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拟从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两个维度，围绕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两个基点，来尽可能地破解这么一个历史简单定律：创业—成长—巅峰—转折—衰亡。

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点历史，学一点管理，懂一点政治，品一点文化。

这是一部很有意思的书稿，作者将中国历代王朝的兴衰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选取了5000年历史长河中带有典型意义的若干朝代以及若干君王的统治，进行了麻雀解剖式的分析研究。其实这种“选材”在有关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很常见，研究成果也有很多。只是此书作者的研究目的和方法都与传统的史学研究不同，作者试图从一个非传统史学研究的角度探求兴衰的原因。首先作者的研究目的不是探询个体王朝的兴衰，或者说不是想找到各个王朝兴衰的个性化原因，而是希望通过对若干个体的解剖找到带有共性乃至规律性的原因。其次，作者的研究方法是将管理学的基本理论运用于历史学研究，以管理学中企业生命周期理论求证一个王朝的兴衰演变。具体而言就是，将每一个君王统治的王朝比照为一个企业组织，将君王比照为企业家，而每一个君王统治的时期就相当于一个企业的生命周期，由此将企业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与一个君王统治的各个时期相对应，对王朝进行“拟企业化”分析，根据史实资料，通过对一个统治王朝的“产生—兴盛—变革—衰亡”过程的分析，来验证其与企业生命周期的相似性。

总序／1

导读／1

第一章 ／1童开基与创业：打天下

／5乱世新生：创业的环境

／11创业领袖：企划能力与人格魅力

／23人才：不是成本是资源

／34创业制度：简约而不简单

／38创业文化：开创新愿景

第二章 成长与稳定：坐天下

／50重在建构：成长的环境

／56守成领袖：高瞻远瞩

／69控制人才：“天下英雄尽人吾彀中”

／79组织制度：基业长青的结构基础

／90成长期文化：无为中的成长

第三章 扩张与繁荣：天下盛世

／102迈向巅峰：盛世的环境

／110判若两人的盛世之主

／117 盛世人才：更多是安人而非尽才

／127 盛世制度：集权与分权的博弈

／138主体文化与和谐社会

第四章 改革与转折：中兴之路

／152盛世隐忧：变革的环境

／160中兴之主：洞察力与魄力

／171改革家：魄力与能力

／182变革组织：制度的调整与重构

／192文化再造与二次创业

第五章 衰落与灭亡：失奂下

／205大厦将倾：衰亡的环境

／212败亡之主：无奈与彷徨

／219人才散落：树倒猢狲散

／226组织与制度：失灵与崩溃

／232文化不再组织死亡

结语／241

 ／251附录一 主要皇朝皇帝的五阶段分类

 ／262附录二案例评析

 ／283附录三管理3+1课题组介绍

 ／284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287

第一章 开基与创业：打天下

秦朝末年，群雄蜂起，逐鹿天下。先有陈胜、吴广起于大泽乡，后有项梁、项羽起自会稽，此后英布、彭越、陈婴以及部分六国势力的后裔也纷纷起兵反秦。在这些起义军中，芒砀山斩白蛇起义的刘邦并不起眼，他既没有旧时贵族的显赫身份，只是“泗上一亭长”(相当于现在乡政府下面的“片长”)，没有绝世的武功(当时的楚霸王“力能拔山”)，也没有雄厚的家资(出身于小富农家庭)。但是，历史却最终选择了刘邦，建立了西汉王朝。刘邦坐上皇位后，曾问手下的大臣“我之所以能够取得天下，而项羽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什么？”诸臣的回答都没有令刘邦满意，刘邦自己总结道“在军事的策划上我比不上张良；治理国家，保障后勤供应，我比不上萧何；率领百万大军，进行战斗，我比不上韩信。我能将他们争取过来，各用所长，这是打败项羽的主要原因”。(夫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众，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三者皆人杰，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汉书·高帝纪第一下》)这确实是刘邦胜利的原因，但是，仅仅知人善任就能取得胜利吗？

隋朝末年，全国反隋的浪潮日益高涨。翟让、李密领导的瓦岗军屡战屡胜，逼近东都洛阳；江淮杜伏威、河北窦建德的军队也节节胜利；在隋朝内部，杨玄感也举起反叛大旗，企图推翻隋炀帝。在如此复杂的局面中，李渊和李世民父子起兵反隋。在当时的各路诸侯力量对比中，李渊父子并没有特别突出的优势。但是，最终胜利的却是他们。李渊虽然拥有太原留守的职务，但是杨玄感也是隋朝的高官；李渊手下拥有一批能臣干将，李密领导的瓦岗军也是人才济济；余者杜伏威、窦建德、王世充、刘黑闼等各路人马也都不是等闲之辈。那么在大唐王朝创业的过程中，又是哪些因素使其战胜各路强敌，获得最终胜利呢？

