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战中，盟军士兵证明了他们与纳粹战斗的勇气。从1942年的北非战役开始，一直到1945年攻克柏林，他们的英勇赢得了人们的赞誉。但是，比起这些英雄，还有一些男人做了逃兵。盟军在这期间内的逃兵总数，约为15万人左右。由美国查尔斯·格拉斯所著、向程翻译的《战争风云（美国士兵战争亲历记）》一书以一名战争亲历者的独特视角，讲述了从男孩变成士兵，最终被迫变为逃兵的故事，记叙了二战中这段不为人关注的历史。

由美国查尔斯·格拉斯所著、向程翻译的《战争风云（美国士兵战争亲历记）》一书讲述了前线普通士兵鲜为人知的故事，为审视二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被军方忽视、被历史遗忘的逃兵群体究竟有怎样曲折悲伤的经历？知名记者查尔斯·格拉斯深入挖掘军队档案、法庭记录、日记和回忆录，揭开了这段尘封的往事。

二战时期欧洲战场已知的美军和英军逃兵共计超过15万名，作者从浩瀚的资料中选取了三名分别在法国、意大利和非洲逃离战场的士兵，将三人的独特经历写进书里，揭示了他们一步一步走向崩溃的过程，使人们重新审视战争中普通士兵的真实状况。

本书的写作手法和叙事节奏更像小说，作者超越了勇敢和怯懦两个极端，还原前线战士的真实经历。他记录的人物有列兵艾尔弗雷德·怀特黑德——一名美国田纳西州的农场小伙，曾在诺曼底英勇作战，荣获银星和铜星勋章－－后来却在解放后的巴黎沦为匪徒，劫掠盟军补给站和普通市民。还有英军列兵约翰·贝恩，他曾战斗在北非和法国北部，双腿被德军机枪射伤；他从未逃避战斗，却又三次离开部队。核心人物是来自布鲁克林的列兵史蒂夫·韦斯，他入伍时还未满18岁。他随第36步兵师征战安齐奥滩头和阿登森林，还曾阴差阳错地加入了法国抵抗军。军旅生活打破了他对战争的崇高幻想，让他认清了美军军官的失误。

与人们宣传和怀念中的那幅伟大场面截然不同，二战充满了阴森可怖的暴行，其阴暗面永远说不尽。亲历战争的士兵到底失去了什么，普通人在非常时期如何挣扎求生，《战争风云》将为您讲述令人难忘的故事。

序

第一卷 从男孩到士兵

第二卷 从士兵到逃兵

第三卷 军法处置

后记

致谢

不能杀生——杀生是罪大恶极。《战士心理学：准备做一名战士》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委员会与科学服务社合作编写《步兵》杂志社，华盛顿特区（企鹅出版社，伦敦）

1943年，第349页

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年至1918年）结束后，一等兵威廉·韦斯即将离开法国。他的腿上带着德军子弹留下的伤疤，肺部受到毒气的伤害，脑子里全是痛苦不堪的回忆。他在图尔附近的一家天主教医院接受康复治疗，在那期间这位犹太裔美国人爱上了照顾他的法国女护士。这段恋情支撑着他艰难度日，直到四个月后，第77步兵师受命在布列斯特集结，准备乘船回纽约，两人的恋情才被迫终结。1919年4月，也就是一战结束后的第五个月，回国后的韦斯发现纽约变得死气沉沉。一战后经济开始衰退，军工厂纷纷裁员，银行催还战时的借款。第77师的士兵当年参军时，他们的工作都被留在国内的民众接管。回国后有25％的士兵面临失业，他们唯一能做指望的就是民众的热烈欢迎。等到他们登船准备横穿大西洋时，连能否受到民众的欢迎都打上了问号。

美国战争部宣布不会为回国的军队准备一次凯旋大游行，听到这一消息，第77师的将领大吃一惊。就在一个月前，奥赖恩率领着他第27师的那群“野蛮人”风风光光地走过第五大道，民众夹道欢迎，呼声震天。第27师与第77师唯一的共同点是这两支部队都隶属于纽约。第27师全是志愿兵，大部分士兵是爱尔兰裔，是虔诚的美国基督徒战士。而第77师的士兵成分复杂，有的招募于民间，有的是最近来自意大利、希腊、俄国、波兰、亚美尼亚、叙利亚和中国的移民。三分之一的士兵是犹太人。其中有12000人在服役期间刚刚获得美国国籍，所以在华盛顿的政客眼中，这部分人还不完全是美国人。

