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主要内括：类书与诗、宫体诗的自赎、四杰、孟浩然(六八九-七四)、贾岛(七七九-八四三)、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岑嘉州系年考证等。

类书与诗/003
宫体诗的自赎/010
四杰/019
孟浩然（六八九一七四）/025

贾岛（七七九一八四三）/030

少陵先生年谱会笺/035

岑嘉州系年考证/071杜甫/099
英译李太白诗/111附录
陈子昂（六六一一七二）/119

唐诗要略/138
诗的唐朝/168
唐诗校读法举例/171
诗与批评
白朗宁夫人的情诗/181

《冬夜》评论/188

《女神》之时代精神/222

《女神》之地方色彩/230

《烙印》序/237
《西南采风录》序/240

《三盘鼓》序/243
时代的鼓手——读田间的诗/245

文艺与爱国——纪念三月十八/249

邓以蛰《诗与历史》题记/251

诗人的横蛮/253
诗的格律/255
先拉飞主义/263
戏剧的岐途/275
泰果尔批评/279
谈商籁体/284

论《悔与回》/286

附录
从论中西风格/288

五四运动的历史法则/294

新文艺和文学遗产/296

诗与批评/298
艾青和田间/304

在几十年学究中现代史的过程中，我一直对中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中国现代文化志》一书时，更是对中现代思想文化学术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由此，我对中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学术大师、扛鼎巨著、思想流派、异说纷争等，更令我铭刻在心，萦绕于怀。直到今天，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千唱万和的历史，仍然是激动不已。

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诞生，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后者标志“中国站起来了”。其间38年，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与该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变革相适应，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反思、融合中变革着、发展着：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西方文化被大量，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阐扬；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体系在变革，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出版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出类拔萃之作；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五百万名学生，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科学家，等等。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尤其是“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代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

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主题、结构、性质、内容和特征。“没有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所谓新的观念形态，所谓新文化，是无从发生的。”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有重要的影响。

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五四”以前，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自由等服务。这时，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学校与科举之争、新学与旧学之争、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资产阶级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代表中华“讲话”、“呐喊”的思想家。可是，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同盟：中国资产阶级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始终未能完成。“五四”以后，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舞台，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以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攻。

其基本态势是：其一，“五四”以后的30年，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与此相应，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以传播、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革命和解放为根本目的。其主要成就，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其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东西文化之争、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其三，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无产阶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代表着中华新文化的方向；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员，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社会的作用；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但是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这是一的发展趋势，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

具体到各个学科，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例如在历史学学科，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中国通史》，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中国通史》，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1948年新知识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中国古代社会史》，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通史》，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秦汉史》，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三国史略》，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两晋南北朝史》，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946年商务印馆出版了金毓黻的《宋辽金史》，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清史讲义》，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中代史》，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天国史纲》，等等。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其他学科如哲学、文学、教育学、民俗学、法学、图书馆学、博物馆学、考古学等，也是如此。学术史是全息的。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继往创新，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

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以飨读者。

是为序。

2011年12月15日于长春百汇街寓所  

类书与诗

检讨的范围是唐代开国后约略五十年，从高祖受禅(六一八）起，到高宗武后交割政权(六六）止。那五十年的尾上，上官仪伏诛，算是强制的把“江左余风”收束了，同时新时代的先驱，四杰及杜审言，刚刚创作的年华，沈、宋与陈子昂也先后诞生了，唐代文学这才扯开六朝的罩纱，露出自家的面目。所以我们要谈的这五十年，说是唐的头，倒不如说是六朝的尾。

寻常我们提起六朝，只记得它的文学，不知道那时期对于学术的兴趣更加浓厚。唐初五十年所以像六朝，也正在这一点。这时期如果在文学史上占有任何位置，不是因为它在文学本身上有多少价值，而是因为它对于文学的研究热心，一方面把文学当作学术来研究，同时又用一种偏向于文学的观点来研究其余的学术。给前一方面举个例，便是曹宪、李善等的“选学”（这回文学的研究真是在学术中正式的分占了一席）。后一方面的例，举史学。许是因为他们有种特殊的文学观念(即《文选》所代表的文学观念)，唐初的人们对于《汉书》的爱好，远在爱好《史记》之上，在研究《汉书》时，他们的对象不仅是历史，而且是记载历史的文字。便拿李善来讲，他是注过《文选》的，也撰过一部《汉书辨惑》；《文选》与《汉书》在李善眼里，恐怕真是同样性质、具有用的物件，都是给文学家供驱使的材料。他这态度可以代表那整个时代。这种现象在修史上也不是例外。只把姚思廉除开，当时修史的人们谁不是借作史书的机会来叫卖他们的文藻——尤其是《晋书》的著者！至于音韵学与文学的姻缘，更是显著，不用多讲了。

当时的著述物中，还有一个可以称为第三种性质的东西，那便是类书，它既不全是文学，又不全是学术，而是介乎二者之间的一种东西，或是说兼有二者的混合体。这种畸形的产物，最足以代表唐初的那种太像文学的学术，和太像学术的文学了。所以我们若要明白唐初五十年的文学，的方法也是拿文学和类书排在一起打量。

现存的类书，如《北堂书钞》和《艺文类聚》，在当时所制造的这类出品中，只占极小部分。此外，太宗时编的，还有一千卷的《文思博要》，后来从龙朔到开元，中间又有官修的《累璧》六百三十卷，《瑶山玉彩》五百卷，《三教珠英》一千三百卷(《增广皇览》及《文思博要》)，《芳树要览》三百卷，《事类》一百三十卷，《初学记》三十卷，《文府》二十卷，私撰的《碧玉芳林》四百五十卷，《玉藻琼林》一百卷，《笔海》十卷。这里除《初学记》之外，如今都不存在。内中是否有分类集，像《文馆词林》似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文馆词林》的性质，离《北堂书钞》虽较远，离《艺文类聚》却些了。欧阳询在《艺文类聚·序》里说是嫌“《流别文选》，专取其文，《皇览遍略》，直书其事”的办法不妥，他们(《艺文类聚》的编者不只他一人)才采取了“事居其前，文列于后”的体例。这可见《艺文类聚》是兼集（《流别文选》）与类书（《皇览遍略》）的性质，也可见他们看集与看待类书的态度差不多。《文馆词林》是和《流别文选》一类的书，在他们眼里，当然也和《皇览遍略》差不多了。再退一步讲，《文馆词林》的性质与《艺文类聚》一半相同，后者既是类书，前者起码也有一半类书的资格。

上面所举的书名，不过是就新旧《唐书》和《唐会要》等书中随便摘下来的，也许还有遗漏。但只看这里所列的，已足令人惊诧了。

闻一多(1899~1946），本名闻家骅，字友三，出生于湖北浠水县巴河镇。中国现代诗人、学者、民主战士。代表作有《红烛》《死水》《七子之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