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大鹏，男，汉族，山东济南人，湖南师范大学中共党史专业毕业，研究生学历。曾有乡镇、县委机关及中央机关经历，参与《大国治贫》丛书编写工作，现供职于北京师范大学。

“中国梦·和天下”社区治理丛书是以《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文件）的精神和基本原则为指导思想，立足于我国国情，赋予社区文化与治理新时代的特征和科学内涵，力求从四个维度全面打造与展现中国社区治理的新模式、新思路，研究推广社区治理理论、工作方法和实践经验，为政府与机构决策、基层社区治理工作提供指导性参考。

前言
导论市域社会治理是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第一章理念变革：从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跃升
第一节社会治理的理念演变
第二节相关概念界定
第三节相关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章实践创新：社会治理的变迁逻辑
第一节新中国成立70年社会治理发展脉络
第二节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杜会治理格局
第三节从县域到市域的杜会治理场域演变
第四节经验与启示
第三章市域社会治理的基础
第一节新时代的国情再认识
第二节市域社会治理的典型样本
第三节新时代城乡融合发展的重大机遇
第四节党建取得新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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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市域社会治理现代化》：
3.传统政府社会管理模式的功能作用。（1）强大的社会动员能力。就是国家有目的地发动社会成员积极参与政治经济社会等重大活动。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社会，社会动员范围较大，程度较深，效果卓著，这一切得益于以单位制为主的传统社会管理模式。这种高效率的政治动员机制，党和政府可以大规模地组织群众投入到各种社会活动中去，以贯彻实现党的主张方针政策。同时，通过单位对社会成员的思想工作和行为引导等，基本实现了有秩序。（2）强有力的社会控制。单位扮演着国家社会控制的基层单元。单位成员完全控制在单位之中，所以，单位成员高度依附于单位，必须无条件服从于单位利益和国家利益。国家通过单位把管理权力延伸到个人，整个社会实现了高度整合，高度组织化带来了稳定的社会秩序。（3）集中力量开展现代化建设。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处于常年战乱、生活生产极大破坏的状态，整个国家积贫积弱，精神涣散。为了尽快摆脱这种情况，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目标，必须集中力量办大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正好适应了当时的时代背景。这种模式有效地保证了国家战略意图的顺利实施。另外，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社会成员低水平生活状态下，单位制确保了资源的合理分配，使得人们获得基本生活保障并有效避免了贫富差距的产生。
4.传统政府管理模式的不适应性。（1）全能政府理念陈旧僵化，重管制轻服务。全能政府，就是认为政府有能力全面对社会和个人行使权力并负有全面责任，也就是说政府认为自己对社会和个人事务什么都会管，都应该管，也能管好。全能政府实质上是一种无限行政，它使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也管不了、管不好的事情。这种理念使得社会治理职能重心失衡，过于强调政府权威，重管制轻服务，进一步导致了政府视自己为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唯一主体而凌驾于全社会之上。因此，政府的理念和角色定位出现了偏差。社会管理就简化为政府对社会的管理和控制，这并不是说政府没有为社会提供服务。实际上，政府视服务为管制的手段，管制者的身份取代了服务者的身份，从而导致重管制轻服务的问题。（2）职能界定模糊不清，职责划分不清。政府职能长期存在“越位”和“缺位”共存现象，即政府管了很多不该管的事情，但该由政府管的一些事却没有管好。职能“越位”主要表现在政府部门权力高度集中，许多应由市场和社会承担的按照市场规则来运行的社会公共事务都由政府部门依靠行政权力来管理，政府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造成了政府负担沉重，效率低下。“缺位”表现主要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问题，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贫富差距过大等问题，都因为措施不到位、政策执行不得力而矛盾持续。社会管理中出现职能交叉多头管理的现象。本可以统一到一个部门的工作被分割到不同的部门，部门之间职能交叉，职责不清，界限不明，都在管理，也就造成了都不管理的现象，甚至出现了管理真空。这样的管理资源分散导致的管理混乱，增加了管理成本，降低了效能，有效管理无从谈起。（3）体制机制不完善，社会风险较大。建立在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基础上的社会管理模式，固化了社会结构，难以适应发展变化中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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