美国民众执意要为第77师举办欢迎仪式，结果战争部搬出各种托辞百般阻挠，声称是第77师的士兵自己不想要游行仪式。可一问士兵，他们都一致说想要。战争部长牛顿·贝克转述了第五大道各商铺店主反对意见，说在第97和第98街搭建看台影响店铺正常经营。可后来法院驳回了这条涉及商铺店主利益的禁令，战争部不得不改称游行仪式花费太多——大概需要100万美金，这一数字后来降至80万美金。最后又说在港口一次性登陆3万人会导致码头的正常运作陷入瘫痪。

战争部的推诿搪塞激怒了纽约市民。第77师的家属都来到市区，挤满了从斯卡奈塔第到奥尔巴尼的街道，这一段正好是第27师接受民众欢迎的地方。市民在曼哈顿集会抗议。“欢迎犹太士兵凯旋委员会”给战争部长贝克发了一封急电：“第77师的大部分士兵来自曼哈顿东区，如今剥夺了人们对这些士兵表达敬意的机会，引起了整片区域的骚动……我们强烈建议您尽自己所能，为游行仪式的举办行方便。这也能体现您的爱国之情。”第二天，委员会致电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恳请美军总司令阁下撤销为第77师举办游行仪式的禁令。曼哈顿东区的人民愿意送他们的儿子去法国战场为国而战，也希望能有机会向凯旋士兵表达崇高的敬意，并纪念在异国他乡长眠的英魂。” 前最高法院法官，1916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查尔斯·埃文斯·休斯召集了两年前负责征召第77师的征兵委员会。休斯宣布：“我们要让第77师也享受第27师的待遇，不应该区别对待我们的士兵，不管他们是来自纽约还是来自别的地方。”

没有人质疑第77师的战绩：2000多人战死，9000人负伤——伤亡人数是第27师的两倍还多。他们属于最早上战场的那几支部队，并且自始至终参与了默兹一阿尔贡攻势。对于这支移民占大多数的部队，《纽约时报》写道：“第77师从（1918年）6月抵达战区，持续奋战，直到最后签订停战协定时驻守在色当的城门下。他们把德军从韦勒河畔赶回埃纳河畔，将他们从阿尔贡森林彻底铲除。而且因为作战英勇，第77师获得杰出服役十字勋章，在所有获此荣誉的美国军队（共29个师）中排名第七。”当他们在韦勒河畔向德军发起进攻时，德军的埃里希·鲁登道夫【1】将军下令使用光气和芥子气毒气弹，致盲、致残数千名协约国士兵。军中提到这场战役，都用“韦勒河地狱”来形容。威廉·韦斯就在这场战役中负伤。他撤离前线时，被毒气熏伤的双眼蒙着绷带，以缓解刺痛，他的一条腿差点被德军的子弹打断。

像列兵韦斯一样勇敢的纽约士兵有很多，他们的事迹证明了军方的固有观念有多荒谬。美军官方1917发布的《医疗咨询委员会指导手册》上写道：“生于国外的士兵，尤其是犹太裔者，比生于本土的士兵更喜欢装病脱逃。”本土辅助协会的主席威廉·T．曼宁博士有一次在纽约出席会议时说，有些士兵的家人感觉他们的孩子受到了种族歧视。南方绅士伍德罗·威尔逊对歧视现象则置若罔闻，正是他在上台后于1913年将种族隔离制度纳入到政府机构中。这位民主党总统在1915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有件事我羞于承认，有的美国公民，虽生于异国，但多亏我国宽松包容的人籍法，让他们完全获得了美国的自由和机遇。可他们却将不忠的毒药注入我国的血脉；视我国政府的权威和美誉如无物……对这些受怒气、不忠和混乱支配的败类必须斩草除根。”无论是有“哈勒姆地狱战士”之称的第369黑人步兵团，还是绝大部分士兵都是移民的第77步兵师，都未能获得总统先生的青睐，哪怕他们的赫赫军功盖过了许多全是白人的部队和全由美国本土士兵组成的部队。（P014-017）

