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武汉会战结束后的1938年冬，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的1941年秋，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难的三年。在正面战场，日军唯一的野战机动部队第11军攻势不息：冈村宁次先率机甲军奔袭南昌，随后发动第一次长沙会战，薛岳第9战区从此成为当打之地。在李宗仁第5战区，从枣阳到襄阳，中日两军多次会战。而日军突如其来的宜昌攻略，更搅动了重庆的神经……魏风华著的《抗日战争的细节(3)》通过细节描述，真实、生动地还原了那一时期正面战场的形势及战事。

东京，靖国神社，密密麻麻的灵牌中，供奉着一个叫东宫铁男的关东军大佐；虽然只是一个中下级军官，但头号战犯东条英机、日本前首相岸信介都专程给他献过花圈。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23余东北军大元帅张作霖的专列从北京行至皇姑屯路段，一声巨响，列车被炸上了天。

200米开外按下起爆钮的那个日本兵，就是时任关东军沈阳守备队第四中队长的东宫铁男。他身边的神田泰之助，也在爆炸的瞬间按下了快门，因紧张而表情扭曲的东宫被历史定格。

张作霖浑身鲜血地倒在铁路边，咽喉被撕开一个口子，被手忙脚乱地塞进了汽车。

大元帅虽然身负重伤，但神志很清醒，问谁干的。

部下回答：是日本人!

张作霖只说了一个“打”字，就昏死过去，再也没有醒来……这就是决定历史走向的皇姑屯事件，全过程只有几分钟。

1937年11月14日晚9时，入侵杭州湾的东宫铁男被陈安宝将军率领的国军79师击毙于浙江平湖长泖河，左胸中弹，当场毙命。

50多年后，神田泰之助拍摄的相片被曝光，人们才看到列车腾飞在半空中的画面，前景是东宫铁男那张龇牙咧嘴的脸。得益于在东北的恶行，东宫铁男被日本人称为“满洲移民之父”。

魏风华著的《抗日战争的细节(3)》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翻开本书，查看细节，直抵真相。

第一章 继续抗战（1939年3月—1939年10月）

第二章 昆仑关（1939年11月—1940年2月）

第三章 傅作义的奔袭（1939年12月—1940年3月）

第四章 宜昌最前线（1940年3月—1940年12月）

第五章 上高飞虎（1941年3月—1941年4月）

第六章 再战长沙（1941年9月—1941年10月）

第七章 三战长沙（1941年12月—1942年1月）

别墅由云岫楼、草亭、松厅、莲青楼等寓所组成，蒋介石的起居办公地点是云岫楼。这是座临峰而建的三层木质小楼，四周花树蔽日。进入云岫楼，一层是客厅、会议室和耳房，二层是卧室(蒋睡左边第一间)和办公室，三层是个小小的阁楼——从这里，可以眺望重庆和长江的景色。

蒋介石登上阁楼，极目远望，巴蜀山川有寥廓之势。想到自己从南京辗转武汉，又从武汉移驻重庆，这个宁波人不禁想伤感一下，但随即便没有心情了，因为当年那个刺杀摄政王的少年出走了。

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以外出给学生训话为名，带着追随者以及他那个神奇老婆悄悄离开重庆，赴昆明与龙云小晤后潜行至越南河内。龙云在汪离开昆明后致电蒋介石，后者听完大惊(当时他正在西安给江北战区的将领开会)。在当天的日记中，蒋这样写道：“不料精卫之糊涂卑劣乃至于此，诚无可救药矣。”

没几天，1938年12月29日，香港(《南华早报》发表汪精卫回应日本首相近卫文磨的声明，表示愿意在“中日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基础上与日本谈判。一周前，东京的首相近卫在得知汪精卫出走后，发表了建立“东亚新秩序”的第三次声明，这份诱降声明的内容包括：中国放弃抗日政策，承认伪满洲国，经济提携，共同防共，允许日军保留部分部队在华北地区如内蒙古一带驻屯。

