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首先描绘了当代农村的生活面貌与生产面貌，接着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城乡关系与三农问题的演变，最后探讨了地方治理与农业发展的理想模式。作者结合亲身调研与理论探讨，帮助读者跳出日常生存空间，在经济社会的宏大变革中，认识中国的另一面。

全书由五个方面进行展开：

1.农村生产生活的现状，社会结构的流变；

2.新中国成立以来城市关系的变迁，包括产业平衡、三农问题、粮油关系、税制变化、基建等；

3.以土地、产权、开发为核心的农村现状；

4.行政区划调整、基层治理与以上海为例的城乡协调；

5.农业创新与寻找“理想农民”，落脚点在与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与多样化经营。

序言 从乡村能看到什么

熊万胜（华东理工大学中国城乡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一

东勃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从2010年开始认识，一晃就是十年，这十年中我们一起研究中国的乡村问题。他将这些年来的一些思考结集成一本书，嘱我作序。我欣然应允，但谈不上是作序，仅是笔谈而已。

东勃是一个有趣的人。

他是地道的城里人，却深度地卷入到乡村研究领域中。其实，农业问题是他的家学，他的父亲是粮食系统里的一位资深专家，还能搞粮食机械的发明。正是因为这样的渊源，他当初才会加入华东理工大学的乡村研究团队，去开展驻村调研。前两年居然又到云南的红河边上去挂职做教育副县长。估计当地师生很少见过这么喜欢调研且能上课的副县长，他在那里跑了很多所中小学，而且还上课。回来后就写了一本《红河边的中国》，显然，这包含了向华东理工大学乡村研究的开创者曹师锦清教授的致敬，《黄河边的中国》正是曹师的代表作之一。

东勃是学经济学出身的，在上海财经大学从本科读到博士毕业，但他是一个人文主义的经济学者。他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喜欢用历史叙事来说明道理。而且他会关注一些很细腻的问题，然后用细腻的笔触表达出来，正如我们在这本书的开篇看到的，他关注农村女性和老人的生活。即使是思考宏大的历史或结构问题，他也一定要从有趣的细节中展开。当他和我一起驻村调研时，我们每晚都会有讨论，通常他都比较寡言，当我在高谈结构时，他总是在琢磨一些实质性的细节。

二

《在城望乡：田野中国五讲》写的是东勃从乡村看到了什么。“从乡村”看到了什么不同于“在乡村”看到了什么。后者隐含了乡村本位的立场。曹师锦清教授讲过，乡村研究的好处之一是从边缘思考中心问题，东勃大致也是这么一个路子，所以，他是“从乡村”理解真实中国。

理解真实中国的意义是毋庸置疑的，在这种在城望乡式的跨界式理解实践中更为显明。对于国情的通透理解是中国社会的要求—在美国，我们不会要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学者对得克萨斯州农村的方方面面有真切的理解，因为他们的社会秩序具有更多的自发性，各行其是。但在中国，需要将整个社会融为一体来应对的竞争环境。上下、城乡、区域、阶层、等不同类别的人群之间的相互理解是“融为一体”的必要条件。可以区隔，人心却要互通。可以说，所有的学者都在从事这种社会融通工作，东勃作为一个城市学者来研究乡村，在这种融通实践中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当越来越多的学者变得过于城市化时，他是“逆流而下”。

曹师锦清教授曾经提出过，研究中国的农村问题要从四个线索切入：国家、市场、社区和土地制度。在城望乡也要从这四个方面切入。东勃这本书基本上涵盖了这四个方面的内容，写得深入浅出，可读性很强。读完这本书后，我有了一个想法，这本书其实可以作为乡村社会学的必读参考书目，尤其可以作为初学者理解乡村问题的入门读物。读了这本书，可以建立对于乡村社会的多层次理解；对于理解大城市的郊区乡村社会来说，这本书的针对性更为明显。

三

东勃的自序中已经说明了自己从乡村看到了什么，如果再进一步概括，我感到他总体上是在考察我们这个社会经济基础的稳定性，尤其是某些平衡性。地势坤，厚德载物。乡村就是中国社会的大地，承载万物和城市社会，但是，它并不能无限制地承载，其中的平衡是微妙的，甚至也是越来越脆弱的。

