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澜壮阔的明末农民起义，起义者是英雄还是土匪？一场恢弘的明清易代历史长卷，交织出一段极具中国特色的历史故事。

吕向辉所著的《明清易代(5遍地狼烟)》以明清两代的兴衰交替为背景，展现了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等清朝开国君臣创下赫赫武功的戎马生涯。

《明清易代(5遍地狼烟)》讲述：腹地的流寇剿不胜剿，由陕西、山西、河南而湖广、四川，中原几无一片宁土；清军数次越长城入关，肆虐于京师、北直隶、山东一带，所到之处抢掠一空。中原大地狼烟遍地，兵部尚书杨嗣昌为避免两线作战，试图以“十面张网”之计剿灭流寇，与清议和以缓和北面局势。可惜的是流寇易剿，议和难成。剿寇之军仓皇北调，已困于死地的张献忠、李自成部死灰复燃，杨嗣昌受命于危难之间担任督师剿寇。张献忠设计逼死杨嗣昌，李自成陷洛阳杀福王，流寇之势终不可制。南剿贼北平虏，已非江河日下的大明王朝所能胜任，思宗有与清议和之心而无担当之意，“流寇与建虏相因亡明”已成定局。

《明清易代(5遍地狼烟)》由吕向辉所著。

第一章 司马妙策

第二章 首建奇功

第三章 将帅不和

第四章 留任北方

第五章 督师之死

第六章 义州屯田

第七章 车轮战法

第八章 松锦之战

第九章 再作冯妇

第十章 松锦陷落

第十一章 一线生机

第十二章 中原糜烂

兵部尚书的古称是大司马。在思宗十七年间任用的所有兵部尚书中，最为能干的便是杨嗣昌。此时的朝廷，内忧是流寇，外患是建虏。两者皆为兵事，都是杨嗣昌必须要着手解决的问题。

杨嗣昌才干优长，抱定“攘外必先安内”的宗旨，所定策略为“四正六隅、十面张网”，使流寇不能“流”，便是制住其死穴。

杨嗣昌所建之策的确是高妙，但前提条件是必须确保东部即建虏一面数年无事。明军绝不能两线作战，否则按下葫芦起来瓢，将会一事无成。

东线无事，其前提必须是议和。但朝野上下，对议和讳莫如深。谁主议和，顿成千夫所指的“汉奸”。

所以议和必须隐秘。一旦议和一事泄露，在舆论之下，人为齑粉，事成画饼。但议和兹事体大，有何秘密可守？

不能保守秘密，则议和必不成；议和不成，则东线必定有事；东线有事，必定累及腹地。杨嗣昌注定是顶缸做戏，吃力不讨好。

策是好策，可惜用非其时，用非其人。清末李鸿章平捻，靠的是曾国藩既定之规；而曾国藩所用，正是杨嗣昌的溃策。

东江镇自毛文龙开府以来，历任总兵“一蟹不如一蟹”。现任总兵沈世魁是靠裙带关系升上来的，他的女儿是毛文龙的小妾。估计他这个女儿必定极为标致，历任岛帅都离不开她。毛文龙之后，归陈继盛；陈继盛被刘兴治斩杀，则归刘兴治；刘兴治被杀，则归黄龙。此女直到金军攻陷旅顺后才随黄龙归西。由此，沈世魁在皮岛中的宠势不衰，人称“沈太爷”。

尽管与崇祯四年的首次进攻皮岛相比，清军的兵力强大了很多，其中还有皮岛旧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在尚可喜投降的崇祯七年，他就曾提出进攻皮岛，称其地“不过依水为险，又无山城，止用三板船一百号，兵马一两千，易于攻取”。现在看来，尚可喜属于报仇心切，谎报军情。

现在的皮岛兵员有一万七千多人，属于沈世魁的有一万三千人，其余的皆为援兵，最高阶的军官是总兵金日观。而战船也不是一百号的三板船，据清军战后统计，俘获大船七十二艘，其毁于战火的又有若干；俘获的红夷大炮计有十门，其余火炮六七十门。沈世魁等人据险而守，水军也不弱，使得清军难以登陆。

岛上的军民很清楚，与金国抗衡十数年，已结下深仇，何况其中“逃人”很多，被占领后很难活命。“逃人”为金国乃至入关以后，特指被俘获后逃出的汉人。从努尔哈赤开始对金人待“逃人”就极为严厉，定都燕京之后，更是颁布“逃人法”加以遏制，与剃发、圈地同为清初的“三大弊政”。主将无能，但军民有必死之心，“哀兵”不见得必胜，但会苦战。