序

埃迪·斯洛维克认为自己是世上最倒霉的人。二战期间，有近5万名美军士兵和lO万名英军士兵逃离部队，而斯洛维克是唯一被处死的那个。他来自密歇根州的底特律，有犯罪前科，当时25岁。1944年10月9日，斯洛维克在法国北部逃走，其实并没有代表性。80％的逃兵都是长期持续作战的前线步兵，而斯洛维克从未参加过战役。他的逃亡经历也与多数逃兵大不相同。他错就错在公然承认自己宁可坐牢，也不愿上战场。斯洛维克最终未能如愿，军事法庭判处他死刑，根据《军法条例》条款所规定的判罚形式，执行枪决。

二战中被判死刑的美军士兵共49名，只有斯洛维克的减刑请求遭到驳回。他的审判时逢许特根森林战役【1】。斯洛维克所属的第28步兵师共有15000人，在当年11月的战斗中伤亡6184人。惨烈的战况迫使军事法庭难以宽大处理。斯洛维克不服死刑判决，于1945年1月提出上诉。不巧的是，又逢德军开始反攻，发动突出部战役【2】，美军陷入生死之战。此刻盟军最高指挥官艾森豪威尔将军若是大发善心，赦免逃兵，绝非明智。

从高级将领之间的书信记录来看，他们都认为有必要处死斯洛维克，以儆效尤。可他们却下令在法国的一个偏远小村圣玛丽欧米讷秘密处死他（背上“懦夫”之名的斯洛维克面对行刑队并没有求饶，还算有点骨气）。这位年轻的逃兵于1945年1月31日上午被枪毙，不管前线战士是否得知这一消息，突出部战役最后还是以盟军的胜利而告终。此后已无须以死刑来慑服士兵，盟军重新发起攻势，并于四个月后推翻了第三帝国。斯洛维克的死刑一直处于保密状态，连他的遗孀安托瓦妮特也未获知实情，她得到的消息是丈夫在欧洲战场阵亡。

1948年，记者、小说家威廉·布拉德福德·休伊【1】发现了斯洛维克的死因，但这件事在当时仍太敏感。他在《自由》杂志上隐藏了斯洛维克的真实身份，称他为“一名25岁的美国白人，名叫刘易斯．辛普森，是第28师的补充兵”。休伊在文章中提出质问，逃兵有几千名，为何单单处死一人。文章还使人们对美国人的战斗意志产生了怀疑。二战期间，休伊在美国海军服役，他注意到总共有175万人经精神病医生批准，以“非身体原因”为由逃避兵役，也就是说每八个参加体检的人中就有一个。经过严格的筛选，有神经衰弱、精神创伤和“战斗疲劳症”（也叫“战斗衰竭症”）的士兵都被视为不适于作战。休伊指出，“二战期间，约有38000名军官和士兵因试图以歪门邪道逃避危险任务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其中军官占10％。”他们受到的判罚与其参战同袍所经受的苦难相比真的一点儿也不重，只有斯洛维克是个例外。休伊说这件事足以引起众怒，“如果一位身体健康、心理健全的美国士兵在战斗前夜离弃他的战友，他将面临的不但有舒适的监禁环境，还有随之而来的赦免，并且根据《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规定，他还能接受大学教育，试问还有谁会为了祖国浴血奋战？”

他还说：“通过‘排除懦弱的行为’，精神病医生倾向于解除所有美国人参战的个人责任。”但绝大多数士兵还是参战了。太平洋战场上几乎不存在逃兵，即使想逃避危险也无处可躲。在欧洲战场，逃离前线的人不超过总人数的1％。但这部分逃兵中有10％是亲眼目睹过战斗的军官。盟军指挥官讨论过稳定军心的方法。乔治·巴顿将军恨不得枪决这群“胆小鬼”，在他著名的西西里岛掌掴事件中，他扇了一位患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一耳光，指责他装病。北非和意大利战场的英军高级指挥官恳求政府恢复一战中处死逃兵的做法。有的指挥官赞成前线救助站不仅要有传统的医疗救护手段，还要配备精神病医生，这一观点很受欢迎。他们意识到精神和肉体一样也会受到创伤——士兵每天都要面对死亡的威胁，忍受空中轰炸和密集炮火造成的脑震荡，地雷和诡雷带来的恐惧，营养不良，恶劣的卫生条件和睡眠不足。要让崩溃的士兵振作精神重返战场，为他们提供精神辅导、像样的食物、干净的衣服和充足的休息，可能比行刑队的威胁有用得多。

