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研究劳动法领域权利配置理论和实践的学术专著，通过深入系统的研究分析，不仅对劳动法权利倾斜性配置的理论基础和历史变迁进行了学理梳理，而且分析了我国劳动法权利配置存在的问题、根源及优化路径。

书稿对我国劳动法权利配置问题的根源及优化路径中非诉程序性权利、劳动争议诉讼实施权配置如何优化等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绪 论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法以倾斜性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宗旨，并基于此对劳动者的权利进行了倾斜性配置。劳动法秉持着公平、正义的大旗，通过对劳动者权利的倾斜性配置，以矫正劳资双方之间实力的不平等，实现和谐劳动关系。为了实现劳动法的这一目的，在“权利本位”学术主张和概念不断深入我国法学研究的背景下，我国劳动法也基于法治国的建设，开始围绕着保护劳动者利益设置了越来越多的劳动者权利。这些以倾斜性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宗旨，设置的各种权利会不会存在存在因权利泛化而权利配置过度或不足的问题？ “权利泛化”论者认为，权利泛化会导致权利配置的目标与实效相背离，带来权利的“乌龙效应”。所谓权利的“乌龙效应”，从这个概念的提出者陈林林教授的表述来看，主要可以概括为“本来设置权利是为了降低社会冲突、但权利的实际设置却加剧了权利体系的内部冲突，从而造成了权利配置中目的和手段的背离”的效应。权利的“乌龙效应”“不但对既有权利体系与权利理论提出了质疑和挑战，也与既有权利体系不断发生冲撞，以致权利冲突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
   劳动法倾斜性配置的这些劳动权是否存在权利泛化的问题？这种权利泛化的根源在哪里？如何对劳动法领域的权利配置予以优化？“法的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这种法的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这种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劳动法也不例外，在对法律权利本身的辩护(justification of legal
   rights)问题上，我们要反对一种“权利浪漫主义”的观点，认为法律权利体系好像是一个独立于经济社会活动本身而具有优先的稳固性和规范性的东西，认为谈论法律权利款项的多与少好像仅仅是在“理论”层而谈论法律权利体系内部的融贯性、一致性和完整性的问题。这种“权利浪漫主义”的观点，认为权利可以脱离它的符号化存在的本体论地位，成为一个独立地从外部获得法律规范地位的东西。该种观点，实际上是一种把权利当作外部力量来崇拜的“权利拜物教”。
   权利配置本来是法学界针对权利冲突问题运用法律经济学方法论证如何基于基于效率的角度使权利的配置更加合理，尽可能避免借用权力强行配置冲突权利。权利配置问题讨论源于科斯定理。科斯定理从无交易成本局限条件下得出了产权归属无碍资源配置效率结论的假设出发，论证交易成木无处不在的现实世界中产权界定对于资源配置效率的重大影响，有时“可能导致发生在无成本市场交易条件下的活动的终止(或阻止其开始)。”按照科斯的本意“在这种情祝下，合法权利的初始界定会对经济制度运行的效率产生影响。权利的一种调整会比其他安排产生更多的产值。但除非这是法律制度确认的权利的安排，否则通过转移和合并权利达到同样后果的市场费用如此之高，以至于最优的权利安排以及由此带来的更高的产值也许永远也不会实现。”在科斯定理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科斯理论内核，涉及科斯另一个开创性理论贡献，即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比较各种不同社会制度安排的优劣后择优选取，关键在于如何通过在现实世界中进行各种不同社会安排以降低交易成本。分析的前提仍然是经济学有关趋利避害的理性人的假设
   (实际己经蕴含了效率最大化的诉求)。假设A,B,C为不同大小的利益，当A>B>C时，理性人在自利动机引导下会选择A而非C；假设A，B，C为不同大小的损害，当A>B>C时，理性人必定会作相反的选择。
   我国自1994年全国统一的《劳动法》颁布生效以来，为劳动者倾斜性配置了诸多劳动权。随着2007年《劳动合同法》等对劳动关系规制力度的加强，为保护劳动者权益，我国在管制力度上进一步加强。配置的这些劳动权与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权之间的权利冲突如何用更好的权利配置的方式解决？现有配置的这些劳动权如何优化？这是本书论述的重点和写作的初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