三顺王熟知皮岛形势，这是清军进攻的优势。但其部下多为皮岛旧部，与现在驻守在岛上的明军大多为旧相识，不肯下死力攻打恐怕也是原因之一。从皇太极日后所说可以看出，当时的皮岛之战，满洲效死力战，“尔汉人泛同宾客，坐视不顾”。

皇太极预料的不差，皮岛“不易攻”而不是尚可喜所说的“易于攻取”。皇太极接到报告之后，于三月八日派阿济格率兵千人前去支援。阿济格发动进攻是在一个月之后的四月八日，除去路途中的十来天，阿济格做战争准备至少有二十余日。  阿济格兵分三路进攻，东面为正面，由三顺王乘朝鲜巨舰，使敌人视为主攻方向；北面是石廷柱。两路进攻会使明军全力以赴地对付，阿济格的进攻重心放在西北一角。三顺王与石廷柱先期发动进攻之后，明军果然被吸引和牵制住，阿济格的第三路人马火速出师偷袭。当时天下大雾，即使明军发现，时机必已错过。阿济格让三顺王的部队作为佯攻，可能已经看出尽管三顺王有效死之心，但其部下却怀怜悯之意。

皮岛之役是鳌拜的成名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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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思宗的用人之道

明思宗的用人之道，最令人诟病的便是一朝五十相。不仅阁臣如此，作为枢臣的兵部尚书，明思宗更是弃之如敝屣，封疆大吏者总督巡抚也概莫能外。

崇祯一朝被诛戮的宰相有两个，一个是薛国观，另一个则是周延儒；自有大学士以来，有明一代被诛戮者仅嘉靖朝夏言一人而已。崇祯一朝十七年，斩杀两个；明朝以前诸帝二百余年，唯有一人。

兵部尚书死于法者是王洽。因为崇祯二年皇太极兵逼京师，思宗怒其侦探不明，对其施以重典。总督被杀的是七人；巡抚被戮的是十一人。

一

思宗如此果于杀戮，一个诱因便是他的性格极为多疑。魏忠贤当权，作为信王的思宗唯恐被其陷害，极尽韬光养晦之能事。据说他熟读《大明会典》，牢记作为一个亲王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如同林黛玉初人贾府，绝不多行一步路，绝不多说一句话。林黛玉担心被他人耻笑，思宗则害怕被阉党借机寻隙。

朝野诸臣亦久不读《会典》矣。《会典》所记为一朝的典章制度，至关重要。既然不读，许多官员不知自己职掌的为何物，政务废弛、人浮于事便是自然的现象了。

一次，思宗患病，宫中派出御医诊视。看病可以，思宗绝不吃药。当然话说得很冠冕堂皇，“服药千剂，莫如独宿”，这是养身之道。这种谨言慎行一直延续到他人宫等待即位的前夜，当天，思宗怀揣着信王妃亲自监厨所造的炊饼，借口观赏而解下太监的宝剑，以怜惜为名犒赏巡夜的卫士。凡此种种，都是疑心病在作怪。

当时的内阁辅臣，俱是熹宗遗留下来的，或者说是魏忠贤把持朝政的班底。思宗在铲除阉党之后，要廷推阁臣。由于他很欣赏周延儒，常常单独召见，称为“独对”；但他发现由吏部主持拟定的廷推名单中，竟无周延儒，他便怀疑群臣结党。温体仁、周延儒趁机发难，更使思宗坚定信心，群臣结党，孤忠者唯温体仁、周延儒两人而已。

二

温体仁、周延儒双双名列《明史·奸臣传》。明朝二百六十余年，《奸臣传》只有六人。其中的“前辈”胡惟庸是真宰相，并非是大学士而有相权者；最后一位马士英是京师陷落之后的南都首辅。掐头去尾，称为奸臣者唯陈瑛、严嵩、温体仁、周延儒四人而已，崇祯朝占到一半。

而两人的任期更是占到崇祯朝一半以上的时间。周延儒两次为相，初相是崇祯二年十一月，次年首辅韩爌、次辅李标、成基命相继致仕，周延儒成为首辅大学士；罢相是在崇祯六年六月。周延儒的罢相完全是由于温体仁的陷害。温体仁唆使给事中陈赞化弹劾周延儒，最令思宗生气的是其中的四个大字，周延儒称皇帝为“羲皇上人”。 “羲皇上人”者，说好听点儿是“垂拱而治”；难听点儿是形同木偶。这在孜孜求治的思宗看来，无异于诽谤君王。

