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现百年影视历程：从多个微观维度，诸如新闻史料、公司账目、报纸广告、八卦报道、政策文件、会议记录等来解读百年中国电影史，时间起于晚清中国电影诞生之际，一直延伸至改革开放后。

★ 讲述电影趣味史话：别被书名“忽悠”了，不光是“研究”，还有好多料！首度揭晓中国电影史上鲜为人知的故事！书中有现如今电影院里看不到的电影，200+珍贵影事插图&海报，道出鲜为人知的电影趣味史话！

★ 解读电影营销先驱：《凌波仙子》将演映日期锁定在1926年的“春节档”，并在演映前，从1926年1月22日至2月8日，连续18天不间断地在《申报》包下增刊的大幅广告版面做预热宣传……

★ 揭秘影坛票房奇迹：1927年春节档“贺岁片”《盘丝洞》在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中国国内主要城市以及新加坡、泰国、越南和菲律宾等国华人聚居地同步上映，使但杜宇夫妇收获了五万元的盈余（当时城市里普通五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约计30元，五万元可以至少开两家电影公司）……

★ 剖析“自费电影”热潮：1940年代的中国电影界出现过两股“自费电影”热潮，几百位演员、导演、动画家、影评人、话剧家、越剧名旦等影艺名家投入其中，加入这场中国电影史上的“大戏”，每股热潮仅维系大约一年的时间，它们何以会昙花一现？为何几百位影艺名家，纷纷投入其中？

★ 实用专业观影指南：一部为影粉而写的观影指南！作者师从名师，在电影界深耕细作二十年，掌握众多中国早期电影史料原件，并与多位中国电影史开拓者的后人访谈交流，以第一手资料从多个维度解读电影与当时的文化现象。

本书是一部趣味横生的中国电影史，全书共分十三个篇章。作者从多个微观维度，诸如新闻史料、公司账目、报纸广告、八卦报道、政策文件、会议记录等来解读百年中国电影史，时间起于晚清中国电影诞生之际，一直延伸至改革开放后。

有的篇章结合中国近代史，分析中国电影与晚清救亡启蒙之关联；有的篇章则以某种电影（如《活动影戏》）为例，对电影教育进行微观分析；有的篇章则从电影作为生意的角度，以电影公司的经营分析来研究中国电影史；有的篇章则通过影戏个案（如《盘丝洞》和《凌波仙子》）来研究分析早期中国电影宣发策略……

史料分析、人物访谈、数据对比……作者以不同表现手法从多个维度娓娓道来，让人在阅读文本时，不仅可以获知从未揭晓的历史掌故，还能把握中国电影发展的整体脉络。

1900年代

1906年“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及其视觉文化意义

《楚同快舰进水式》是电影吗？

视野开化与视觉教育

参与者

强国理想和影像胜利

附件一：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

附件二：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续）

附件三：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书后

1910年代

商务印书馆与中国早期小学生电影教育

针对儿童 寓教于乐

格物致知 中西合璧

电影教育 放眼未来

结语

1920年代

电影作为生意

对记账方式的解读·成本分析

1926—1927年六部影片的制片情况

收入分析

市场分析

附件：黎民伟的《记事簿》中的部分记账页

戏影连环

什么是连环戏？

第一部连环戏的出炉

海派京剧·连台本戏·新剧·文明戏

第一批参与者

连环戏之兴衰

价值

附件：1926年连环戏《凌波仙子》预热广告

……

早期中国电影宣发策略的微观考察

1930年代

铜钿问题——上海电影人的经济生活与电影生产（1930—1937）

1940年代

1940年代“自费电影”研究

动画片《农家乐》史料考释

1950年代

建国初电影局政策研究

行走的人民电影——20世纪50年代电影放映队研究

作为起点的终点：1952—1956年的大光明电影院

1980年代

1980年“剧本创作座谈会”之观察

爱情往事——1980年代初期“爱情”电影的创作热潮及相关讨论

1906年6月12日上午，晚清留日学生以“补助海军兴复社”的名义在日本出资、策划、组织拍摄了纪录电影。参与者为留学生社团“补助海军兴复社”的社员袁希洛、朱叔源、钟志刚以及中国商人张旭初等；拍摄地点在日本神户川崎造船厂；拍摄内容为清政府在日本订购之军舰“楚同号”的下水仪式。这一活动的全程由袁希洛撰文《往神户摄取楚同快舰进水式活动写真记》记录下来，分两次发表于1906年7月的上海《申报》上。

