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政治通鉴”是一项大型的政治学基础研究工程，被列入北京大学“双一流”专项资助计划及北京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

2. 政治通鉴，打开政治世界的钥匙，政治研究者的案头优选

3.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人都应该关心政治。

政治无处不在，无时不有，阅读本书，可以“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每卷包括五部分：（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每部分有两篇文章。有作者的主观分析和评论，也包括各国政治学研究具有代表性的前沿成果。

第二卷“名著”有《君主论》《正义论》；“事件”有辛亥革命、俄国十月革命；“人物”有武则天、斯大林；“思潮”有社群主义、多元文化主义；“制度”有民族国家、贤能法治。

俞可平，政治学博士，研究员，教授，现为北京大学讲席教授、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兼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哲学政治学双学科博士生导师，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名誉博士。曾任中共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美国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德国自由大学和杜伊斯堡—埃森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等校客座教授或高级研究员，兼任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会长、清华大学凯风政治发展研究所所长。

《政治通鉴》为中国的政治学大厦竖立起了又一根支柱，将会对中国政治学的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北京大学教授李景鹏

《政治通鉴》的出版标志着政治学者集体性的探索，也标志着新型的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北京大学教授邓小南

《政治通鉴》包括三个特点：第一个特点通鉴是广义的政治学派，它有人文、理性、科学的精神；第二个特点它不是词条式也是专题论文式，这种方式更合乎政治学学术知识的体系化；第三个特点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出版物，而是一个学术交流的平台，思想对话的论坛，是学者合作的场所。

——清华大学教授张小劲

《政治通鉴》继承了“以史为鉴”的好传统，又突破了“以史为鉴”的中国眼界，拓展了对政治学的认识，有助于我们认识和推进当代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

——北京大学教授杨河

《政治通鉴》的特点包括“三个一”：一个核心主题是要呈现人类政治文明的伟大成就；一条线是将政治置于历史的演变中呈现古今之变；一个世界是将中国置于世界中，并在放眼世界的视野下呈现中国学人的家国情怀。

——吉林大学教授周光辉

总　序 …… 俞可平 / 1

第一部分　政治经典

《君主论》 …… 俞可平 / 3

《正义论》 …… 李石 / 39

第二部分　政治事件

辛亥革命 …… 辛松峰 / 91

俄国十月革命 …… 郭春生 / 153

第三部分　政治人物

武则天 …… 王双怀 / 201

斯大林 …… 左凤荣 / 247

第四部分　政治思潮

社群主义 …… 李砚忠 / 303

多元文化主义 …… 杨靖旼 / 347

第五部分　政治制度

民族国家 …… 于春洋 / 409

贤能政治 …… 王长江 / 483

《政治通鉴 第二卷》：

从“原初状态”中推导出正义原则之后，罗尔斯面对着人们是否会遵循正义原则的问题。也就是说，一个正义的政治制度如何保持其“稳定性”。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罗尔斯将政治制度的稳定性诉诸人们的“正义感”；并且认为，出于“正义感”，人们会遵守承诺，自觉维护自己在“原初状态”下同意的正义原则。在罗尔斯看来，“正义感”是人们的一种道德情感，它与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的基本政治制度相辅相成，是正义的社会制度得以维护的保障。罗尔斯论述道：“一个组织良好的社会也是一个由它的公开的正义观念来调节的社会。这个事实意味着它的成员们有一种按照正义原则的要求行动的强烈的通常有效的愿望。……当制度（按照这个观念的规定）公正时，那些参与着这些社会安排的人们就获得一种相应的正义感和努力维护这种制度的欲望。”值得注意的是，罗尔斯所阐述的“正义感”是一个纯粹形式的概念，并不包含任何具体的内容。也就是说，这一概念仅仅指出人们有按照正义原则行动的愿望，并没有对正义原则的内容有任何规定。罗尔斯认为，人们行为公正的愿望并不是对各种专断原则的盲目服从。一种道德原则必须激发人们的情感以及按照原则去行动的欲望，才可能真正发挥作用。正义感，正是这种由道德原则所引发的情感。对于道德原则如何进入人们的情感当中，罗尔斯认为有四个因素促成了道德与情感的结合：第一，道德原则指明了发展人们的共同利益的方式，甚至直接指向幸福，这激发了人们维护正义原则的情感要求；第二，正义感与人类之爱紧密联系在一起，是由同样的正义观所规定的；第三，持有特定正义观的人们对他人遭受的不公正和伤害感到义愤或有负罪感；第四，根据康德的说法，按照正义原则而行动，是自由平等和有理性的存在物的本性。由此，正义感这种基于某种道德原则的情感在特定的正义观念下，建立起人们之间的友谊和纽带，成为秩序良好的政治共同体的稳固根基。

