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英国入侵云南边境造成“班洪事件”，周光倬为“外交部特派云南边地调查专员”，经昆明、楚雄、腾冲入境，将调查经历与沿途山川风貌、人文风情等作《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周光倬、张剑、徐雁平、彭国忠、周润康编著的《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为学界提供阅读和研究的便利，多层面、多角度地呈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肌理与血脉、骨力与神韵。

周光倬、张剑、徐雁平、彭国忠、周润康编著的《1934-1935中缅边界调查日记/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重大规划项目，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收入之列。

前言

滇缅边界调察日记

滇缅南段未定界调查报告书

回滇调査班洪的任务及感想

呈蒋介石信

云南边疆之危机

附：班洪总管胡忠汉表陈

一时赴党部，命佣人送气象仪器请陈一得先生代校正，即赴教[育]厅访袁代厅长及各熟友何逖江及邵子柏。天忽大雨，辞出，在途中猛雨骤降，雷电交作，街中忽成洪河。至省师门口问李校长未在，即待雨歇，约一时之久。乘车至实业厅访实若，便访李松如森林局长，谈至四点半即偕实若出，赴甬道便餐。遇李梅轩，短行至公园，小坐于公园管理处。七点至实若处谈，伯超亦来，畅谈予此行之抱负与实行计划，以做事为前提，并不问一切，因此事不仅关系个人，实于省于国之将来有极大关系也。至十时始返。

二十日 晨九时，曲木兄来寓呼起。因今日为党部全体工作人员游西山，邀同游，十一时下船，故即披衣起，整理行装，留曲木在子麒甥处早膳。预备携带之照相机等物装一小皮箱，送至省党部，即包扎行李。至党部偕曲木出外购得一短筒胶皮鞋，价滇票十九元，价殊昂，在外各阜，至多一元已足，此亦因滇省路远程繁之故。十二点乘人力车出小西门，至杨表兄杂货肆中略谈。杨表兄于[民国]十三年(1924)丧弃姨母，于[民国]十年(1921)丧偶，有子一人，今已群孙满堂，亦老成实在，故生计可告不缺，而家室得以继续也。下午一点由篆塘搭小木舟趋西山之路，遥看太华华庭，三清阁在望。天清气朗，阳光照耀，温和可爱。舟与池波相击，荡荡有声。舟略摇曳，不觉其苦，而觉神采之焕发。盖予记幼年随长兄于民[国]三四年时来游，今已相隔二十余年，山河不改，而人物已变，不胜感慨系之。予于民[国]十五年(1926)及民[国]二十一年(1932)两次返乡，久欲来此一游，皆因时间与人事之两重关系，终无缘来。今幸有缘，亦幸事耳。三点半抵山麓，山中森林葱[郁]，较之以前已不枯焦矣。寻山路而上，久未爬山，行步已觉吃力。自山麓至太华寺相距五里，坡度尚不为峻，中间已休息四五次，始至目的地。寺位于太华山之阿。寺位置为北偏东，高度二千一百八十米，较昆明城高二百米。寺塑弥陀像四大金刚，进门后两旁有走廊，作西北及东南向。东南有鬟镜轩，为云贵总督范承勋所题，有碑志可考。北面为正殿，供大佛三尊。其后台较高，为缥缈楼，亦系今龙主席捐款新建。工程建筑均不甚坚固。缥缈楼有二层，为太华寺之藏经楼，然该寺则无经可藏，惟供游人之下塌处。滇天气温和，故游人任处可陈铺位，惟遮蔽风雨处即可。大殿之左旁，建一椽客房，两层楼，内部虽宽大，而工质则甚差。此次党部来人，共五六十人，各客室俱住满，极热闹。有唱歌剧及玩麻将及斗纸牌者，无不欢笑。予独与曲木君散步寺中，领略寺院中赏月景，另有景界，另有幽契，此正合诗人哲人之境界。五点半晚餐，在露天席地坐，别有风味，予拍一照留纪念。晚饭后始知气象台筹备处设于此，义堂亦在，此为予所不及料者。黑夜中始与其相会，握手甚欢。盖又隔三年之友人，径谈别情，予又将行李寄存于彼室中。介绍曲木藏尧于彼，彼此意趣亦相投，畅谈甚久。因拟明日游山，故特早睡。夜间畏寒，三点起来即不成寐。天光忽忽睡去，至八时始醒。披衣起，幸所受寒气不重，故精神尚佳。

廿一日天晴朗。八点起后服伤风药片。早点后即偕同义堂兄登气象台。台建于寺后太华峰巅，台凡三层，相联一排，中下层皆六问，上层则为三问，最上为露天台，所以装置测风及云之仪器，方向为北偏东。墙壁皆石垒砌，问以钢骨，故尚坚固，但台址甚高，云南冬春两季风皆大，不能不坚固，否则如何以经久。台下两旁建职员宿舍两栋，今落成一栋，外观工程已达七成，今年十月间或可完工。闻此台工程为安南人所包建，监工亦一安南苦力，此不能不为吾滇人士羞。今盖造二较近代之建筑物，即无此项人才，尚仰赖于亡国之安南人，是吾滇人安南人不如也。据予所携之高度计测得太华寺鬟镜轩高为2180公尺，气象台高2340公尺，较太华寺高160公尺，但坡度不陡，途程曲折约三里。在台址处拍照二张，留作纪念。