温体仁是周延儒担任大学士后，延揽其人阁的。温体仁人阁之初便想取而代之，而周延儒尚懵懵懂懂，被温体仁的谨慎、谄媚所迷惑。一旦祸发，周延儒尚不自知，还希望温体仁能够对自己施以援手。

温体仁人阁是在崇祯三年六月，周延儒去后便晋位为首辅，罢相是在崇祯十年六月。在内阁的时间达到七年之久。

崇祯十年之前，完全是周温的秉国时代。

三

周延儒复相的时间为崇祯十四年二月，九月从老家抵达京师人阁。第二次罢相是在崇祯十六年五月。当年，清兵再人中原，周延儒请督师清剿。思宗大喜，以出将人相相期许。

可惜，周延儒辜负了思宗的厚爱，走到通州就不敢走了。不能献一策，不敢发一兵，在饮酒娱乐之余，便是下功夫编造大捷奏章。等清兵撤出，锦衣卫和太监揭了盖子，尽管思宗勃然大怒，称其“蒙蔽推诿，事多不忍言”；但周延儒席藁待罪之后，思宗又称其“报国尽忱，终始勿替”。周延儒落职还家，思宗还赐给他路费一百两。

最后，周延儒还是身陷党争之中，被思宗勒令自尽。也是一直到温体仁罢相之前，思宗才领悟到“体仁有党”。尽管如此，温体仁也得以放归田园。次年身死，思宗深为痛惜，赐太傅，谥文忠。

时人即谓皇帝“遭瘟”，思宗可谓至死不悟。温体仁深得帝心，是完全明白思宗是“自圣”，自诩己才。他最为知名的言论，便是在思宗每问以军国大政，他便说道，“臣夙以文章待罪禁林，上不知其驽下，擢至此位。盗贼日益重，诚万死不足塞责。顾臣愚无知，但票拟勿欺耳。兵食之事，惟圣明裁决。”

四

另一个就死的大学士薛国观也是自缢，为崇祯十四年七月。薛国观拜相是在崇祯十年八月，此时周温时代刚刚结束；到第二年，排在他前面的大学士纷纷罢相，刘宇亮外出督师，薛国观成为事实上的首辅；第三年，刘宇亮师出无功被革职，薛国观方名正言顺。第四年也就是崇祯十三年六月薛国观被劾落职。

薛国观“阴鸷溪刻，不学少文”，温体仁“外曲谨而中猛鸷，机深刺骨”，两人属同类。温体仁推荐薛国观可大用，实际是想借其为打手，攻击异己。

温体仁之后，有张至发、孔贞运、刘宇亮三位首辅，但不为思宗所喜，在位时间都不长。薛国观继承温体仁的衣钵，但才智和操守差温体仁甚远。

薛国观栽在钱上。皇帝说朝臣贪婪，薛国观答道，如果厂卫得人，必不至此。一旁伺候的东厂太监王德化吓得汗流浃背。皇帝说国用不足，薛国观献策借助，而且请皇帝自己拿外戚开刀。薛国观得罪了太监和外戚，这些人便每日里探访他的“阴事”。

薛国观本身就是一个贪婪成性的人，而且不知忌讳，他的毛病太好找了。在落职回家的时候，数十车的财物招摇过市。一年之后，薛国观以受贿罪被逮至京师，自缢而亡。薛国观的尸体在房梁上悬挂了两日之久，才有旨可以收殓。这必是太监做的手脚，不仅杀其人还要辱其尸。

五

内阁五十相中，思宗最为信任的有三个人，即周延儒、温体仁、杨嗣昌。对于周延儒、温体仁，思宗还有些疑心，但唯独对杨嗣昌，始终是恩遇不衰。

杨嗣昌任三边总督时，思宗便“异其才”。其父杨鹤招抚流寇不成反被其玩弄于股掌之上，思宗不杀杨鹤，便是为要重用其子。崇祯九年，兵部尚书张凤翼死后，思宗亲自下诏点用丁忧在家的杨嗣昌。

杨嗣昌“工笔札，有口辩”，思宗与之交谈，“大信爱之”；杨嗣昌到任之后，锐意振刷，思宗“益以为能”；召对移时，思宗言道，“恨用卿晚”。思宗终于为自己找到了一位合适的兵部尚书。