“敌未出国土前，言和即汉奸!”这是海外华侨领袖陈嘉庚的提议。这份提议在国民参政会上曾被汪精卫朗读。

现在，汪精卫却选择了与之相反的道路，一条万劫不复的附逆之路。虽然他打的是拯救国家的旗号，但汉奸就是汉奸。在这个问题上，没什么可争辩的。他纵然有千百理由，但唯独不曾想：横暴的入侵者还心安理得地踏在中国的土地上。在这个事实面前，一切的和谈都是瓦全。

对汪的出走和应和近卫声明，最初蒋介石想低调处理，因为这关涉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声誉。但在1939年元旦举行的特别会议上，国民党元老林森、张继、居正、吴稚晖等都愤然主张严惩汪精卫。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提议：“此事关系国家存亡，不能因维护一个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汪兆铭(即汪精卫)应予严厉处分，否则将无以对因抗战而牺牲之同志与军民。”最后，大会以高票通过决议，开除汪党籍，撤销其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防最高委员会副主席及国民参政会议长等职务。

关于汪精卫出走的具体的前因后果与一路上的经历，在这里没太多必要提及，而只想说一句：汪出走除政治主张跟蒋介石不同外，还有一个原因，即离开蒋而后快。因为孙中山去世后，作为国民党元老，汪本人从没有实权在握的时候，在党内斗争中连续被蒋击败，这种挫折感叫他对蒋有一种复杂的态度。  正如前面说的，作为国民党内二号人物，汪精卫一旦倒向日本人，无论对国民党还是对国民政府的声誉都是沉重打击。所以尽管汪应和了近卫声明，蒋介石还是通过各种办法联络汪，又派跟汪关系密切的要员进行劝说，仍旧希望他能够回心转意，并带话给汪：如不想回重庆，去欧洲考察也行。

只是天要下雨这件事，是没人挡得住的。汪精卫拒绝了重庆方向伸过来的手。

汪精卫出走一事为国人所知后，延安中共方面对汪的行径进行了严厉批判。那些貌似与蒋同床异梦的地方实力派，也都纷纷通电拥护重庆而斥责汪。此外，从国内大众到海外华侨，也无不抨击汪的所做所为。

一下子，蒋介石的威望获得空前提高。这个结果叫蒋有点意外。

这个状况汪精卫也没想到。汪曾认为，他拉起“和平大旗”后，跟蒋介石有隔阂的龙云、刘文辉等西南地方实力派会响应他；粤系的张发奎、薛岳也有可能被他争取。但汪精卫不明白的是：在民族大义面前，但凡有良知的中国人，谁能且谁敢仅因前事或派系恩怨就越此雷池?!这时候，正赶上东京更换首相，新内阁态度未知。一时间，汪精卫进退维谷。

1939年早春，军统河内刺汪事件突然爆发。对这个事件，解读历来是多样的。

一种看法是，蒋介石并没给军统下达刺汪的命令，行动是戴笠自己策划的。汪险些丧命后，蒋来信慰问，说自己并不知情(汪当然大骂蒋装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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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部写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正面抗日战场的书。

先看一个细节：l937年12月l 3日凌晨，天还黑黑的，在南京城下，日军京都第16师团第20联队的中队长四方藤造，用白漆在中山门城门上写下这样的字：“昭和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午前三时十分大野部队占领”。日本人用四天时间攻占南京，但通往南京之路，他们走了四百年。 可这不是最后的历史。 当那名疯狂兴奋的少尉手舞足蹈地从废墟上下来时，踩响了中国士兵埋的地雷。

