭干了眼泪的爸爸妈妈的，可到头来，连他们的悲惨故事都传播不出去。

上帝讨厌食言的人，在我不经意的时候给了我一脚！

我终于懂得，有些事情，逃避是没有用的。比如悲痛，比如愤怒。只有勇敢地迎上去，只有把自己逼上绝路。比悲痛更深刻，比愤怒更强大，才能做到心安！

上帝的那一脚让我的灵魂苏醒了！

我的小腿疼了一个月，可我的心却已经随着那些逝去的孩子、病中的孩子、失去了孩子的父母们疼痛了数年了。

几个月后，在春天的恼人的阳光中，我真正开始了一次痛苦的书写。

黄海波和陈大为都是我想象中的人物。我希望有一个像黄海波那样执著又有正义感的专业人士站出来，揭一揭医生的良心，让人们对医疗事故的真相看个明白；我也希望有一个像陈大为那样有爱心、会打枪、能破案的刑警队长惩治一下那些用手术刀杀人的医生！

然而，现实中像黄海波这样的人我没有遇到过，我没法给他一个圆满的结局，只能让他死。有些朋友看过小说的初稿，擦着眼泪说不要让黄海波那样悲惨地死去，哪怕让他变成植物人呢，也要留下他一条命，给人以希望。

可是以黄海波的性格和处境，他没有生存下去的理由。他必须死，才能达到那些用手术刀杀人的医生的目的。

我只好顺从他们的意志——当然，也是想用黄海波的死，警醒那些想让黄海波死的医生！

地中海贫血病患儿的父母，都做不到陈大为那样的职位。真要做到了，他们的孩子就不会被当做医生谋钱的工具——手术刀是抵不过警察手中的枪的！

可是必须有一个真正理解患儿家长疾苦的英雄来拯救他们，这就是陈大为存在的理由。至于陈大为被调到纪委，成为这个社会的一把手术刀，那得益于我在中央纪委工作时获得的一种特殊经历，那也是我的一个理想。

只有依靠陈大为手中的权力，才能让赵云达这样的人下地狱，才能让读者获得一点点心理上的安慰——如果读者买我的账的话。

然而，这都是我的幻想。现实中的陈大为没有出现，更没有变成一把手术刀；现实中赵云达那样的医生，还照样出门诊，照样把病人作为他的生产资料；甚至他们的手指头都能变成手术刀，随意划动一下，就可以割掉病人的器官。上海有个医生到外地走穴，一刀割掉了一位妈妈的五个正常的器官！他是太笨了，用的是真正的手术刀，赵云达才叫聪明，不用手术刀，不见刀光血影，只用手指一划，大把大把的钱就流进了医院的保险柜。就塞满了他的腰包！小说是作者的白日梦，我说别按白日梦来安排赵云达的命运，所以他必须死，他死我才有快感。但可怕的是，现实中的赵云达们还活着，而且正被一些医院接连不断地克隆……

至于温思芜、苏子美、文秀几位妈妈，她们在小说中的灾难被大大地淡化了。这是我受“粉饰太平派”文风的影响进行的改造。生活中，我看怕了她们的眼泪，听怕了她们的哀哭。她们是21世纪的祥林嫂，却没有祥林嫂的运气。祥林嫂遇上了鲁迅，鲁迅可以用笔把祥林嫂的悲剧记下来，警示后人。她们却遇不到，只遇上了一个假药、庸医盛行的时代。这是妈妈们的悲剧，还是时代的悲剧？

鸭子、茜茜、盼盼、姣姣、欢欢、乐乐，是被地中海贫血病夺去了生命的孩子们的代表，我笔力呆拙，写不出他们健康的可爱、病中的无助，但他们曾经给父母的希望，是我永远的动力。

职业的关系，我看到了太多的医疗事故，太多的医疗官司。医生是我尊敬的职业之一，手术的高风险常常让我替医生们捏一把汗。我对那些医德高尚的人顶礼膜拜，我对那些手指如刀的医生恨得咬牙切齿！不是医生没有医术，是医生自己得了重病，只认得金钱，看不见自己的病。

古人说，医不自治。不是说医生不能治自己的病，而是对自己的病施了障眼法，视而不见，装孙子！

疾病是人类最大的敌人。医疗事故引发的官司，是和平时期人类自身最大的内战。这场内战消耗了太多的人力、物力，最可怕的是，消耗了人的意志，让人类对自己失望。

我常常向人们讲起一个网友总结的三句话：在中国的某些地方，如果一个家庭有一个病人，这个家庭会家徒四壁；要是还有一个上学的孩子，这个家庭会四壁透风；万一再遇上一起医疗官司，他们就会家破人亡！

