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德赓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

他的《史籍举要》问世后，学人多有专文评价。吕叔湘先生指出：《史籍举要》全书“脉络贯通”，评论“恰中肯綮”，“在同类书中允称上选”。“有志于史学的人，手此一编，费力省而得益多，登堂入室，左右逢源，对于著者一定是感激不尽的。”

柴德赓先生是20世纪中国著名史家，在史学界有广泛的影响。他的《史籍举要》一书，原是一部遗稿，由作者的几位学生邱敏、胡天法、许春在等同志整理，经北京大学历史系许大龄教授审订和修补，于1982年在北京出版社出版，深受读者的欢迎和学术界的好评。近20年来，人们时时还在谈到它。北京出版社最近编辑、出版名为“大家小书”的系列著作，收入《史籍举要》一书，正是为了进一步满足广大读者关心史学、阅读史书的需要。这说明，《史籍举要》一书具有长久的学术生命。

一版序言

前言

上编

纪传体类

 一《史记》

 二《汉书》

 三《后汉书》

 四《三国志》

 五《晋书》

 六《宋书》

 七《南齐书》

 八《梁书》、《陈书》

 九《魏书》

 十《北齐书》

 十一《周书》

 十二《隋书》

 十三《南史》、《北史》

 十四《旧唐书》

 十五《新唐书》

 十六《旧五代史》

 十七《新五代史》

 十八《宋史》、《辽史》、《金史》

 十九《元史》

 二十《明史》

附：《清史稿》

下编

编年体类

 一 《资治通鉴》

 二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三 《三朝北盟会编》

 四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

 五 《续资治通鉴》

 六 《明实录》、《清实录》

纪事本末类

 一 《通鉴纪事本末》

 二 《宋史纪事本末》

 附：《元史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

 三 《明史纪事本末》

 四 《左传纪事本末》

政书类

 一 “十通”

 附：乾隆时所修“六通”和《续皇朝文献通考》

 二 会要

 三 其他

传记类

 一 分类专书

 二 以朝代为主的传记

 三 地区性传记

 四 个人专传

地理类

 一 地图

 二 地志

 三 水道

 四 都邑

 五 边疆、外国

一版后记

《后汉书》从体例来看，只有本纪、列传、志，而无表。范哗于王侯公卿等非所注意，人物散见纪传中。他整部书中的精神，前后一贯，事不重复，大概原定计划就没有表。南宋初熊方补《后汉书年表》十卷，实际止补得三个表，即《同姓侯王表》二卷，《异姓诸侯表》六卷，《百官表》二卷，材料绝大部分出于《后汉书》。熊方用了相当大的功力，对读《后汉书》的人当然有帮助，有表总是比较方便的。但就范书而论，并不算很大的缺憾。

与《史记》、《汉书》相比，《后汉书》在编纂方面作了一些改进。

其一，改外戚传为皇后纪。《史记》吕后入本纪，其余的皇后入外戚传，《汉书》因仍不改。《后汉书》将外戚传改为皇后纪，其意本于华峤。东汉和帝以后，六个太后临朝，称纪也是名正言顺。掌权的外戚如窦宪、邓骘、梁冀、何进等则另有专传。

其二，《后汉书》新增了七种类传，有党锢、宦者、文苑、独行、方术、逸民和列女。党锢、宦者二传，反映东汉一代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和斗争。文苑传记文学之士。《史记》、《汉书》中，文章家如司马相如、枚乘、扬雄等皆有专传，范书像张衡、马融、蔡邕等自有专传，另增文苑一目，记杜笃、傅毅以至赵壹、祢衡，共二十二人。独行和逸民两传，前一种反映东汉时代没有政治势力的知识分子要获得乡评世誉，进入仕途，非有耸人听闻的为人所不能为的行动是不容易的。后一种则是脱离当时政治斗争，隐居不仕、自命清高的人物，范晔很赏识他们。

列女一传，关系妇女在历史中地位的问题，也是旧史家一个争论的问题。单为列女作传，始于刘向。刘向《列女传》所举人物，固然是好得多，但不好的也有记载。范晔在《后汉书》中增人《列女传》，这是纪传体史书中第一次出现的内容。范书《列女传》共得十七人，传序自言：“但搜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专在一操而已。”我们应该予以较高的估价。《史通·人物》篇却说：“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刘知几的意思，盖以蔡琰先嫁卫中道，继没于匈奴左贤王，后嫁董祀，不应列入《列女传》。这是刘知几的错误看法。像蔡琰那样的才女为什么不应列入《列女传》？妇女改嫁为什么不能入《列女传》？自从刘知几有些议论，后来史家把列女传当做烈女传，专从为夫守节这一方面着想，使广大妇女在历史上的地位，局限于一隅，很多迂腐的人每以蔡琰为口实，这是很荒谬的。至徐淑为什么不人《列女传》，也许范晔没有找到材料，并不是有意不齿。严可均《铁桥漫稿》卷七做了一篇《后汉秦嘉妻徐淑传》，自言“文字多拾成言，可补范书列女传之阙”。传中除书信外，事实亦不多。

《方术传》，事涉神仙怪异，为《史通·书事》篇所讥，以为“言为迂诞，事多诡越，可谓美玉之瑕，白圭之玷”。这篇传的人物确是比较庞杂，但如许杨以治水便民，高获请罢三部督邮，折像散金帛以逃祸，樊英面折顺帝，郭玉、华佗以医著名，并不皆属迷信荒唐。所可议的如王乔、费长房、左慈、蓟子训等，乃真是荒诞不经，不知范蔚宗何以津津乐道如此。