南京陷落了，但中国没有屈服，而是迁都再战。这时候中国实际上已经赢得了战争。

但也有人说：如果不是美国和苏联后来参战，当时的中国根本没法战胜日本。即使最后胜了，也是“惨胜”，因为付出的代价太大了。

我想说另外一件事：

战争结束的1945年，在这年春天，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把自己关在小黑屋里，制订着进攻中国战时陪都重庆的计划，中日正面战场最后一役湖南雪峰山之战实际上就是这个计划的一部分。而重庆的国民政府，做出再次迁都的预案：一旦战事不利，就把都城迁到西南边境上的西康省(今四川和西藏的一部分)，在那里继续战斗。

西康省现在已经没有了，但省会的名字，很多中国人都知道：康定。好了，即使你五音不全，也一定会哼哼两句：“跑马溜溜的山上／一朵溜溜的云哟／端端溜溜地照在／康定溜溜的城哟……”就是这样一个浪漫的小城，在那个血战的年代，差点成为中国的陪都。

这样一个中国，日本是打不胜的。

在那个年代，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停止了抵抗，但重庆和延安仍在战斗。至于“惨胜”的说法，只能令人苦笑：不“惨胜”，难道还能易如反掌地胜利么?如果当年中国具有顺顺当当地战胜日本的实力，日本它还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挑起战争么?

不是那么回事儿。

回到我居住的地方：天津，一座北方沿海城市。在当年，侵入中国的日军师团，大多是在这座城市的大沽口登陆的。1937年7月30日天津陷落。前一天，北平失守。往前推三周零一天，1937年7月7日夜，引爆中日全面战争的导火索在北平旁的宛平城外被点燃。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算起，到1937年，已经六年了。如果从1928年日本关东军刺杀张作霖、谋取中国东北算起，则已整整九年!

在日本的步步紧逼下，到1937年夏天，中国的局势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

那时候，在国际上，美英玩的是“孤立主义”和“绥靖主义”，只要自己的直接利益不受损，邪恶的就让它邪恶去吧。但赢弱的中国，在没有一个真正盟国的条件下，仍决心与日本一战。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顾问蒋百里写成《日本人：一个外国人的研究》，结尾处，他这样说：“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要同它讲和!”

在那山河激荡的八年里，在无限艰苦而又充满无限希望的岁月里，中共领导了敌后战场，国民政府指挥了正面战场，在上海，在南京，在南口，在忻口①，在太原，在台儿庄，在徐州，在武汉，在枣阳，在宜昌，在长沙，在南昌，在昆仑关，在石牌，在上高，在常德，在衡阳，在桂林，在龙陵，在松山，在腾冲，在雪峰山……

一寸河山一寸血。

这确实是长期的战斗，而非一次慷慨的赴难。

我们所没经历的那个时代，决然是个伟大的时代。而且你会发现，那段历史离现在其实并不遥远。

关于正面战场，很多人都写过了。但因所涉及的是中日间的大会战，所以一些帷幄中和战场上决定烽烟走向的东西，或有意无意地被忽略了，或因不好捕捉而流失了。再经过岁月的风化，于是最后我们看到的，也就成了一份阵中简报。我知道这不是那场战争的全部所在。其实，历史和战争从来就没有枯燥过，它甚至比眼前的一切都更鲜活。而这种鲜活，不是来自于大树的主干，而是表现在细枝和末叶上。

只有细节，才是最生动的。

于是，我想到两个不太常见的成语：“雪泥鸿爪”，和“吉光片羽”。雪泥鸿爪，指大雁在雪泥上踏过时留下的爪印，比喻往事留下痕迹。吉光是古代传说中的神兽，片羽则是一片毛，吉光片羽借指残存的珍贵之物。

所以，我想用微观的视角，扒开时光的树叶，去探究那个战场前前后后的细节，寻找遗留在那里的雪泥鸿爪，发现它的吉光片羽。同时，我也确信，必能挖出一条绵延的钢铁筋骨。这就是本书的使命所在。

最后，我想用战争爆发前一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代表该校师生前往绥远前线看望抗日将士时发表的《告绥远将士书》作为结束：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俸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