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中餐馆的数量大约有四万家，比麦当劳、汉堡王和肯德基三大快餐连锁店的总和还多。
中餐馆在美国几乎无处不在。它们可以蜗居在城市远郊的商场、市区平民窟，也可以栖身于美国中西部一些连地图上也找不着的小镇。从路易斯安那的阿布维尔市，到伊利诺伊的锡安城，再到亚利桑那的纳瓦霍保护区，到处都有中餐馆的身影。在纳瓦霍保护区，中餐馆甚至是当地土著居民不敢涉足经营的少数高端行业之一。旧餐馆，主大街上的服装店，商店门前的空地，只要有人的地方都可以变身为中餐馆。就连当年约翰？布斯用来计划刺杀林肯总统的华盛顿特区旅馆，如今也成了当地知名中餐馆珍味楼（WoknRoll）的所在地。
很多美国人每周或每个月都要去中餐馆用餐，这已经固化成了一种仪式，那种执着劲儿堪比基督徒上教堂做礼拜。
1942年，杂碎和炒面成了美军士兵餐桌上的佳肴。20世纪50年代早期，美国实验医学家乔纳斯？索尔克在研制脊灰炎疫苗时，几乎每天都光顾匹兹堡大学附近福布斯大道上一家叫竹园（BambooGarden）的中餐馆，而且每次都点同样的东西：一碗云吞汤，一个蛋卷，一碗米饭，一份鸡肉豆芽炒面——全部只需1。35美元。
中餐馆也是聚会和会晤的理想去处。1961年，自由乘车运动爆发，众多示威者们聚集在华盛顿一家中餐馆用餐，准备餐后搭乘改变美国黑人命运的第一班自由巴士，去南方腹地抗议种族隔离政策。“有人称之为‘最后的晚餐’。”约翰？路易斯说，当时他还只是一名来自佐治亚农村的神学院学生，后来当上了国会议员。1962年，约翰？肯尼迪总统和前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派特使在燕京楼（YenchingPalace）进行秘密会谈，成功消除了古巴导弹危机。这家当年位于华盛顿克利夫兰公园附近的中餐馆曾经是解决国际争端的桥梁。
在美国，几乎每个人都有自己喜爱的中餐馆。在当选总统前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艾森豪威尔一直光顾华盛顿特区哥伦比亚路上的太阳饭店（SunChopSueyRestaurant），鸡肉杂碎是他最常吃的一道菜。当选总统后，出于安全考虑，联邦调查局曾对餐馆的每一位员工做过安全调查。同样有趣的是，布什总统一家最爱光顾弗吉尼亚福斯教堂外的北京饭店（PekingGourmetInn），N17号桌是他们一家人的专座。为此，店方还为他们桌边的窗户安装了防弹玻璃。
难怪劲球彩票的官员们经常听闻同一个故事在29个州一再发生的消息，地域之广几乎横贯美国东西海岸。相同的故事，不同的精彩。有的是外卖，有的是在餐厅里用餐，有的是丰盛的自助餐；有的发生在几年前，有的发生在几个月前，有的就发生在那天早上；有的是午餐，有的是晚餐，有的是同僚聚餐，还有的是在举家出游度假的路上；有的数字来自你亲手掰开的幸运签饼；有的数字来自洗车或在士多店等候结账时。有趣的是，所有这些故事都始于一个相同的开端：中餐馆的幸运签饼。
《纽约清晨》上有很多关于彩票中奖的故事。一天早上，我在纽约市地铁站无意中拿起一份来看。上面有篇短文登载了3月30日劲球彩票遭遇割肉事件，原因是这一天彩民们的中奖率高得异乎寻常，中奖者多达110位，而“罪魁祸首”就是中餐馆的幸运签饼。
我一下子来了精神。
我从小就痴迷中餐馆，它是我童年的一大发现，很多美国人都有类似的童年经历。那时我家住在曼哈顿西北地区，那里有著名的百老汇，路的两旁林立着很多中餐馆，所以有时也叫四川路。我父母当初决定在这里定居是因为我父亲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而我母亲又不曾学会开车，后来也就一直没有搬离市区。因为这些缘故，我有幸目睹并见证了很多在美国中餐馆历史上具有颠覆性意义的重大变革。
我们兄弟姐妹是二代华裔移民（简称ABC）。我们虽然有着黄颜色的皮肤，精神思想却已完全西化，所以被戏称为香蕉，外黄内白。移民家庭有很多不为外人知道的玩笑，我家也不例外。我父母甚至拿我们的名字做起了文章。他们给我起名Jennifer，我妹妹叫Frances，我弟弟叫Kenneth。首字母连起来刚好是肯尼迪机场（英文简称JFK），那是他们当年初到美国时降落的机场。
1965年，美国颁布了《移民改革法》，这为受过良好教育的外国技术人才移居美国开了方便之门，并由此引发了移民潮流的戏剧性变化，使之从欧洲转向了北美大陆。在这一股潮流中，台湾、韩国、印度等国家和地区急切地向美国输送了大量的顶尖人才。我父母就是随着这股潮流来到美国的，他们是《移民改革法》的受益者。