……

晚清，中国人面对着千年未有之变局，陷于世界列强利益争斗下极度脆弱的处境。在视觉现代化的具体实践当中，中国留学生接触到西方科技进步和媒体的更新，意识到现代视觉媒介的价值和力量。电影作为鼓励国民海军观念的工具成为留学生的共识。袁希洛认为电影可以用来帮助中国重建海军，他和“补助海军兴复社”不断阐述拍电影、看电影与建立中国海军之间的联系。《楚同快舰进水式》的摄制活动以及公开发表的《活动写真记》《书后》等文章都具有视觉教育的重要意义。袁希洛在记录电影拍摄过程的笔触中，刻意强调中国人和中国符号，流露出客座他乡时内心的怅然，也明显表达出寻求国族认同感、维护国家尊严的意图。

……

电影影像不仅启蒙和刺激了鲁迅，袁希洛在日本的遭遇很可能和鲁迅近似，但他采取的对应方式是拿起摄影机反击。电影机镜头的潜在进犯、窥视和暴力性，让拍摄具有一种胜利者才会占据的优越姿态。摄制《楚同快舰进水式》获得了控制话语的主动权，得到了在场所有中国人的肯定。因为“拍电影”的存在，这场中日之间无形的较量已经隐隐地决出胜负，仿佛映现出未来。袁希洛的表述带有一种明显的骄傲。“王君告余曰：‘前日厂主询余以贵国有几何爱国者，来参观进水式，余未能答之。今日到者虽少，然得三君从东京来，且摄取活动写真持归，以鼓舞我国海军之气，实为从来所未有。三君真爱国者，余足以对厂主矣。’”当然，这种骄傲感是微妙含蓄的，作者是冷静的。袁希洛、朱叔源的后半生一直在为中国落后的军事、教育等做脚踏实地的工作。

电影在19世纪末初入中国民间时，最早在茶园或街头表演，被视为杂耍。在20世纪最初的几年里，由于封建势力的顽固、民族资本的贫弱、工业现代化的滞后等原因，电影作为商品的发展不够充分。拍摄《楚同快舰进水式》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贫弱的现实，但这一事件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在中国的精英阶层，电影很早就被当作“媒介”和“教具”，被视为“真相”“理性”和“科学”的化身，得到了中国精英阶层的高度关注，孙中山、蔡元培、鲁迅、毛泽东、蒋介石等都十分重视电影。结束封建统治、摆脱愚昧、走向现代的中国人，对真相的需求超越于之前的任何时代。中国人几乎本能地将电影作为记录真相的媒介和影响民众最有力的工具，决定了电影在中国后来的命运。1922年上海的《影戏杂志》发表过一篇《影戏与海军》的文章，文中谈到早在1906年，美国海军的募兵队“在国内各处专演演戏做招募新兵的帮助，所演的影片大都说明海军军事底生活状态，海军底应尽义务和海军对于个人社会国家底本分，这么一来使得别人看了影戏，就能够自己鼓励起来，奋勇的向海军服务。”这与《楚同快舰进水式》恰在同一年，那时中国海军的实力远不如美国，但利用电影对国民进行行之有效的军事教育，确有相似之处。1930年代初，由国民政府的教育部门实施的“教育电影运动”不是偶然的。我们不应忽略，在电影最初进入中国时，利用电影的媒介属性实现“强国”是一个较之以往被忽视的关键因素，而这一选择的影响力甚至关联到今日的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