东勃在历史部分讨论了温铁军的八次危机理论，而且他自己还加上了对陈云的综合平衡思想的研究，让我们更好地理解在温铁军提出的第一次危机之前的统购统销过程，这其实也是一次应对危机的情境，是资本主义向国家资本主义的转变。工农剪刀差在这个过程中就开始形成了，乡村承载全系统压力从此成为常态。粮食问题是东勃的本行，他着墨较多，所涉问题从粮食安全到家庭农场经营，再到农业治理问题，等等。这其中，他讨论了十八亿亩红线的合理性，也研究了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问题。坚守十八亿亩红线是一个大平衡，家庭农场的适度规模是一个小平衡，无论大小，都事关全局。现在看来，坚守十八亿亩红线是能够做到的，可是家庭农场的小平衡到底怎么维持还没有答案。东勃对陈云的综合平衡论的推崇是发自内心的，实际上东勃自己就很有这种平衡论的立场，包括他一开头谈到的代际关系的平衡和两性关系的平衡。

平衡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是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对中国的前途来说，城乡关系的平衡与否是致命的。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乡村的未来是非常有帮的。很多人可能有一种错觉，以为城市化还可以提高很多，但如果从平衡论的立场，可能要更多地讨论城市化率的极限。城市化是市场经济发展的结果，它本无所谓极限。但在中国却要提出一个城市化率的极限问题，这是中国的国情和全球化竞争格局共同作用的结果。因为，只有平衡的城乡关系才能让乡村社会承载大中国。当然，城乡关系的平衡不等于说城市化率要停留在50%。这个平衡的内涵需要在实践中逐渐地揭示。一个总的趋势是，要建立生机勃勃的城乡关系，而不是让乡村持续地凋敝下去。

当前，中国处于新的发展环境中，挑战与机遇并存，乡村振兴战略的出台，也显示国家高度重视乡村对应对当前挑战所承担的作用。和以往不同的是，传统乡村社会系统的瓦解已经到了一个很深刻的程度，必须先要养护然后才能利用。振兴的过程包含了拉动内需的经济意图，这是中国开始注重内需以来的一个选择，这使得对于乡村的投入本身也具有了化解外部挑战的意义，城乡之间的共赢发展成为可能。目前这种共赢发展本身还不充分，城市“赢”了乡村的情况还是现实。实现平衡的核心障碍是我们的城市发展模式过于依赖土地财政，集体土地转化成国有土地之后，成为地方政府的金融工具，继而成为创造财政收入的基础要素。随着中国新增人口下降，城市化率达到高位，各地区房价上涨态势不再，旧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即使新的地方经济发展模式还没有形成，旧的模式也只能自行中断，乡村振兴再次承载国家的期望。十九届五提出要形型的工农城乡关系，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其实也是一种平衡的关系。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东勃的平衡论立场是站得住的。当然，具体到如何才能建立这种新型的工农城乡关系就不是这本书中所能说尽的了，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探索的问题。学者的表述在相当的程度上是在对实践探索做出解释和反思，这也就是东勃所说的“理解真实中国”吧。衷心期待东勃的理解之旅越走越深广。

......

第三章 第二节　“土地黄牛”的是与非

土地制度，始终是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核心的一个要件。十八届三中全会闭幕后，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种种说法在众多富于商业敏感的人群中，酝酿为一个巨大的红利预期。“老板，地靠近公路交通便利，地块连片升值潜力大，现在要改革了，包您有得赚！”更有媒体以“资本瞄上土地流转炒农地　加价倒卖跟过去炒房一样”为题，报道了异军突起的土地中介人群体。