十二时偕张君及随从一人引导赴三清阁。阁距太华寺五里，因上下登山之故，中途必休息一二次，时问一小时可到。沿路所见，则美人峰为红土岩层，过此向南至西山三清阁一带，则为水成之石灰岩。石林差错林立，面滇池而背安宁县邑，其峰特显高峻。实际测得高为石室处2210公尺，太极宫2215公尺，较太华峰为低，惟其巅或较高，俟明日下山时再为比较之。三清阁建于西山悬崖中，阁楼相联共七椽，上下均可住客人，外有石栏。阁下走廊有木栏皆可凭眺。昆明全境，历历在目，沙洲丝披参差，眼界较太华寺为广。下瞰湖有名长堤者俗呼老龙河，传为龙主席以前因与胡张之争，失败生还处，亦一趣闻也。阁址上排为三圣殿，左右为玉皇殿及孔圣殿，再上一层为五老殿，其上为老君殿，更上始称太极阁，起屋甚小，近有人以铁栏围之。老君殿之下，即号称绝境之西山石室之人口处。石室人口处题日普陀胜境，循山凿石开通。曲折人至尽头处，建有石栏，防游人之危险。石室有两进，因岩层系石灰岩，故年远并不见侵蚀作用之显著，今仍保持其胜览。在该处拍影二张即返三清阁，命住持道人代热米饭及火腿罐一听供午便。后遇品卓大哥自山麓游泳归，握手甚欢。饷以咸菜，甚可口，得多啖一碗。三时循原路而返太华，已钟鸣四下矣。五点晚餐，饮酒不少，几醉。夜间听南京及本省之广播音。十一时半记日记即寝。

廿二日 八时起床，日光已照耀窗上。催气象台之佣人起来热水，洗面后收拾行李，九点半早餐，全体到太华寺大门口拍照，即偕藏尧兄及张君往华亭寺游览。迤逦下山行五六里到目的地。寺位于太华山之阿，被丛林所遮蔽，系唐继尧①主滇时，请虚云和尚来主持后重装修建筑，规模殊大。山门悬唐立靖国云栖寺直额，塑护法神像于两旁，有木栏围之。门内立四大天王像及弥勒佛韦陀像与其各寺同。门口有藕池，椭圆形，植荷渠于其中，周以石栏，为放生池。旁建一钟阁，为人寺之正路。大门内院落甚宽，台基甚高，为大雄宝殿，建筑不亚于普陀之佛顶山后寺规模。金佛庄严，两厢塑五百罗汉，相小而神采尚工。在寺中摄影二三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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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所有的文明中，中华文明也许可说是“唯一从古代存留至今的文明”(罗素《中国问题》)。她绵延不绝、永葆生机的秘诀何在?袁行霈先生做过很好的总结：“和平、和谐、包容、开明、革新、开放，就是回顾中华文明史所得到的主要启示。凡是大体上处于这种状况的时候，文明就繁荣发展，而当与之背离的时候，文明就会减慢发展的速度甚至停滞不前。”(《中华文明的历史启示》，《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但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带给我们的并不全是积极遗产，其长时段积累而成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具有强大的稳定性，使她在应对挑战时所做的必要革新与转变，相比他者往往显得迟缓和沉重。即使是面对佛教这种柔性的文化进入，也是历经数百年之久才使之彻底完成中国化，成为中华文明的一部分；更不用说遭逢“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数千年未有之强敌”(李鸿章《筹议海防折》)，“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陈寅恪《王观堂先生挽词序》)的中国近现代。晚清至今虽历一百六十余年，但是，足以应对当今世界全方位挑战的新型中华文明还没能最终形成，变动和融合仍在进行。1998年6月17日，美国三位前总统(布什、卡特、福特)和二十四位前国务卿、前财政部长、前国防部长、前国家安全顾问致信国会称：“中国注定要在21世纪中成为一个伟大的经济和政治强国。”(徐中约著《中国近代史》上册第六版英文版序，香港中文大学2002年版)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盲目乐观，认为中华文明已经转型成功，相反，中华文明今天面对的挑战更为复杂和严峻。新型的中华文明到底会怎样呈现，又怎样具体表现或作用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层面，人们还在不断探索。这个问题，我们这一代恐怕无法给出答案。但我们坚信，在历史上曾经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必将凤凰浴火，涅檗重生。这既是数千年已经存在的中华文明发展史告诉我们的经验事实，也是所有为中国文化所化之人应有的信念和责任。