元朝末年，出身和尚的朱元璋参加了郭子兴的红巾军。在红巾军中，朱元璋只是一名亲随(勤务兵)，但是他却能在不几年中从亲随到九夫长，继而成为大元帅，称吴国公、吴王，成为红巾军的领袖。即便如此，在当时的局势中，朱元璋领导的红巾军，只是诸多割据势力中不太起眼的一支。朱元璋占据的地区东有张士诚、方国珍。西有徐寿辉、陈友谅，南有陈友定，还有元朝的大将八思尔不花等。从“地利”的战略角度分析，朱元璋所处的乃是“绝地”。但是，朱元璋接受了儒士朱升的战略建议，“高筑墙、广积粮、缓称千”(《明史·朱升传》)，将战略劣势转变为战略优势，首先西进战胜陈友谅，次而挥戈东击张士诚，北伐元朝首都燕京，最终统一全国，建立了大明王朝。那么，朱元璋从一个普通士兵，辗转而成吴王，又推翻元朝统治，扫平各路反王，获得最终胜利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在创业阶段，创业者处在一个高手如林、竞争激烈的环境中。不论上面谈到的刘邦、李渊、朱元璋，还是其他王朝的奠基者，在开始创业的时期，自身的力量都不具备突出的优势，甚至还处于劣势。像刘邦，他的主要对手项羽出身将门，起兵之后兵精粮足，手下谋臣、武将如林，在实力上处于绝对优势，但最终的结局是刘邦胜出，项羽乌江自刎。李渊太原起兵之时，瓦岗军已经如日中大'足以号令群雄，但是瓦岗军的主要干将却最终被纳到了李世民手下。朱元璋的案例最典型，他是中国历史上出身最寒微的开国皇帝。他二十五岁参军，只是主将手下的一名小小的亲随，却在四十一岁那年建元称帝，建立明朝，其间只有十六年的时间。可以想见的是，在当时的条件下，像朱元璋那样的人多如牛毛，但最终胜出的惟有朱元璋。这其中的道道不能不值得我们思索、回味！

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从整体上看就是一部皇朝兴衰更替的历史；而每一个皇朝的历史又必定从其开基创业开始。创业的路充满艰难困苦，创业的路也充满了斗争和智慧。在本章，我们将和读者一起走过皇朝开基者的心路历程，从中发现他们的智慧，领略他们的才情，学习他们的经验，汲取失败的教训，找到创业者事业成功的法门。

任何创业的开始，都是顺势而生。因此把握天下大势，准确定位自我，就成为创业成功的第一个条件。天下大势于己有利，还需要以正确的战略统领行动，以充满智慧的谋略实现愿景。如何实现呢？第一，要有人才。第二，要有聚拢人才的意识和本领。第三，要用自己的人格魅力将人才打造成有机的创业团队。第四，建构有效率的制度，确保组织的执行力。可以说有效率的执行是组织创业成功的关键，而只有灵活的制度才可能实现效率，这是创业阶段的组织特点。第五，创业组织的活力和战斗力，必须有组织文化上的支撑。有针对性的精神建设和文化宣传将激发起不可估量的士气。

P1-4

管理治国，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由之路

古代中国曾经辉煌、也几度盛世，为什么人们看到的却是经常性的王朝演变、周期性的兴衰更替，而且到最后远远落后于欧美列强？近代中国各派思想相互激荡，各种力量交互登场，为什么中华民族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从独立解放到再度实现伟大复兴？为什么西方工业化国家能够相继崛起，并长期维持安定的秩序、引领现代改革的方向？

对这些问题，人们从多个学科、多个角度，在不同层次上、不同框架中分析、评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但能否寻找一个统一的视角、综合的学科，担当起描述这些现象、解释人们困惑、解决相关问题呢？我们最终选择了对组织、任务和人都很关注的学科——管理学。因为我们发现，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今，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所有这些兴衰、成败，都是组织、任务和人的交互作用，都不可回避管理——这个由实践产生理论、从经验走向科学的人类智慧结晶。