逃兵中没几个是懦夫。无间断地与轴心国敌军战斗，很多人是在持续作战的高压之下精神崩溃。盟军前线部队的轮换体系存在缺陷，迫使士兵超出自己所能承受的极限。下级军官训练不过关，带兵无方，很多军官自己不参与战斗，也没能鼓舞军队的士气，就把青年士兵赶上每天炮火纷飞的第一线。每个逃兵率高的连、营、师都受指挥不利和补给不足的影响，指挥官和逃兵一样应该受到指责。战后的研究表明，盟军在补充兵力时将单个士兵杂乱地分配到各个连队，这样就打乱了互相熟悉和信任的小团体，使得各个小分队缺乏凝聚力。小分队的其他战友都阵亡之后，继续战斗只有死路一条，有的士兵就会选择逃亡。

前线的其他战士最能与逃兵产生共鸣。有时他们自己也有退出战争的冲动，他们只需逃离部队，或者朝自己的脚上开一枪，或者不听前进的号令故意掉队就可以了。如果战友要离队，极少有步兵会试图阻拦。

1954年，休伊的书《处决列兵斯洛维克》出版问世，该书通过翔实的调查，将埃迪·斯洛维克的真实身份公之于众。20年后，马丁-辛在同名的电视电影中饰演斯洛维克。影片中马丁·辛念了一段斯洛维克临刑前的真实遗言，他说：“他们处死我，不是因为我逃离部队，这样做的人有千万个。他只不过要杀一个典型，杀我是因为我有前科。我小时候偷过东……被处以绞刑。但此事并未终结，逃兵的犯罪活动此起彼伏，一直持续到战后。（在头目被绞死的一周以后，两名莱恩帮残余分子在从罗马到佛罗伦萨的路上劫持了一辆武装运钞车，车上装有133000美元现金。）在法国，美军逃兵与科西嘉岛的犯罪组织勾结起来，盗窃香烟、威士忌酒、汽油等其他货物，并参与销赃。美军逃兵在法国肆无忌惮地强奸、抢劫，在法国民众眼里，他们的暴行比德军在占领法国的四年里的“正确表现”好不到哪去。

巴黎有太多诱惑，尤其是漂亮女人和不义之财，都在向美英士兵招手，引诱他们逃离部队。有个叫艾尔弗雷德·T．怀特黑德的中士，本是个田纳西州的农场小伙，因为在诺曼底登陆战中的英勇表现获得银星勋章和铜星勋章。巴黎解放后，他摇身一变成为当地一霸。他与一位餐馆女服务员同居，抢劫盟军补给站、餐馆和普通民众。他代表了一类逃兵，法国媒体称他们为“芝加哥帮”卖命。跟那些躲起来的逃兵相比，他们更让盟军指挥官头疼。《纽约时报》的记者达纳·亚当斯·施密特写道：“美军逃兵光天化日之下在公路上劫持卡车，与美国宪兵交火。”他在巴黎的另一篇报道中说：“如果不跟宪兵合作，法国警方不敢介入。”抓捕逃兵成了大多数同盟国宪兵的全职工作。