罗尔斯还从道德心理学的角度追溯了“正义感”的形成，从道德心理学的三条基本法则中推导出“正义感”：第一法则：假如家庭教育是正当的，假如父母爱那个孩子，并且明显地表示出他们关心他的善，那么，那个孩子一旦认识到他们对于他的显明的爱，他就会逐渐地爱他们。第二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获得了与第一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假如一种社会安排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他人带着显明的意图履行他们的义务和职责并实践他们的职位的理想时，这个人就会发展同社团中的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的联系。第三法则：假如一个人由于形成了与第一、第二条法则相符合的依恋关系而实现了他的同情能力，假如一个社会制度是公正的并且被人们了解为公正的，那么，当这个人认识到他和他所关心的那些人都是这些社会安排的受惠者时，他就会获得相应的正义感。

罗尔斯的上述推导告诉我们，第一，如果一个人在亲人的关怀和爱中长大，那他就能习得爱和同情的能力；第二，这种亲人之爱在一种公正的社会安排中则转变为对共同体中其他人的友好情感和信任；第三，在确知为公正的社会制度中，对同胞的信任和友好情感转变为正义感。

……

在人类文明史上，亚里士多德是举世公认的绝世奇才。这位出生于公元前384年的古希腊天才创立了多门基础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许多重要学说至今仍是这些学科史上的丰碑。在他涉及的所有学科中，政治学一直被他断定为最重要的学科。他认为，人类作为最高级的“政治动物”，其终极目的，就是追求幸福生活。让所有公民都过上幸福生活，则应是城邦国家的最高目的。政治学之所以是“主导学科”，就是因为在众多学科中，唯有政治学着重关注“城邦最高的善”，即城邦国家的公共利益。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增进城邦的公共利益，让全体公民过上幸福生活？为什么同一群人在同一地域中，有时富裕，有时贫困？有时野蛮，有时文明？有时内战，有时和谐？有时堕落，有时进取？有时贪婪，有时慷慨？（我把这些问题概括为“亚里士多德之问”）亚里士多德毕生致力于思考这些问题，他的政治学就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和解答。他对上述“亚里士多德之问”的终极答案便是：政治制度是决定城邦命运和公民幸福的关键所在。他说：“只有具备了最优良的政体的城邦，才能有最优良的治理；而治理最为优良的城邦，才有获致幸福的最大希望。”因此，亚里士多德极其重视政治与政治学。为了寻求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他曾经带领成百上千的学生，对古希腊的一百五十八个城邦国家的政体逐一进行考察和比较。从某种意义上说，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便是他对古希腊城邦国家政治制度考察与分析的最终成果。