以上所论，属于范晔新增传目。这些传目，除党锢、方术是特殊的二传外，均为后来史家所取法。

其三，使用类叙法，编次周密。范书一般列传以人品相同者为一传，比《史记》、《汉书》更为严格。如王充、王符、仲长统非同时人，以其立论针对当时社会，本人则淡于荣利，合为一传；张禹、胡广等以其和光取容合为一传；郭太、许劭等合传，则因其有人伦之鉴。

范书列传目录中有名字的计五百余人，比之《史记》、《汉书》人数已多，但范书三公九卿无传的还不少，相反的，地位并不高而人品足称的，却有闻必录。列传中有类叙法，情节相同，虽记载仅一二行，亦必详其姓氏里居。如卷二十五《卓茂传》叙述当时不仕王莽的龚胜、鲍宣等五人；卷十五《来歙传》所附《来历传》叙同谏废太子的郑安世第十七人。此等人物立一传则事实不足，又不忍没其姓氏，乃用类叙法附入其中一人传中。《后汉书》如此类者极多，亦一特点。后来唯《明史》善用此法。

其四，一事不两载。此法《三国志》已先用，范书亦复如此。凡一事与数人相关的，见于此则不见于彼。如《吴汉传》叙其破公孙述之功，《公孙述传》就不详载；张俭劾中常侍侯览，籍没其家，见《侯览传》，则《张俭传》不载；袁绍诛宦官，事见《何进传》，则《袁绍传》不载。这些都可以看出范书悉心核定，体例周密。刘知几称赞说：“范晔之删《后汉》也，简而且周，疏而不漏，盖云备矣！”(《史通·补注》篇)P36-39

“大家小书”，是一个很俏皮的名称。此所谓“大家”，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书的作者是大家；二、书是写给大家看的，是大家的读物。所谓“小书”者，只是就其篇幅而言，篇幅显得小一些罢了。若论学术性则不但不轻，有些倒是相当重。其实，篇幅大小也是相对的，一部书十万字，在今天的印刷条件下，似乎算小书，若在老子、孔子的时代，又何尝就小呢？

编辑这套丛书，有一个用意就是节省读者的时间，让读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获得较多的知识。在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补习，遂成为经常的需要。如果不善于补习，东抓一把，西抓一把，今天补这，明天补那，效果未必很好。如果把读书当成吃补药，还会失去读书时应有的那份从容和快乐。这套丛书每本的篇幅都小，读者即使细细地阅读慢慢地体味，也花不了多少时间，可以充分享受读书的乐趣。如果把它们当成补药来吃也行，剂量小，吃起来方便，消化起来也容易。

我们还有一个用意，就是想做一点文化积累的工作。把那些经过时间考验的、读者认同的著作，搜集到一起印刷出版，使之不至于泯没。有些书曾经畅销一时，但现在已经不容易得到；有些书当时或许没有引起很多人注意，但时间证明它们价值不菲。这两类书都需要挖掘出来，让它们重现光芒。科技类的图书偏重实用，一过时就不会有太多读者了，除了研究科技史的人还要用到之外。人文科学则不然，有许多书是常读常新的。然而，这套丛书也不都是旧书的重版，我们也想请一些著名的学者新写一些学术性和普及性兼备的小书，以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大家小书”的开本不大，读者可以揣进衣兜里，随时随地掏出来读上几页。在路边等人的时候、在排队买戏票的时候，在车上、在公园里，都可以读。这样的读者多了，会为社会增添一些文化的色彩和学习的气氛，岂不是一件好事吗？

“大家小书”出版在即，出版社同志命我撰序说明原委。既然这套丛书标示书之小，序言当然也应以短小为宜。该说的都说了，就此搁笔吧。

1980年1月23日，是柴德赓先生逝世十周年的日子。他作为一个历史学教授，从事教学工作四十余年，积累了不少经验。加之他一生精心钻研，对我国前朝各历史名著，有他自己的独特见解与体会。为了纪念他，我想，将他生前所讲授的“历史要籍介绍”这份讲义整理出来，作为他献给史学界的遗产，是再好没有的了。这期间德赓在史学界的许多老朋友和学生的建议，也是促成我设法完成这项整理工作的原因。

谈到整理他的遗著，却非易事。我俩虽有四个儿女，但都不是学文史的，我自己也没有这个力量，这就全得仰仗朋友和他的学生帮助了。1979年5月，江苏师院为柴德赓开平反昭雪追悼会时，许春在同志曾给师院历史系及我写过信，热忱表示愿意为整理柴师遗著尽力。于是我就写了一封信给他，恳切希望他能负责这项整理工作。他立即回信给我，欣然接受这一任务，并由他约请在南京工作的江苏师院历史系毕业生胡天法、邱敏两位同志协助，就此开始了整理工作。

他们三个人是在不同学校任课的老师，工作很忙，只能挤业余时间，一点一点地，来看看写写。他们之间，也难得有碰头的机会，只好把整理出来的初稿寄来北京，请北大许大龄教授审校。这样来往邮寄，进度缓慢。今年暑假，我特意邀请他们三位同志来京，在许先生指导下共同进行工作。他们牺牲假期休息，忍受酷暑，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埋头苦干，终于完成了整理任务。

在整理过程中，北京出版社刘宁勋同志大力支持，时加催促。许大龄教授精心审校，并为作序。北京大学周祖谟教授为书名题字。胡天法、邱敏、许春在三位同志，一年多来，牺牲休息时间，从事整理工作。他们在北京工作时，得到北京大学历史系、北京大学图书馆很大帮助，使工作能顺利进行，这部书得以问世。在此，我和儿女们对以上同志们的热忱工作，各方面的大力支持，表示深切的衷心的感谢！

陈璧子

1981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