战争初期，英国和美国军方明白有士兵会因为高度紧张的战斗而精神崩溃。这种事在一战中见得多了，“炮弹休克”这一术语也是从那时起开始普遍使用。老派思想认为不论是“炮弹休克”还是后来改称的“战斗疲劳症”都不过是给“怯懦”换了个新潮的说法罢了。但是一战以来的心理学研究发现，人的心理和身体一样，也会受伤。为了弄清哪些人容易崩溃，哪些人承受力强，当时有大量的研究。哈佛大学的埃德温·加里格斯·波林教授带领最顶尖的心理学家，与军方合作出版了一本《战士心理学》。这本书为每个参战的士兵而写，指导他们如何在战斗中保全心智，很快就卖了380000册。书中有很多真知灼见，尤其是对于不堪高压精神崩溃的普通士兵，此书郑重地指出：“他们不是懦夫。” 恐惧和精神崩溃让史蒂夫·韦斯逃离部队，贪欲驱使艾尔·怀特黑德¨’走上邪路，此外还有另一种逃兵，他们逃走纯粹出于对杀戮的厌恶。《战士心理学》指出对于成长在和平年代的孩子来说，战争和杀戮不是什么正常的活动，书中写道：“美国人对打打杀杀没有特别的爱好。他们通常厌恶杀戮——认为杀人是错的、有罪的，杀人就要偿命。”这种观念不只美国人有。有一名叫约翰·弗农·贝恩的英军士兵出逃过三次。他从未在战斗过程中逃走，事实上他在北非和法国北部的表现都很不错。在诺曼底，英军的军事法庭总共审判了逃离战场的4名军官和7018名士兵，而贝恩却在战役中坚守阵地。他逃避的不是战争，而是军队。在他看来，军队是个灭绝人性的组织，所提倡的行为放到除战争以外的任何情况下都是犯罪。为了保全自己的人性，他选择了逃亡。贝恩的经历一定能让心存疑惑的士兵产生共鸣，他们也不知道自己在崩溃或者逃亡之前还能坚持多久。贝恩生前留下了不少书信、笔记和访谈记录，他的儿子约翰又提供了大量的细节作为补充，使我们能更深入地了解贝恩的品性、动机和缺陷。

约翰·贝恩以逃兵的口吻给他的儿子写了首诗：

但是孩子，内心深处，我的灵魂，

仍旧完美无瑕；

他们以为捏死我就像捏死一只虫子，

可到头来我才是赢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像有些电影和冒险故事里描述的那样精彩。经历过的年轻人感到身心俱疲，逃离战场，也没什么好奇怪的。约翰·基根最早记录下亲历者眼中的战争，他写道：“战争没有任何精彩可言，尤其是二战，它造成了5000万人死亡，毁灭了欧洲大片的文化遗产，引发了政治腐败，动摇了明文的道德基础。”

后记

他们也是战争的受害者，跟被炸断腿的士兵一样。

《战士心理学》，第352页 在巴黎受审之后，怀特黑德先后在法国南部的三角洲惩戒训练营、新泽西汉考克要塞联邦监狱、纽约州杰伊要塞和绿海文拘留所服刑。后来军队将他的刑期减为两年半。1948年5月17日，当他走出绿海文拘留所时，身上只剩25美元和一身棕色呢子西装。他的妻子塞尔玛在外面等他。他的假释条件让他深恶痛绝：在继父的农场干活。早在1942年他正是为了逃离继父才参军的。两年后他成了名理发师，手艺是当兵时学的。艾尔的理发店大概在1950年前后开张，位于田纳西州士麦那城，就在萨姆戴维斯街的吉尔斯维尔家庭中心。他和塞尔玛搬进了枫树街上的一栋小房子，养育了三个孩子。

怀特黑德觉得被开除军籍非常委屈，认为自己战斗过，获过表彰，不该有这样的待遇。他坚信只要证明负过伤，就能说服军方他的逃亡完全是因为身体状况。1949年5月，田纳西州莱巴嫩的R．c．卡什医生为他做了一次体检，然后写道：

我在他的头顶偏右前部发现了一道长1英寸的伤痕，颅骨受损，在右手手背上，食指掌骨和指骨关节处有伤痕，据说是刺刀所伤，这些伤疤不新也不旧，我认为可以确信大约是四五年内所受的伤。

同年，五角大楼的宽刑审核委员会重新审阅了怀特黑德的档案。委员会的审核报告对怀特黑德很有利：“申请人其他记录良好。他参加了登陆日行动，在法国、比利时、德国作战。”另外，报告还评论：“他自称两次受伤，仍然坚持战斗……但不能以伤病和精神状况的原因为他的行为开脱。”1945年12月他被法国警方拘捕时身上带着假身份证明，还藏着武器，这一事实也对他不利。委员会建议：“此案不必交给军事档案更改委员会审核，因为此案并无错误和不公正的记录。”

18年后，有位律师接过了怀特黑德的案子。律师名叫c．亚历克斯·米查姆，他的律师事务所跟艾尔理发店在同一个购物中心。1977年1月，吉米·卡特米查姆总统宣布大赦在越战中逃避兵役的人。米查姆看准这一时机，于3月14日致信白宫：