我们在管理学的框架内，把古代王朝、现代政党、民族国家都比作组织，把实现世代相传、推动民族复兴和确保长期先进都作为任务，把王朝、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看作组织领导人，内部有组织成员，外部是组织环境，用现代管理学来描述、解释这诸多现象。初始也有以企业代表组织、以企业负责人泛指组织领导者，把组织管理与企业管理相对接，在经济范畴内从企业组织的视角解读的计划。但是，当材料足够丰富、研究继续深入时，我们惊奇地发现，这一管理已不只是一个企业组织的普通管理问题，而是关于一切组织包括了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政治组织乃至国家社会在内的“大管理”。管理学科作为一种实践和一个思考与研究的领域，不仅是面向企业、面向市场的，还是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更是面向权力、面向国家的。当市场经济呼唤科学管理，现代国家讲求科学执政时，“管理治国”理念和“管理也是生产力”的论断一并成为引领时代变革、推动社会进步的兴国之道。

基于“管理治国”理念，我们综合考察当前中国所处的时代环境，建构了“三色管理”体系，即红色管理、黄色管理、蓝色管理。我们用“红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中国共产党的学科结合，写就《红色管理——向中国共产党学管理》，是把中国共产党管理实践活动理论化、学科化的大胆尝试；用“黄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古代王朝的学科结合，写就《黄色管理——解析中国皇朝管理》，围绕古代中国皇帝及其皇朝进行管理学透视，因为黄色是中国古代皇家的特权颜色，由此我们称之为黄色管理；用“蓝色管理”来定名现代管理与西方国家先进管理思想的学科结合，写就《蓝色管理——破解西方管理本源》，破解现代管理的本源思想(这些管理思想起源于西方国家并在西方国家的发展演变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进而借鉴国外的先进管理经验，把适合于中国国情的有益的东西进行归纳总结后拿过来。

我们的本意不在梳理历史(党史、皇朝史、思想史)，何况管理学的本义也不在此。“三色管理”体系是以管理学科学理论为基础，用中国人“独特的思维方式”重新解读历史：管理学的科学方法将是我们的分析工具，历史的演进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全新的思考角度让过去服务于未来。

“三色管理”立足管理学又不囿于管理学，指向管理而不局限于管理，不是以纯粹的合乎管理学的语言为表达约束，而是从历史中体悟管理和管理学的深意，做的是真正的“大管理”。

一定的管理理论体系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的条件。因此，我们有必要追溯整个20世纪在“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的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的三种主张——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和马克思主义的综合创新论，以便为我们的大管理理论体系的建立提供向度。

自由主义的全盘西化论。这一主张对西方理论不加反思地接受，把本土资源作为论证西方理论实现西方社会思想的工具，无视西方学者已经深刻揭示的现代化危机等倾向仍然存在。事实上，一种民族的文化传统和文化惯性是在血液里流淌的，学习外来经验不可能如同电脑更新数据一样把植根于自身传统的文化观念彻底覆盖，这是西方文化在中国水土不服的深层原因。

保守主义的儒学复归论。一部分人寻求的不是对文化的“自知之明”，而是一种势头很猛的夸张的复旧，其中尤有甚者，宣扬“圣贤是文化之本，文化由历代圣贤创造”，认为中国100年近代史都错了，走的都是所谓“文化歧出”、“以夷变夏”的路；甚至主张“把儒教重新定为国教，建立一个儒教社会”。这种倒退复古、明显排外的取向当然不是提倡文化自觉的本意。

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事实上，在对待文化的问题上，毛泽东早已给我们确立了一个基本的立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从20世纪40年代毛泽东提出古今中外法(关于批判地继承民族文化遗产，吸收和借鉴中外一切优秀文化，毛泽东归纳为“古今中外法”)和新民主主义论，到80年代邓小平提出改革开放论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再到90年代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一直到胡锦涛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高举着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论的文化大旗，代表着中国文化现代化的正确方向和思想主潮。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复兴逐步实现的进程，既不是全盘西化的过程，也不能是复活旧学占统治地位的过程，而只能是在当代中国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在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自己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大胆地借鉴和吸收人类文明有益成果的过程，是一个中华文明在自主创新中实现复兴的过程。

历史的成功揭示了未来的方向，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同样需要将“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先进思想”和“独特的思维方式”有机结合起来。“三色管理”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的建立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国共产党的管理大道“红色管理”将是航灯，始终引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对中国古代帝王及皇朝的管理学透视“黄色管理”将是镜鉴，助推中华文明的再度辉煌；对西方管理学本源的破解“蓝色管理”将是火花，激发每一个炎黄子孙的创业梦想。

在引领中国走向文明复兴的道路上，中国共产党必须将价值理性的中国定位与工具理性的全球化视角结合起来。胡锦涛总书记在许多场合都描绘过中国对世界未来的建设性蓝图，即构建一个以多元文明并存为基础的和谐世界。