中国古代的先贤大儒也特别重视政治，把王权和王道看作社会稳定和国家兴旺的决定性因素。中国文化中一直有“以史为鉴”的悠久传统。这里的“史”主要就是历代的政权兴衰史，这里的“鉴”则主要是针对国家统治者而言的政治得失。从文献记载看，早在西周时期，王朝就设有史官，开始官修历史。据《逸周书》所载，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记》并非后人熟知的司马迁所著。周朝在位时间最长（公元前976-前922）的周穆王，就命令左史戎夫作《史记》，主要内容便是记载二十八个古代国家的亡国教训。司马迁的划时代巨著《史记》，实际上主要也是一部中国古代政治的兴亡史。《史记》的“本纪”“世家”“列传”，以及“书”“表”的基本内容，无非就是历代帝王、诸侯、大臣的政治传记，以及历朝重要政治制度的记录。司马迁欲通过编纂《史记》，达到“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目的。这里的“变”，主要也是历代的王朝政治之变。至于后来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书名就开宗明义：总结历代政治得失，为君王统治提供借鉴。用司马光自己的话来说，《资治通鉴》的宗旨，就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可见，“讲政治”实在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显著特色。

传统中国有重政治的传统，却无政治学的历史。政治学泛指关于人类社会政治现象和政治发展规律的知识体系，它是人类最古老和最重要的学问之一，也是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之一。政治学拥有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问题、概念、方法和公理，是其他任何社会科学都无法取代的基础学科，对人类的政治进步和知识进步发挥着重大作用。首先，政治学有助于确立人类社会的基本政治价值。人类的政治进步需要有明确的政治目标和政治方向。为人类社会的政治进步设定目标，奠定人类的基本政治价值，是政治学的首要功用。其次，政治学有助于探索人类社会政治发展的规律。人类的政治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从现实政治生活中发现规律性的政治现象，是政治学的重要任务。其三，政治学有助于确立政治评价标准，推进人类政治进步。政治进步、政治评价必须有客观和科学的标准。政治学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努力提供政治评价的标准，使得政治进步有一个相对客观的衡量尺度。其四，政治学有助于解释社会政治现象，揭示社会现象背后的政治本质。纷繁复杂的政治生活背后，往往隐藏着深刻的政治动机和政治利益，政治学知识帮助人们认清政治生活的实质。最后，政治学有助于总结人类政治的游戏规则，影响人类的政治制度设计。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是近代的产物。一般认为，1899年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首次开设专门的“政治讲堂”，是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学在中国的发端，至今已有一百二十年的历史。在过去的一百二十年中，由于战争和政治的原因，中国政治学时断时续，在十分曲折中发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们开始照搬苏联的模式，错误地将政治学当作“伪科学”，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社会科学在我国日渐式微。1952年，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大学的政治学系被正式取消。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70年代末这一漫长的时期中，虽在少数大学里短暂有过“政治学系”或“国际政治系”的设置，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政治科学在我国不复存在，它在我国学术领域中消失了近三十年。改革开放后的1979年，在邓小平关于政治学等要尽快恢复的直接指示下，作为独立学科的政治学才得以在中国走上正常的发展轨道。

重政治而轻政治学的历史传统导致的直接结果便是，在中国的知识体系中，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浩如烟海，而现代的政治学经典则寥若晨星。以工具书为例，《史记》《资治通鉴》，乃至整个“二十四史”，以及各种“大典”“全书”，均可算作传统的政治经典文献资料，而现代的工具性政治学基础文献，则十分稀少。改革开放后编纂的《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从某种意义上说可能是目前我国最重要的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传统政治经典的工具性文献与现代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有三个重大区别。一是研究对象不同。传统文献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历代王朝政权的制度和政权更替，现代政治学工具文献的主要对象则是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和政治生活的基本知识。二是阅读对象不同。传统文献的主要阅读对象是统治阶层，特别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帝王，现代文献的主要对象则是广大民众。三是研究范围不同，传统文献局限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变迁，而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则不限于某个国家，而是放眼整个世界。毫无疑问，对于现实的政治进步和政治教育来说，现代的政治学工具性文献更有直接的意义和价值。

正是为了填补政治学基础性工具文献的不足，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在2017年就决定开展“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工作，这一研究工程得到了北京大学的全力支持，被列入“双一流”专项资助计划。“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最终成果不是编撰一般意义上的政治学工具书，甚至也不是编纂政治学百科全书。实际上，这是一项重大的基础性研究工程，本项研究将努力解决以下几个关键问题：第一，迄今为止，世界各国的主要政治经典有哪些；第二，迄今为止，人类创造的基本政治制度有哪些，哪些是中国特有的政治制度；第三，人类政治发展的普遍规律是什么；第四，政治制度与政治文化究竟有什么关系，它们之间如何相互影响和转化；第五，人类有哪些重要的政治理想，未来人类的理想政治应当是什么。