我代表我的好友艾尔弗雷德·T.怀特黑德写信给您。随信附上他的兵役记录和开除军籍的证明。

怀特黑德先生从1943年12月到1944年12月期间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他在战斗中两次负伤，第二次负伤后他的军队和医疗档案遗失或放错地方。他不幸被误解，因而遭受擅离职守的指控，被送上军事法庭受审，并在军事监狱里服刑一段时间。当时，他也被开除了军籍。

他无法获取他的档案，也不能使军方重审他的案子。因为他的真实档案无法递交给法庭，他坚信自己遭到不公正的审判和处罚……  我请求您考虑还他一个清白的记录。

米查姆的信与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当然这都是根据怀特黑德提供的虚假信息写的。显然怀特黑德没有告诉米查姆他逃离枫丹白露预备队补给站；他没有上前线找第2师，而是去了巴黎。他也没告诉他的律师，他偷了盟军的物资，朝宪兵开枪，又从拘留所越狱，这些事都记在他的私人回忆录里。要是知道这些情况，米查姆一定不会写怀特黑德离队7个月是因为“他不幸被误解”。谁料到在1978年12月27日，军事档案更改委员会竟会将怀特黑德解除军籍的记录由“可耻”更改为“正常”。怀特黑德的儿子亚历山大·T．怀特黑德二世写道：“信寄到的那天，是我第二回看见父亲在清醒的时候哭泣。头一回是在母亲的葬礼上。”虽然“正常”比“光荣”低一个等级，但要是怀特黑德回忆录中的故事属实，他其实连“正常”二字都不配。委员会没有撤销他的有罪判决。

他在印第安人头像师的战友没有忘记他和他的逃亡行为。1970年，他想参加第2师在佐治亚州哥伦布的年度聚会。后来第2师的老兵杰西‘布罗德写道：“（怀特黑德）被请走了，因为他不是第2师的成员，也不可能成为一员。”

1989年春，审判已经过去了40多个年头，艾尔·怀特黑德独自乘飞机来到巴黎。他写道：“一切都变了。过去的旅馆变成了公寓。我喝了几杯酒，心想哪怕步行20英里，也要找到一家跟我记忆中一样的旅馆。”怀特黑德记忆中的旅馆更像是出租屋，人们长年住在里面。大多数这样的旅馆都消失了。怀特黑德自己也变了。64岁的他早已不是那个初次造访“光明之城”的鲁莽小伙儿。巴黎的黑市和美国宪兵巡逻队早就没了，现代化的都市让怀特黑德晕头转向。他回到机场，在航站楼的长椅上睡了一觉。

在戴高乐机场一觉醒来，他返回城中寻找熟悉的地方。他把美元换成法郎，这回享受不到黑市汇率了。他漫无目的地走过一条条大街。日落时分，他乘一辆出租车来到第7区的一家小餐馆，他和莱亚就是在这儿偶遇的。他写道：“我走了进去，站了一会儿，很久之前的记忆潮水般涌上心头。”他又喝醉了，问吧台后面的女人哪儿有住的地方。她把怀特黑德带到后面，有个黑头发的小伙子在里边等着他。三人来到顶层，走进一间简陋的房间。怀特黑德以为两人是妓女和皮条客，他说自己想要一张床，而不是要一位姑娘。他掏出一些钱给那个小伙儿，结果小伙儿……

读到这件事后，韦斯大为震惊。他开始反思西蒙斯上尉的谨慎和疏远，目睹三名战友死在同一颗子弹之下，对他一定刺激不小。1991年，韦斯正在从事精神病医生的工作，他研究精神创伤，知道为何精神创伤能让一个人变得内向孤僻。这样的事情在他父亲身上发生过一次，似乎西蒙斯也受到了影响。史蒂夫·韦斯曾以为自己有逃走的理由，突然也明白了西蒙斯也有理由不涉险，不走近部下，不提供精神支持。然而时至1991年，韦斯纵然想明白了道理，也不再有任何用处。

战后韦斯又去过法国，见到了曾经帮助过他的人。他和自由法国的军官弗朗索瓦·比诺什取再续友谊，还拜访了在里昂收留过他的龙尼和奥尔加·达昂夫妇。2011年春，他回到了布吕耶尔，也就是第36师判他服终身劳役的地方。不认识他人都以为他只不过是一名来度假的八旬老人。但其实八十多岁的美国老人出现在法国小村，几乎不会是来度假的。他们曾战斗在法国的山间和村镇，如今这些地方都已变得繁华。他们是在寻找留在这里的青春和欢笑。