土地中介现象的发生其实并不偶然，几乎任何具有市场利润空间的产业、行业，都或早或晚地会衍生出这样一个分利阶层。比如在早期的粮食流通改革过程中，国家要求国有粮食企业在粮食收购中“占领主渠道”，也就是应该确保农民售卖的粮食绝大部分要进入国有粮食企业，进而对于当时业已存在的“粮食中介”（即粮贩子）持一种否定和打击的姿态。现在我们知道，农民不仅可以把粮食卖给国有粮库，也可以卖给粮食加工厂，卖给粮食中介。而且今天的粮食中介还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粮食经纪人。这些粮食中介人固然从中分利，但也给农户和粮食企业提供了一定的便利：农民不堪长距离运送和排队等候之苦，国有粮库也没有主动下乡收粮的意愿，这中间的余地正可由粮食中介填充。

产品市场有中介，要素市场当然也有中介。有粮食中介，就有土地中介。2011年我和同事在上海郊区调研时，就遇到了不少土地中介，当地人管他们叫“土地黄牛”。

1. 老张的故事：一个“土地黄牛”的发迹史

2011年，我们在上海市南某村遇到了菜农老五，他给我们讲述了他来上海种地的经历。老五是通过其姐夫的连襟赵某介绍来沪务农的。刚来时，土地流转还没那么普遍，就找了一块面积小、土质也差的地，第一年没有赚到什么钱。第二年，他找到赵某，想要一块更大些的好地。但赵某很直接地拒绝了老五，他的动机也很容易理解，土地是他找到的，所以他会选择最好且最大的一块土地，讨价还价之风绝不可开。这就逼得老五只能自己骑着自行车去找地源，摆脱对赵某的依附。赵某另一个让老五不满之处是私吞补贴，由于租地合同是以赵某的名义签的，所以一切农业补贴款也都打到他的账户，但之后往往就再无下文。

老五来到市南的贡村，这里的土地流转刚刚兴起不久，当时的模式是村里发包给本村的几家大户，大户之间的规模也不平均，有几家尤其大，可谓“富者田连阡陌”。其中最大的一户姓沈，流转到800多138 亩土地。但人们都说，这里的大户不直接外包土地。老五不甘心，就找到了本地大农户老沈。经过谈判，老沈同意让他包地。老五也带了其他两人一起过来包地。与此同时，“农民农”老张也来到这里。第二年，老张想把老沈的土地外包全部垄断，即其他“农民农”要想承包土地，必须先找老张商量，由他决定承包的价格和地块的分布，他还要从中收取中介费。老张地块旁边的五户人家就是通过他进来的。老张为达到垄断的目的，想让老五服从他的管理，但遭到老五拒绝。老五坚持选择自己看中的承包地，不服从老张的分配。

老张从老沈那里拿到130亩土地。分地的时候，从两边量起，剩下就是自己的，没有进行丈量。后来，发现土地的田亩对不上，就说是另一户人家的地多了，要其多出租金。对方不同意，认为自己的土地不多，于是重新丈量，结果发现多的10亩地在老张自己手里。老张的“霸气外露”不仅表现在寻地和承包合同签约过程中控制菜农， 他还对老沈的其他土地施加影响。比如，有一块地很适合种西瓜，老沈就自己主动联系瓜农，请他们过来种。瓜农的流动性是经济作物种植者之最，一块地种了西瓜，地力消耗尤其大，连续种上两年，产量就直线下降。也因此，瓜地的承包价要高出种粮土地一倍多。当时这个价格定在2000元/ 亩，但实际花费远不止这些。瓜农们要请老沈和老张吃饭、洗澡、唱歌，这些交往过程中的花销使每亩地的承包价格平均提高了300元。有的瓜农出到2200元/ 亩，还是没有拿 到地。