三件事全都经历的家庭，我见过不少，但在书中只写出了一两家。我怕读者失望，尤其怕青少年读者感到绝望。

鲁迅在上个世纪初曾经大声呼吁“救救孩子”。的确，现在绝大多数孩子们的生活状况比上个世纪改善了许多。

但我坚信，在新世纪，如果鲁迅还活着的话，他肯定会发出另一种声音：救救医生！

这是我写得最苦的一本书，中间几次辍笔。终因忘不了那些父母的眼泪，更忘不了上帝踢我的那一脚，断续写完。

我没有大块的时间，常常在外出采访的缝隙里写作。

2006年秋天，我去康巴藏区拍摄一个税务干部，在世界最高的县城石渠，高原反应让我头痛欲裂，寒冷的高原气候逼我裹着被子，守着火炉，插着氧气袋，改稿子。

从黄河的源头到黄河的入海口，我白天采访，晚上写作。每天晚上只能写几百字，思维时常被采访的事打断。

回到北京，又要剪后期，又有一堆琐事，写作简直是一种奢望。

被借调到中纪委工作的那段时间，我获得了一点闲暇。一个好心的领导，借给我中纪委大院里的一间闲房，我才得以把最后的几章写完。

每次写作，家人都要跟着我受罪。妻子要承担所有的家务，还要听我讲书里的情节，陪我流泪，陪我欢笑。清样出来，妻子往往还要扮演校对的角色。

这次写作中，最大的悲痛，是我失去了父亲。

2006年国庆节，我唯一的一次邀请我父亲来北京小住，却因为我要利用假期写作，不能去接他，只能让母亲陪他坐长途大巴。父亲七十多岁了，身体不好。我这样做是很残忍的，不孝的。1996年，我到北大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他得过脑溢血，本来他被医生判了死刑的，却奇迹般的恢复到可以跛着一条腿走路，可以生活自理。父亲曾当过医生，祖父也是医生。近几年看到那么多医疗纠纷，我后悔没有学医，当不了医生。但我总觉得我的身体里有父辈和祖辈的医学遗传基因，否则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对医疗事故这样好奇——扯远了。父亲只在我这里住了半年多时间。2007年五一长假，他坚持要回山东老家，我的小说还没写完，不能送他，仍由母亲陪着坐长途大巴，颠簸一千多公里回去……母亲也七十多岁了，去年做过膀胱肿瘤的电切手术。

几个月后，在我修改本书的过程中，传来我父亲病危的消息……我匆忙赶回老家，总算守在父亲的床边，送他离开人世。

父亲是一个闲散的人，一生漂泊，做过多种职业，都不成功，唯有当医生的那段时间，受人尊敬。我见过他对待病人的认真劲儿。父亲生病后开始认信基督，皈依上帝，极为虔诚。父亲脾气不好，年轻时常常打我，尤其是在我做事不努力的时候。长大后，很少与父亲生活在一起，他对我写作的事情并不关心。可是我相信，如果他知道了我的偷懒，尤其是对那些爸爸妈妈的承诺的偷懒，他一定还会打我的。即使他的腿不好，够不到我，也会委托他信得过的人来惩罚我，比如上帝——

我终于明白，我挨的那一脚，是上帝受了父亲的委托踢出的。不管我干什么，只要不去履行我的诺言，我是逃不脱、躲不过的。

我因为写这本书，对父亲少尽了孝心，我感到自责。如果父亲地下有知，能够看到因为上帝的一脚逼我写完这本书，他应该高兴。我自当把这本书送到父亲的坟前，权作回报他托上帝踢出的那一脚……

但愿这本书能够让人们更多地了解地中海贫血病，更多地关注医学、医生和病人，“引起疗救的注意”！

在当下的文学语境中。《手术刀》确如一把锋利无比的“手术刀”，它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将现实的问题残酷而严厉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的勇气或胆识，表现了一个作家在今天可以和能够做到的担当。这是我近年来看到的最具忧患者意识和直面现实的小说之一。

——著名文学评论家 孟繁华

在这个惊险的侦破探案搅合着蹊跷的医疗事件的曲婉故事里，人们读到了因为利欲熏心的铤而走险，因为葆有良知的冒险追凶，也看到了明里暗里存在于现实生活之中的种种社会痼疾。这一切既让人触目惊心，又激人拍案而起。与其说这是一部匠心别具的小说，不如说是一声声忧深思远的哀叹、义愤填膺的呐喊。直面现实，痛陈时弊，发人所未发之蕴，道人所不道之言，作者的社会良知与艺术勇气于此可见一斑。

——著名文学评论 白烨

从剥茧抽丝到水落石出，这部充满现实关怀的小说不仅令人惊心动魄地揭出了我们的社会与人性中的黑暗部分，而且堪称是一个叙事的范例：在平静中表达激愤，在酣畅中暗藏顿挫，在悬疑中推进故事，环环相扣，有声有色。读之令人不忍释卷。

——著名文学评论家 张清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