现代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文明冲突仍然难以消弭，一个多元文明的世界仍然在竞争和冲突中前行，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平等对话和公平竞争至今仍然是有待实现的愿望。只有理解多种文化，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确立自己的位置，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共同建立一个有共同认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种文化能和平共处、各抒所长、联手发展的共处守则。

正在建构多极世界秩序的道路上、胸襟越来越开放、实力越来越强大的中国的复兴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这个人类历史上重要的文明体的复兴，对于推进全球多元文明之间的对话与交流有着实质性的作用。这个渊源古老的文明国家在精神上经历了近两个世纪的艰难漂流之后，正对自己的文明传统生出越来越浓的兴趣，发出越来越强的自信。从本质上说，中国崛起就是中华文明的复兴。复兴进程中的精神故土有望焕发新的光辉。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代表大会正是在中国文明伟大转变的时节登场的。积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反映了新世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不懈追求。我们在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同时，由衷地被这样一种精神、一种力量鼓舞着、推动着，惟有更加努力地进行理论思考和学术研究，使当代的先进管理思想与中国国情相融合、把管理学的普遍规律与中国特有的管理资源相对接，为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理论体系而大胆尝试、不懈探索。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三色管理”体系正是我们走出的第一步。

冯成平

2007年11月

如果让一个人说出，在中国历史上谁过着最为享受的日子，谁具有极具排场的威风，他定会毫不犹豫地说，当然是皇帝了，还能有谁？！那时的皇帝富有四海，那时的皇权至高无上，那时的皇朝深不可测，对人们来说，这是多么难以抗拒的魔力和诱惑呀！可是，我们稍加留神就会注意到，皇帝虽富有四海，但静处“紫禁城”的内心却是无比孤独；皇权虽至高无上，但对失去权力的恐惧却是如影随形；皇朝虽深不可测，但大白于天下的却是看不尽的兴衰更替。打天下时，诸雄争霸，豪情万丈；定天下中，觥筹交错，兔死狗烹；盛世之下，拓疆开土，路不拾遗；转折阶段，矢志改革，图以中兴；衰亡时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此的图景，如此的命运，谁是主角，又当何解？

多少年来，人们从自然经济、小农意识、政治体制、传统文化，乃至系统论、结构功能主义等角度来评断中国古代封建的长久与帝制的延续，可谓见仁见智，不一而足。对封建王朝的主角——皇帝，也基本是在时势与英雄、开明与昏庸的张合之间定性和定型的。给人的印象是，一旦牵扯到个人，尤其是皇帝本人，学科理性就变得忽隐忽现。是没有合适的透视镜，还是缺乏持镜的人？就当前来看，我们倾向于后者。就工具而言，我们选择了管理学，透过管理学来管窥中国古代历史，透过静态管理定位皇帝的角色，透过动态管理解析皇朝的循环，是为动中有静，静中有动，动静结合。

纵观历史，我们给出两个比拟：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朝比作一个企业集团，把古代中国的封建皇帝比作一个企业领导人，尽管古代之事并不具备某些现代性，但我们通过研究发现二者有着诸多相似性与共通之处。基于此，我们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领导者应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又是如何实现他的意志的；分析一个(企业)组织的发展演变过程，从而研判它的生命周期，也就是在什么阶段是怎样结构有如何管理。我们要做的工作——撰写《黄色管理》一书，就是拟从静态管理和动态管理两个维度，围绕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两个基点，来尽可能地破解这么一个历史简单定律：创业—成长—巅峰—转折—衰亡。历史和现实给出的逻辑是，这个简单定律不仅是中国古代皇朝的生动描述，更为惊异的是，它也是中国现代(家族式)企业生命周期的真实图景。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不得不由衷地感叹：历史的大门在任何时候都向任何人敞开，就看现实中的人谁能够把握得更好，学到的最多；就好比先生之于学子，任谁都是一样的传道授业解惑，但谁成状元谁落第，就非老师之力了。历史之于现实，无疑也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再来看角色定位和组织演变，这是我们论述的两个基点。

角色定位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本原则，是组织(群体)行为的静态因子。它强调角色基础、角色分工、角色能力和角色责任，其实就是现代组织的职位说明书。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是组织的各个方面，有无定位角色；其次是基于组织的任务，定位是否准确；再次是随着条件的变化，角色有没有进行及时调整；还有一个岗位与能力相匹配的问题，也就是在一定的环境中，占据这个位置的人的能力是否足够胜任这个角色。在中国古代皇朝中，皇帝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不受限制的权力，决定了皇帝的角色至关重要，他的素质基本决定了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也就演绎出一幕幕王朝兴衰更替大戏。戏中主角之于戏剧的决定性，不容我们迟疑和回避。