老张在这个过程中耍了一个小手腕，上下其手、左右逢源、四处买好，他让瓜农们出资作为活动经费，拉近和大户及村里的关系，而双方都认为他这个中介“很有本事”。这样，老张就可以逐步垄断老沈的土地外包业务，并借机打通与村里的关系。老张也纠集过一些菜农打架斗殴。有一户菜农没有通过他而拿到了土地，出的价格是1500元/亩，高于当时1400元/亩的均价。老张认为该菜农抬高了土地的价格，扰乱了现有的流转“秩序”，坏了规矩，致使他属意的菜农没有包到土地，遂在某次酒醉之后，跑到这个菜农家里将其暴打一顿。老张的关系似乎很广，经常和村干部在一起喝酒、打牌，后者在某些问题上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我们可以看到，老张就是一个“土地黄牛”，而且是一个欺行霸市、带有消极意义的中介人。他之所以能够形成垄断态势，主要是因为大户经营对土地所形成的垄断态势—只要和大户搞好了关系，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不要中介的问题，而是谁应该充当这个中介，并且该按什么样的标准收取这个“管理费”或“中介费”。中介解决的是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即便土地是在小农户手中，依然需要这部分人的存在。因为，菜农需要频繁地更换土地，但是自己对村庄的土地信息所知甚少，必须找到一个了解情况的人或组织。如果是普通人充当这个中介，则是愿打愿挨的事情，而老张以垄断者的身份充任这个角色，就让问题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流动的职业农民：从“农民农”现象说起

发达地区“土地黄牛”的发生与坐大，与大量外来农民大面积租种本地农民土地、从事农业种植有关。相对于异地务工的农民工而言，我们称这种异地务农现象为“农民农”。“农民”二字，于他们而言，与其说是传统社会士农工商架构中的一种身份，毋宁说是现代市场社会中的一种职业。他们具有较高的专业化和组织化程度、较高的商品化率和利润动机、较大的经营规模和市场参与强度，我们或可形象地称其为现代农业中的正规军或野战部队。职业农民作为市场主体，明显区别于以维持基本生计作为从事农业生产基本目的的传统农民，他们尽可能地追求报酬的□大化，并具有较高程度的职业稳定性。由于农业生产具有季节性、连续性的特征，保持从业的稳定性是职业农民区别于资本农业的主要标志。

如果换一个视角，来观察这个一向被人们视为落后、保守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小农经济”，我们会发现，这里恰是孕育中国波澜壮阔的现代化进程的伟大母体，从这里走出的恰是“全面发展”的个体。农民务农，这是他的本分；农民经商，这是他的天然禀赋。农民有着漫长的兼业与贸易的历史传统；农民做工，这是他的本事—在农村，用自己的双手建造房舍，是受人尊敬的能工巧匠；在城市，靠自己的劳动建造高楼大厦，是城市化的大功臣。持续30多年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不仅形成了令世人惊叹、“乡—城”劳动力转移和人口变迁图景，更培育了一支规模巨大的产业大军—农民工，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异地务农的职业农民群体—“农民农”。

值得注意的是，“农民农”在发达地区所租种、经营的土地规模，普遍较其在老家的规模更高。我们或可这样理解，是发达地区农业剩余劳动力的率先转移所形成的“空隙”和“时差”，为中西部地区那些因人地关系紧张而无法扩大经营规模、维持和改善家庭生计的农民，提供了务工之外的另一条道路，实现了有别于候鸟式的农民工群体的、异地的职业化。因此，如果说候鸟式的农民工是由于农民的异地“兼业化”选择所致，那么，“农民农”则是农民异地的“职业化”选择的结果。

这些在异乡耕耘的职业农民流动性很强，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所种作物多为蔬菜瓜果等高附加值的经济作物，这类作物在生产流程上就要求经常进行土地的轮换以保持单产水平而不致耗尽地力。那么，“流水”的外来“农民农”面对“铁打”的本地小农，就始终存在一个获取土地来源的问题。于是，就需要一批既熟悉本地地块情况、能够与本地农户进行沟通，同时又对外来农民农的租地需求有充分了解的中间人。

第一批“土地黄牛”应运而生。他们为“农民农”介绍土地并从中收取介绍费，或者囤积土地再向“农民农”出租以获取地租差价。“土地黄牛”一开始是以为主，与倒卖车票的“黄牛”类似，他们利用自身经营时间较长、在当地社会网络较强的优势，逐渐成为“农民农”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垄断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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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东勃，1983年生于辽宁阜新，先后获上海财经大学文学学士、经济学硕士、经济学博士。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财经大学副校长、组织部副部长。主要研究方向为经济哲学、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出版专著八部，发表论文七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