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杨文学对谈，受访者包括知名作家、编辑家、评论家等等。从各个角度深度讨论文学的未来，剖析文学从业者的创作动机和方向，阐释文学与世界、与人类的关系。访谈内容充满知性、感性、率性与启发性。正所谓：呕心沥血，源于热爱；耐人寻味，精彩好读。

高杨，西安人，职业作家，就职于媒体十年。曾为多家报刊撰写专栏，文字多次入选各种年选。出版随笔集《理想花》《时光的光》、散文集《醉香女儿红》。曾获第四届“漂母杯”全球华人散文奖，作品入选中学语文教材。

严歌苓：一个理想主义者的理想
李敬泽：不必为文学的未来担心
梁晓声：一个人的声音剧场
程永新：收获三十年
张炜：文学表达是生命的基本需求
叶兆言：坐下来写作
陈彦：戏剧与人世间
潘耀明：皓月繁星当窗见
张大春：文学是上帝授予的权柄
温亚军：真实的虚构世界

严歌苓的风趣幽默、李敬泽的睿智大度、梁晓声的严肃认真、程永新的敏捷清醒、张炜的执着顽强、叶兆言的坦诚深刻、陈彦的平民情结、温亚军的沉稳内敛……文学对谈，深度讨论文字的魅力、文学的未来，以及文学的社会担当。

《金陵十三钗》首映后，我便一直给严歌苓打电话，但不是占线就是无人接听，每一次电话拨通，心跳得就像战前的鼓点。晚上十一点半，我再次拨打电话，终于通了。电话里传来她温柔的声音：“对不起，一直都很忙，他们组织了一个会，也是谈电影和文学。哎呀，特别特别忙，真是不好意思……”
“还打算在国内待几天呢？”我忐忑地问，手里拿着订票卡，盘算着到底是不是明天一早就动身去北京。
“哦，明天一早的飞机，我就回德国了。”
“哦……”我颓然地扔掉了订票卡。
“我们这期是创刊号，是给青年人办的一本文学刊物，想采访您呢，请您跟我们的文学青年聊聊天。”我尽全力地挽留她。
“那我一定要接受你的采访。”她笑了起来，笑声优雅，“文学人都是不容易的，特别是年轻人，热爱文学是需要勇气的。”没想到，她居然同意了。
于是，两个女人，在深夜拿着发烫的手机，远隔千里，开始聊起了文学和文学的未来。
不想被改编成影视剧
高杨：您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的非常多，您也跟国内一线的大导演几乎都合作过了，但我听说，您似乎并不是很愿意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严歌苓：嗯，这种问题说出来，人家会说我很“作”，但其实我认为文学就像芭蕾舞一样，并不是人人都欣赏得来。电影、电视，倒是个大众型的文化表达方式，不需要人为捍卫。但对于文学，我常常非常焦虑它的前途。文学其实应该是更前一个时代的一种艺术体裁，与现在这个时代有很多格格不入的地方。我们能做的，就是努力地去写，去延长它的生命，至少不让它被逐渐冷落掉。
至于影视剧对作品的二度创作，一万个导演就会有一万个看法，我已经接受了影视导演对我作品的进一步解读，我也尊重他们的看法和视角。我也常常想写出一部他们改编不了的作品。（笑）但是，总还是有很多被他们拿来改成影视剧，所以，我也挺纳闷的，哪些作品具有什么属性，可以改成影视剧，或者哪些缺乏什么元素不能改。
但作为一个作家，写小说和当编剧是两种工作。一个写小说的，天天写剧本，那时间长了是很伤害自己的。但是，文学现在又很尴尬，你有时不得不借助影视去推广作品，让更多的人通过看电影来追看你的小说。时代已经发展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办法的。
高杨：您觉得张艺谋导演对您作品的二度创作，令您满意吗？您也与李安、陈凯歌合作过，您觉得他们之间的区别和共同处是什么？
严歌苓：回答当然是肯定的。我以前说过，跟名导合作特别像跳舞，因为我自己是个写小说的作家，开始的时候，面对剧本完全不知道怎么下手。所以，只有引领我的人是优秀的舞者，我才能跳起来。
每部电影从小说作品改编而成，都要获得新生的。单把小说直接搬上银幕，肯定是不行的。至于各个导演的风格，他们各有各的vision（视野）。所以，同一部小说，他们各自的解读都不同。当然，他们每次也都让我很意外，特别是这次和张艺谋的合作。电影杀青的同时，他就已经剪完了第一版，我看了后就觉得挺震撼的，心里很踏实，觉得一定是有戏了。以前也跟李翰祥、陈冲合作过，他们的创作也特别令我意外。总之是高手的影视导演，一定会将你的作品解读出另一层深意，这也是我的收获。
陈凯歌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导演，与他交谈合作的时候，可以调动别人非常大的工作热情。他是一个非常懂戏的人，在电影方面他也算是我的一位导师。他对编剧的要求很高，当然他本身就是个非常优秀的编剧。所以，跟他合作很累，他总是要求你掏出更多、更新、更深层的东西来。但也是他，最能激发我的创作欲望。
我和张艺谋的合作从开始到最后都非常快乐，他非常随和，是一个很容易接近的人。他有一个“快乐”的性格，精力无限，常常开玩笑，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有时候他讲的故事甚至会激发我去写一些东西。他是摄像出身，他要求剧本要有相当强的画面感。当然他也说我的剧本本身也有很强的画面感。所以，我跟他合作，很容易写出具有美感的场景和唯美的剧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