显而易见，这样一项大型基础研究工程，仅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参与是远远不够的。我们决定依托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动员全国相关科研院校的专家学者，用十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各项任务。按照我们的设想，最终成果将是多卷本的《政治通鉴》，既包括政治学经典文献，又包括政治学研究的前沿成果，并且充分体现中国政治学者的独立观点。该项研究不仅将总结和分析中国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一般规律，也将分析和探讨世界主要国家政治发展的经验教训和普遍规律。此外，“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实施过程，也将是基础研究与人才培养相结合的过程，是“政治通鉴学派”学术共同体的建构过程。

目前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政治通鉴》，就是“政治通鉴”研究项目的系列成果之一。每一卷《政治通鉴》均包括五个部分的主体内容：（一）古今中外的重要政治学经典；（二）改变政治历史进程的重大政治事件；（三）影响各国政治发展的重要政治人物；（四）对人类政治生活具有广泛影响的政治理论；（五）人类有史以来的基本政治制度。这五个部分其实也是“政治通鉴”研究工程的五个子课题，其中“政治经典文献选编与研究”由北京大学俞可平教授负责，“重大政治事件研究”由中国人民大学王续添教授负责，“重要政治人物研究”由中央党校王长江教授负责，“主要政治理论研究”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杨雪冬研究员负责，“基本政治制度研究”由北京大学何增科教授负责。

我们计划陆续编撰出版的《政治通鉴》既不同于传统的《资治通鉴》等经典政治文献，它不是简单的政治实录，其目的不在“成一家之言”，更不是为君王提供统治的镜鉴。《政治通鉴》也不是一般意义的政治学百科全书，它收录的重点是政治经典、政治事件、政治人物、政治理论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政治学的基本概念。在“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撰写过程中，我们努力要求作者做到以下三点：第一，将叙述和分析相结合，每个部分都将包括经典文献和历史事实的客观叙述，以及作者的主观分析和评论。第二，将纵向和横向的比较研究相结合。对所论及的政治制度、人物、事件，不仅要做纵向的比较历史分析，还要做横向的比较研究。第三，将经典文献研究与理论前沿论述相结合，《政治通鉴》的内容既包括整理和汇编历史上曾经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学经典文献和政治思潮，同时也包括各国政治学研究最具有代表性的前沿研究成果。

“政治通鉴”的研究与《政治通鉴》的撰写，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需要多方的通力协作与支持。最终成果的陆续出版，首先要归功于北京大学和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大力支持。北京大学当初决定建立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新实体机构的重要目的之一，就是加强政治学基础研究，包括编撰出版《政治通鉴》。没有北京大学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这一实体机构的支撑，“政治通鉴”的研究和《政治通鉴》的编撰是不可想象的。其次要感谢全体作者的贡献。《政治通鉴》的作者，只有一小部分是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心的老师和博士生，更多的是中心之外的相关领域专家。由于《政治通鉴》选录的条目，大都是政治学和其他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通常都会有专门的研究者及其代表性成果。当编委会邀请这些专家学者为《政治通鉴》贡献其最新成果时，绝大多数专家学者都给予积极的响应。最后，特别要感谢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为了保证《政治通鉴》的顺利出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领导还延请了当年负责《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的资深编辑参与审稿。由于需要致谢的人数众多，恕我在这里不一一列出名单，哪怕是贡献重大的领导和学者。

按照“政治通鉴”的研究与《政治通鉴》的编撰计划，我们在多卷本的《政治通鉴》全部出齐后，还将按照五个主题的内容进行重新编排，分门别类再出一个版本。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特别欢迎各位读者和专家提出批评和建议，以便我们及时修订和完善各个条目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