思宗于天启七年八月即位，到崇祯九年十月杨嗣昌到任，十年的时问里，兵部尚书换了八任。其中就有死于法的王洽。

思宗起用王洽完全是以貌取人。皇帝召见群臣，“奇洽状貌”，便将王洽由工部侍郎擢升为兵部尚书。王洽“仪表颀伟”，任知县时端坐堂上问案，百姓望之如神明。王洽的官声很好，但亦如袁应泰一般，所用非所长，王洽做一个“循吏”有余，而应变则为其所短。

思宗看他像尊“门神”，当时都中便对王洽有不祥的预感，门神一年一换，王洽的位子必定坐不长远。果不其然，崇祯二年，皇太极逼京师。朝臣将罪过都安在了王洽身上。

可以说王洽是思宗点任的第一任兵部尚书，此前的崔呈秀、阎鸣泰、王在晋都是天启旧臣。对于职任非常重要的兵部尚书，任之以形貌，戮之以人言。接任的申用懋一月而罢，代之以梁廷栋。当时皇太极还在京外骚扰，兵部尚书如此轻于取舍，无异于为兵家大忌的临阵换将。臣子进言令皇帝满意，可连升数级；偶然失言，或者丢官弃职。如此轻率，岂能得天下之才而用之。

梁廷栋的任期也不长，大致有一年半的时间；继任的熊明遇不足一年。张凤翼时间很长，达四年之久。可惜的是他的命运也不济，崇祯九年清军再次人关，张凤翼无奈之下自请督师。出京亦不敢战，每日服食大黄期望不留痕迹地以死免责。他的命比王洽要好，同样是兵临京师，张凤翼的责任竟然因其死于军中而不予追究。当时人即愤愤不平于两人的际遇。

六

杨嗣昌接的便是张凤翼留下的空缺。杨嗣昌在兵部的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一年有余。但他并不是左迁，而是升任内阁大学士，仍旧管理兵部事务。一直到崇祯十二年九月，杨嗣昌到湖广督师剿流寇，共四年的时间，军机大事皆决于杨嗣昌。

杨嗣昌为张献忠所乘，偷袭襄阳，不食而死。朝臣纷纷弹劾，思宗传谕议罪，但话说得很明白，杨嗣昌即使有罪，也是“功已掩过”。群臣议罪之后，思宗又亲自为其昭雪，赐祭归葬。群臣追论不已，思宗“终念之”，甚至大发其火，如果你们在他的位置上，还不如他。

杨嗣昌在任期内，真是多事之秋。流寇肆虐，建虏人关，光是亲王便死了三位，思宗仍“宠遇杨嗣昌不衰”。张献忠恨极杨嗣昌，在攻破杨嗣昌的老家湖广武陵之后，挖坟掘墓，将杨嗣昌的尸体砍断。敌人所恨如此，可见杨嗣昌剿除流寇是有一定功业的。

《明史·杨嗣昌传》也极称其才，但何以无功，问题出在两个方面。一是“功罪淆于爱憎”，二是“机宜失于遥制”。傅宗龙、孙传庭、卢象升俱是军事长才，奈何都与杨嗣昌不和，杨嗣昌便处处受到掣肘，甚而一陷于狱，再陷于死。杨嗣昌无论是在兵部、内阁还是军前，统军将帅必须禀命而行。军情瞬息万变，明军因此屡屡坐失机会。

杨嗣昌之后，兵部尚书之中，可称道者唯一陈新甲。陈新甲是举人出身而非进士，这是从明朝弘治年间算起，一百多年的时间里绝无仅有的。当时诸臣视兵部尚书为险要的职务，纷纷躲避，陈新甲才能够就任。

陈新甲被人称为“小杨嗣昌”，其才具自有所长，但所短亦与杨嗣昌相类。但另一短处却是杨嗣昌所无，那就是贪财。

陈新甲与杨嗣昌同样的战略，与流寇、建虏不能两面开战，试图与皇太极议和。可惜事机不密，思宗杀陈新甲以卸责。

朝臣之中，寥寥数人为思宗所信任。其余诸臣，思宗视之蔑如也。在李自成攻进京师前夜，思宗称臣子皆“亡国之臣”，而不认自己为“亡国之君”。用“亡国之臣”者是谁，不外乎就是“亡国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