韦斯很瘦，但举止优雅，保持着一种庄严的仪态。他有种退役军官的风度，与人交谈时挺直背，双眼直视对方。我跟他在布吕耶尔寻找当年审判他的法庭。虽然已是86岁高龄，走在布吕耶尔的街上，他不需要任何帮助，就像他19岁来这儿时一样。

史蒂夫·韦斯领着我探索这个地方，这里曾是德军和美军的战场。几小时前，他去过埃皮纳勒的军人墓地。在他的朋友哈利·尚克林中士的墓前，他流下了眼泪。他告诉我说那是此行唯一一次落泪。尚克林在摩泽尔河附近牺牲时才22岁。想到尚克林没能活到娶妻生子的那一天，没有机会打拼事业，反思战争，韦斯感到非常难过。愧疚和惋惜压在韦斯心头，因为他为了活命选择了逃走，虽然是身不由己。

4月和煦的午后，我和韦斯漫步在布吕耶尔，他的心情明显好多了。我们敲开居民的门，开门的老人1944年时还是个孩子。我们问他们是否知道第36师驻扎过的地方。没人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一位端庄的白发老妇人问我们为什么要打听。我们告诉他史蒂夫曾是第36师的士兵，老妇人展开双臂拥抱了韦斯。她说当年第36师赶跑德国鬼子时她才14岁，太年轻了，所以没有亲吻那些士兵。她亲吻了韦斯的双颊，接着开始啜泣。

后来我对他说也许逃亡是个正确的选择，否则可能会过早死亡，或者身负重伤。他回答我说逃走也会受伤。“你看我费了多少工夫才恢复正常。我在精神病医生的椅子上躺了好多年。后来我自己也成了一名精神病医生，治疗战争的受害者。我费尽毕生精力才把一切恢复原样。”

韦斯记得有一片楼房，包括指挥所、监狱和教堂。审判他的法庭就设在那个小教堂里。1944年的冬天，大雪覆盖了整个小镇。2011年的春天，一切都是那么明媚温暖。镇上的居民给我们指了好几片楼房，他们记得那几处都像是第36师曾经的指挥部。一处是一所天主教教会学校，校舍大楼紧挨着一座教堂，另一处是一所当地的医院，外边也有一座小教堂。韦斯来回走了几圈，打量着两个地方，不得不承认他的记忆完全派不上用场了，其实这都没关系了。他在意大利和法国战斗过，赢得过勋章，逃离过部队，在孚日山的小镇里受审，又在卢瓦尔惩戒训练中心服刑。在他的记忆深处，对他的审判持续了好多年。寻找当年受审的地方是我个人的请求。我想挖掘一些官方记录中没有的东西。1944年11月7日的军事法庭所在地就像一把钥匙，可惜我们没能找到它。

《战争风云》解释了三位士兵逃离前线的种种原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的战火让公众更加关心广大士兵的遭遇，这本书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华盛顿邮报》

这是第一本详细讲述“逃兵”这个战时敏感话题的书，揭露了悲伤的真相……《战争风云》说出了士兵的心声，印证了二战时期步兵上尉查尔斯·B．麦克唐纳的话：“为困境中的美军士兵写书立传总让我受益颇多，就跟记录美军光荣凯旋一样意义非凡。”——《纽约时报》

引人入胜，构思巧妙。讨论的话题对今天仍有重要意义。——《柯克斯书评》

在难以想象的恐怖和不幸中，几名独立的个体相继崩溃——这是对深陷在黑暗泥潭中的过去最好的见证与救赎。——《卫报》

通过讲述三位逃兵的故事，格拉斯先生反驳了把逃兵视作懦夫的流行观点，他指出逃兵不过是为了生存而做出本能选择的理性的人……格拉斯先生仔细研究了军事法庭的记录和美英两国的军方档案，录制了大量与逃兵的访谈，还幸运地接触到了逃兵史蒂夫·韦斯未公开出版的回忆录和书信。这些资料使作者得以读懂逃兵的内心。——《华尔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