不过，对于近现代这一涉及当代中国合法性的重要历史阶段，我们了解得还过于粗线条。她所遗存下来的史料范围广阔，内容复杂，且有数量庞大且富有价值的稀见史料未被发掘和利用，这不仅会影响到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全面了解和规律性认识，也会影响到今天中国新型文明和现代化建设对它的科学借鉴。有一则印度谚语如是说：“骑在树枝上锯树枝的时候，千万不要锯自己骑着的那一根。”那么，就让我们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与能力，为承载和养育我们的中华文明做一点有益的事情——这是我们编纂这套《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的初衷。

书名中的“近现代”，主要指1840 1949年这一时段，但上限并非以一标志性的事件一刀切割，可以适当向前延展，然与所指较为宽泛的包含整个清朝的“近代中国”、“晚期中华帝国”又有所区分。将近现代连为一体，并有意淡化起始的界限，是想表达一种历史的整体观。我们观看社会发展变革的波澜，当然要回看波澜如何生，风从何处来；也要看波澜如何扩散，或为涟漪，或为浪涛。个人的生活记录，与大历史相比，更多地显现出生活的连续。变局中的个体，经历的可能是渐变。《丛刊》期望通过整合多种稀见史料，以个体陈述的方式，从生活、文化、风习、人情等多个层面，重现具有连续性的近现代中国社会。

书名中的“稀见”，只是相对而言。因为随着时代与科技的进步，越来越多的珍本秘籍经影印或数字化方式处理后，真身虽仍“稀见”，化身却成为“可见”。但是，高昂的定价、难辨的字迹、未经标点的文本，仍使其处于专业研究的小众阅读状态。况且尚有大量未被影印或数字化的文献，或流传较少，或未被整合，也造成阅读和利用的不便。因此，《丛刊》侧重选择未被纳入电子数据库的文献，尤欢迎整理那些辨识困难、断句费力、裒合不易或是其他具有难度和挑战性的文献，也欢迎整理那些确有价值但被人们习见思维与眼光所遮蔽的文献，在我们看来，这些文献都可属于“稀见”。

书名中的“史料”，不局限于严格意义上的历史学范畴，举凡日记、书信、奏牍、笔记、诗文集、诗话、词话乃至序跋汇编等，只要是某方面能够反映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特色以及人物生平、思想、性情的文献，都在考虑之列。我们的目的，是想以切实的工作，促进处于秘藏、边缘、零散等状态的史料转化为新型的文献，通过一辑、二辑、三辑……这样的累积性整理，自然地呈现出一种规模与气象，与其他已经整理出版的文献相互关联，形成一个丰茂的文献群，从而揭示在宏大的中国近现代叙事背后，还有很多未被打量过的局部、日常与细节；在主流周边或更远处，还有富于变化的细小溪流；甚至在主流中，还有漩涡，在边缘，还有静止之水。近现代中国是大变革、大痛苦的时代，身处变局中的个体接物处事的伸屈、所思所想的起落，藉纸墨得以留存，这是一个时代的个人记录。此中有文学、文化、生活；也时有动乱、战争、革命。我们整理史料，是提供一种俯首细看的方式，或者一种贴近近现代社会和文化的文本。当然，对这些个人印记明显的史料，也要客观地看待其价值，需要与其他史料联系和比照阅读，减少因个人视角、立场或叙述体裁带来的偏差。

知识皆有其价值和魅力，知识分子也应具有价值关怀和理想追求。清人舒位诗云“名士十年无赖贼”(《金谷园故址》)，我们警惕袖手空谈，傲慢指点江山；鲁迅先生诗云“我以我血荐轩辕”(《自题小像》)，我们愿意埋头苦干，逐步趋近理想。我们没有奢望这套《丛刊》产生宏大的效果，只是盼望所做的一切，能融合于前贤时彦所做的贡献之中，共同为中华文明的成功转型，适当“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

《丛刊》的编纂，得到了诸多前辈、时贤和出版社的大力扶植。袁行霈先生、傅璇琮先生、王水照先生题辞勖勉，周勋初先生来信鼓励，凤凰出版社姜小青总编辑赋予信任，刘跃进先生还慷慨同意将其列入“中华文学史史料学会”重大规划项目，学界其他友好也多有不同形式的帮助……这些，都增添了我们做好这套《丛刊》的信心。必须一提的是，《丛刊》原拟主编四人(张剑、张晖、徐雁平、彭国忠)，每位主编负责一辑，周而复始，滚动发展，原计划由张晖负责第四辑，但他尚未正式投入工作即于2013年3月15日赍志而殁，令人抱恨终天，我们将以兢兢业业的工作表达对他的怀念。

《丛刊》的基本整理方式为简体横排和标点(鼓励必要的校释)，以期更广泛地传播知识、更好地服务社会。希望我们的工作，得到更多朋友的理解和支持。

2013年4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