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延安对话》由美国汉学家托马斯·亚瑟·毕森所著，本书以笔记的形式记录了毕森一行人于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真实境况。在延安短短四天四夜的停留中，毕森对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进行了一一的采访，同时为他们的崇高理念与精神力量所感召。除文字外，书中还收录了大量珍贵照片，不仅有1937年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还有当年延安根据地的实际面貌，尤其难得的是捕捉下了当时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其内容相当于一部小型的《红星照耀中国》，具有非常珍贵和重要的史料价值。

尘封八十年珍贵史料 国内首版，

征程几万里烽火岁月 映照初心。

1937年在延安，一个美国学者与共产党领袖及民众的对话。中文版首次出版。

一部新发现的“红星照耀中国”

对话红色圣地中的革命领袖

倾听历史转折中的崇高理想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之所以毫无顾忌地透露出这些讯息，是因为他们无比坚定地相信，自己此刻正站立在历史转折点的紧要关头上，并能清晰地展望到前景和未来。——（美）欧文?拉铁摩尔

这是一部极具党史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纪实作品，是美国学者毕森1937年6月到访延安的见闻与记录，是中国共产党延安时期革命实践和思想理论的重要见证。作者托马斯?亚瑟?毕森是上世纪30年代美国著名的亚洲问题研究专家，是《红星照耀中国》作者埃德加?斯诺的好朋友。1937年6月卢沟桥事变前夕，在斯诺的帮助下，毕森与其他几位美国同行一起，悄悄奔赴延安，亲眼见证了当年中国社会的动荡现实与革命圣地的烽火岁月，采访了、朱德、周恩来等红军领袖，并将这些见闻与采访用铅笔记在两个笔记本上，真实记录了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理想和奋斗实践。除了文字记录之外，毕森一行还拍摄了大量珍贵的照片，有从西安到延安的沿途景象，有延安根据地的日常生活，尤其难得的是捕捉到许多正值盛年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们的面容与身姿。这些珍贵的笔记和照片，不仅能呈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容貌风采、精神信念和理想光芒，更是从一位西方学者更加客观和切实的角度，证明了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初心、中国革命的正义性和历史必然性，是对中国共产党一百年辉煌而艰辛历程的有力补充和证明。

托马斯?亚瑟?毕森（Thomas Arthur Bisson 1900-1979）： 20世纪早期美国著名的东亚问题研究专家，担任过美国政府的东亚政治经济顾问。曾于1924年至1928年期间来到中国，先后在安徽省怀远县一所中学以及燕京大学执教。1937年6月，到访延安，后返回美国。1948年至1953年，在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系任教。后因麦卡锡主义政策影响被迫离开美国。1969年，应邀到加拿大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为该校中国语言和文化课程奠基人。

译者简介：李彦，北京人，1987年赴加拿大留学。1997年起在滑铁卢大学瑞纳森学院任教。现任文化及语言研究系中文教研室主任、副教授。2007年起担任滑铁卢孔子学院加方院长，长期致力于中外文化交流。从1985年起从事中英文双语创作、翻译。曾获中外多个文学奖项。主要作品有：英文长篇小说《红浮萍》《雪百合》，中文长篇小说《海底》《嫁得西风》，纪实文学《兰台遗卷》《不远万里》《校园里那株美洲蕾》等。

星期二，六月二十二日

我们在延安的第一个早晨，访问了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斗争的主要机构。

在途中，我们的照相机抓拍到了一支正在行进中的红军队伍。

进入抗大之后，便再次遇到了一个惊喜。朱德正在那里给一个班的学员们做报告。这是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位红军司令员。他体魄强壮结实、五官轮廓鲜明，与我们心目中的想象十分吻合。

看到我们，朱德很快就中断了他的讲话，来到大门口，与我们一一握手，并配合我们的要求，与大家合影留念。其中一张他单独拍摄的照片，可以算得上一幅绝佳的肖像，展现出他在四十九岁的年纪上，依旧神采奕奕、充满活力。

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已经与好几位抗大的学员和教师进行了交流。他们的精神面貌和高昂的士气都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与身旁那些空旷简陋的宿舍和课堂，形成了反差巨大的鲜明对照。