组织演变同样是现代组织管理学的基点，是组织(群体)行为的动态因子，它强调外部环境、结构功能、制度变迁和组织愿景，其实演变过程就是对组织进行动态管理的过程。在这里，一般预设有：首先，组织面临着什么样的外部环境；其次，外部环境对这一阶段的组织及其领导者有什么要求；其三，组织的战斗力是怎样激发并形成机制的，即人才管理；其四，组织制度对组织运行起着什么样的规范作用，它的效率和效果有没有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能否主动适应组织内外部条件的变化；其五，组织形成的文化有没有生命力，是否得到承续和发扬，没落的途中对思想文化是疏导还是围堵、是改造还是控制。

古代中国除了在其结构形态上有长期停滞的表征外，还有另一种不能忽略的历史现象——皇朝(皇权国家)的周期性更替。纵观中国历史，旧王朝覆灭的同时新王朝代之而起，呈现出一种时间上的周期性。而再细琢磨，就会发现，秦王朝以降的每个朝代，基本都呈现这样一种图景：一个个皇朝相继兴起、成长，又明里鼎盛、暗伏危机，直至衰落、崩溃。皇权国家内部呈现的阶段性，除了皇帝的角色(领导者的经营作用)外，也必须挖掘皇朝本身的(结构的、行为的、管理的、文化的)原因。所以，惟有立足于皇帝和皇朝两个基点，才可能最大限度地破解古代中国皇朝的兴衰和更替，发现古代中国皇帝的管理成败与得失。

行文至此，从读者的角度看，通过本书究竟可以领会或体验到什么呢？我们的本意落为四点，那就是“了解点历史，学一点管理，懂一点政治，品一点文化。”

其一，了解点历史。这里的历史不再像大部分教科书那样——基本是编年体；也不像帝王智谋、正说皇帝、戏说历史之类——基本是故事选编；当然，也不会像历史学术著作那样宏篇大论、见微知著。本书尝试着围绕皇帝与皇朝及其相互作用和要求，来管窥古代中国的历史。毕竟，一部皇帝史，一部中国史，说得夸张，却也道出了关键所在。因此，我们想换个角度，在娓娓道来的轻松中了解点历史。

其二，学一点管理。市面上“学管理”风头正猛，“不为学问究，也被时髦追”，表明管理还是要学一点的。但究竟是学什么管理、向谁学管理呢？想必是贴近生活的、联系实际的，当然，若能把读者本人带进其中，激发出特别的感觉更好。标准如此，那就惟有历史了，已经渗透在骨子里的自己的历史。不用说“以古鉴今，由今观古”，也不必拿“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来说事儿，细细捉摸，单是历史中的管理案例就遴选不尽，管理经验也精炼不穷，管理教训更是汲取不够。这方面，尤以古代中国皇帝的角色定位和管理得失，以及他所经营皇朝的兴衰演变和动态管理为要。

其三，懂一点政治。自古以往的中国人都多多少少喜欢谈点政事，哪怕是夸张的传播，哪怕是在“莫谈国事”的时代，也都有内我的评价，至于懂多少“政治”或者政治讲的恰当与否，好像没有特别的要求。人天生为政治动物，终归还是要懂一点政治的。政治从何处来呢？现实是一方面，而我们中国人自古还是倾向于从历史中学的。清人龚自珍就有一句话：“欲知大道，必先知史”。是的，历史中不只有帝王的阴谋权术，散落其间的政治智慧，潜移默化的政治规则，日积月累的政治习惯，还有钱穆先生历数过的政治得失，也都在“法其可法，戒其可戒”(章太炎语)之列吧。

其四，品一点文化。当我们在为建设先进文化努力的时候，一定不能忽略：“文化的源泉是历史”。在历史中学习文化，就好比在旷野上品味香茗，有种心旷神怡、豁然开朗的感觉。而且，历史中不尽是帝王冠以教化之名的思想控制手段和文人骚客之墨宝遗迹，更蕴含了修齐治平之精神境界和小康大同之理想追求。正是文化的传承，绵延了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中华文明是世界古代文明中始终没有中断、连续5000多年发展至今的文明。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形成的独具特色的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古代中国，也深深影响着当代中国。现时代中国强调的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社会和谐、和平发展，既有着中华文明的深厚根基，又体现了时代发展的进步精神。”这是胡锦涛同志在美国耶鲁大学的演讲片断。也可见，品一点历史文化，无论于国于己，都还是不无裨益的。

历史不尽惆怅，管理不尽深邃，政治不尽严肃，文化不尽枯燥。《黄色管理》要是能给大家这么个感觉，应该说，就达到目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