那时我父亲在华尔街上班，家里的饮食起居由我母亲操办，多数情况下还包括下厨做饭。像其他很多居住在百老汇地区的家庭一样，每逢家里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们就去中餐馆订购外卖。记忆中，童年的我经常一路小跑着去附近的中餐馆叫外卖，兜里揣着一张崭新的二十美元小钞。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儿，身高不足以望过餐馆的柜台，却像个小大人，点菜时双眼紧盯着白色的大菜单，那神情简直是一脸的肃穆和庄严——母亲认真教过我一些中文菜名，刚好能派上用场。（所以，毫无例外地，很多华裔美国儿童及其他移民家庭的小孩儿最熟悉的词汇几乎都与食品有关。）
点好外卖后，我会把这些沉甸甸的宝贝一路提回家：一大塑料袋热气腾腾且分量十足并用梯形白色硬纸盒包装好的美味佳肴。每逢这个时候，我们全家人总是迫不及待地围坐成一圈，每个人都亢奋得蠢蠢欲动，仿佛时刻准备进行一场大扫荡，什么人间的礼仪和斯文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先是打开塑料袋，拿出里面一盒一盒的饭菜，接着是筷子，一小袋黑色酱油，当然少不了松脆的幸运签饼；再打开饭盒，香气扑面而来，展现在眼前的美味，光是看一看，也足以点燃你的味蕾。
是琥珀色的叉烧捞面吗？是用西兰花衬底，微甜而又酥嫩的左宗棠鸡吗？还是红沥麻辣的麻婆豆腐？猜一猜，想一想，也是一番享受。晶莹剔透的米饭上总是浇盖着热乎乎的酱汁，一种融合了煨豆酱、开胃醋、姜丝和香蒜的调味酱。中餐讲究味觉冲击：甜的，酸的，咸的，各种滋味一波又一波地向你袭来。奇妙的是，就连吃剩的残羹冷炙，隔天热一热再吃，味道甚至会更好。幸运签饼是中餐里的又一个期待，为的是它的神秘和乐趣，而不是好吃。掰开签饼，里面纸条上的拼写错误常常让人忍俊不禁，遣词造句也显得笨拙离谱，但它传递的却是中华古代先贤的智慧和关怀，读上去让人备感亲切温馨。记得我父母的书架上有很多摆放整齐的中国古典哲学著作，里面有孔子的《论语》，还有《易经》。那时的我还是个不谙世事的小女孩儿，无法读懂这些艰深神秘的书籍，但偶尔得见的智慧的光芒让我深信它们代表的是几千年来华夏民族的聪明和才智。
然而，接下来的情形让我非常震惊——幸运签饼居然并非来自中国！
这无异于被告知自己并非父母亲生，或者世上并无圣诞老人，怎么可能？要知道，我曾经一直深信幸运签饼来自中国，它那酥脆香甜的口感，宛如新月的外形，以及暗藏玄机的构思，无一不勾起我对中国的遐想。
记得第一次得知幸运签饼并非来自中国是在我读中学时。那时，我在看谭恩美的《喜福会》。书中讲到，有两位中国妇女在旧金山的幸运签饼工厂找到了工作，其中一位在得知幸运签饼来自中国后感到非常困惑，因为身为中国人的她竟从未听说过幸运签饼。
关于幸运签饼的身世问题，我也曾问过我母亲，我问她是否早就知道幸运签饼并非来自中国。她耸了耸肩，回答说，她从台湾初到美国时以为它来自香港或中国大陆。中国那么大，又没统一。她从来没到过中国大陆，我也和她一样。
几年以后，来自美国的幸运签饼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引起了不小的轰动。1992年，《纽约时报》刊发了标题为《来自远方的好运》的封面故事。文章报道，纽约布鲁克林的云吞食品公司计划在中国销售幸运签饼。还补充说，幸运签饼已经在香港面市，并以“正统的美国幸运签饼”招揽顾客。
经过幸运签饼的身世风波后，我意识到我对中餐的了解还有待加深。现在回想起来，幸运签饼的身世其实非常明朗。只是，童年的我并未觉察出中餐馆的外卖和我母亲做的饭菜有何不一样。我母亲烹饪时常用的食材有白米饭、酱油、大蒜、葱和炒锅。但她从不把肉块放在油里炸得鲜嫩酥软，也不会浇上一层浓香四溢的酱汁。她的食材在中餐馆的菜单上很难看到，往往都是些经过腌制或脱水处理的奇形怪状的东西。她的厨房里总是摆满了坛坛罐罐，还有装着各种奇怪东西的袋子——白木耳、红豆，散发着扑鼻气味的黑蘑菇和莲藕等。她喜欢使用保存过的食材，有看上去怪异透明的皮蛋，有辣味的腌竹笋，还有用醋浸泡过的芥蓝。她还常做骨头类或贝壳类的菜肴，比如糖醋排骨、蒜蓉虾和鸡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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