看着眼前的这些人，还有他们的生活环境，我突然生出了一种奇妙的感觉：这些人正在全力以赴地准备着，一旦抗日战争打响之后，他们将立即承担起延安的突击队重任。

我们失去了和抗大校长林彪见面的机会。他在骑马时不小心跌落，严重骨折，正在养伤。

对毛泽东的采访，花去了很长的时间。但这是我们的重头戏，所以用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

毛泽东在他那间简朴至极的窑洞式书房里会见了我们。那个时候，他所居住的地方就在延安城的山坡上边，来去十分方便，而不是后来因为轰炸而被迫分散到周边地区的那排窑洞。毛泽东的书房不大，我们几个人，再加上翻译，就挤满了整个空间。

到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习惯了延安那种无拘无束、亲切随意的气氛了。在毛泽东这里停留时，又额外增加了喝茶聊天的乐趣。一切都像是不紧不慢的，但一切又都是严肃认真的，没浪费一分一秒的时光。

毛泽东不失时机，立刻就开始了谈话，并始终对谈话起着主导作用。但他自始至终都注意着，让这次采访以问答的方式来进行。他每说上几句话就会停顿下来，让那位出色的英文翻译转换成英语。这样也给了我充足的时间，去做完整的笔记。

毫无疑问，在国共两党最近所讨论的统一战线的问题上，毛泽东肯定反复多次地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提案和争议。然而，考虑到他此刻是在一个非官方的场合，几乎就像是在和普通人闲聊那样，所以，这种采访形式本身，就为我提供了一次绝佳的观察机会，足以见证毛泽东清晰的头脑和知性力量。

如今回首往事，记得1937年的秋天，当我离开延安，回到北平后，第一次着手整理我的笔记时，那时就感到，如果有朝一日我打算把这些采访时记录的段落编辑成书出版的话，甚至根本用不着做任何修改，就完全可以发表。

毛泽东那年四十三岁了，身材瘦削，动作敏捷，浑身上下透着一股青春的活力，显示出年轻小伙子一般的气质来。不知为何，他的种种优点和魅力完美得融为一体，再加上他深邃的思想、审慎的态度，竟让人感觉到一种高深莫测。

更出人意外的是，他会在每次采访开始时，突然间抛出来一串连珠妙语，既生动又幽默。虽然我没能记录下来，但岁月如梭，这么多年过去了，他的谈笑风生、潇洒自如，却依然深深地刻印在我的脑海中，鲜明如初。

这个下午的采访开始时，毛泽东让我们每个人先各自介绍一下所从事的工作。当我们中的一人提到，菲立浦·贾菲先生是经营圣诞卡的批发商时，毛泽东便脱口而出道：“上帝保佑你的圣诞卡生意兴隆啊！”

那天的晚饭，是在朱德家里吃的。他的住处，比毛泽东的略微宽敞，布置得也稍微像样些。一同就餐的人包括毛泽东、周恩来、博古，还有其他人。

吃完饭后，大家一面等候去剧院看演出，一面在晚霞映照的院落里参观浏览。

夜幕下垂之后，我们大家一起走到了剧院。那是一座高大的房屋，外表就像美国农庄里常见的谷仓一样。里面摆放着能坐几百个人的长条板凳，还有一座不小的舞台。

表演的节目丰富多彩，有一半是戏剧，另外一半是五花八门的各种艺术形式。被当地人称为“红小鬼”的少先队队员们表演了几个活报剧。还有在中国竹笛伴奏下翩翩起舞的芭蕾选段。也有高尔基的话剧《母亲》的选场。但是，大部分话剧的内容都反映出当地的特色。通常都是独幕话剧，也一律都会传达出某种信念。有的是与社会相关的，例如破除封建迷信旧习俗、提倡锻炼身体讲卫生。也有的携带着政治色彩，例如反对日本侵略、提倡民主选举和全国结成统一战线等等。

毛泽东、朱德、博古和我们几个人坐在一处。大家和全场观众一样，对每个节目都报以热烈的掌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