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下对私人性行为的社会控制一向十分严格，“多性伙伴”对于中国人来说绝对是一个新词。直到20世纪80年代，婚外恋、婚外性，甚至婚前性行为，总之一切非婚性行为都是很少的，极为隐秘的，属于“另类”，受人冷眼与侧目。随着社会的转型，到了20世纪90年代，非婚性行为越来越多，商业性交易也十分普遍了，中国开始出现所谓的“性革命”。

李银河、刘达临、马晓年、阮芳赋等著名性学家联手推荐：方刚性学研究系列之《多性伙伴》，本书成功地记录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个人性行为试图超越社会控制的过程。

性不是孤立的生理问题，方刚注重从社会、心理、生理结合的角度进行性学研究，得出了一系列为学界称道的学术成果《方刚性学研究系列》，填补了当代中国性学研究的空白。

本书是方刚性学研究系列之《多性伙伴》，方刚的多性伙伴与社会控制研究，成功地记录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个人性行为试图超越社会控制的过程。

一、多性伙伴：几个才算“多”

 (一)问题的提出

 (二)以往研究中的多性伙伴现象

 (三)重要概念的界定

 (四)主要应用理论

 (五)研究目标与假设

二、作者如何访谈多性伙伴者

 (一)访谈对象的获取与伦理规则

 (二)网上找来的志愿者可信吗

 (三)男人访谈女人的性经历，能行吗

 (四)为什么不能请助手协助访谈

 (五)个案访谈要不要代表性

 (六)分析方法

三、多性伙伴：还有人“管”吗

 (一)工作场所的“管”与“不管”

 (二)不同家庭的“管”与“不管”

 (三)居住社区“不管”了

四、多性伙伴者的“性脚本”很活跃

 (一)社会转型促成“性活跃”的性脚本

 (二)由“贞女”到“荡妇”的过程

五、对性行为的自我控制

 六、尚存的控制

 (一)自贬“嫖娼”经历

 (二)同性性行为能说吗

 (三)兔子能吃窝边草吗

 七，为了情，还是为了性

 (一)为什么做爱：三种倾向

 (二)性与爱：看似矛盾的表述

 (三)不敢言爱：更多是因为绝望

八、与性有关的话题

 (一)“网缘”会跨越阶级吗

 (二)和多少人做爱才算够

 (三)安全套，想说爱你不容易

九、总结与思考

 参考文献

附录一 本研究受访多性伙伴行为者基本情况一览表

附录二 多性伙伴行为者访谈笔记

 F01，女，22岁，失业，单身，性伙伴数12人

 F03，女，32岁，离异，IT从业，受访时性伙伴数10人

 F04，女，26岁，已婚，性伙伴数15人

 F05，女，双性恋，29岁，未婚，广告业，性伙伴数：男20人，女15人

 F06，女，37岁，已婚，记者，性伙伴数近20人

 F07，女，48岁，离异，工程师，自述性伙伴数400人以上

 F10，女，28岁，离异，编辑，性伙伴数10人

 F13，女，29岁，未婚，IT业，性伙伴数48人

 F14，女，28岁，未婚，演艺界，性伙伴数20人以上

 M05，男，34岁，职业经理人，性伙伴数24人，自我判定为异性恋者

 M07，男，43岁，离异，经商，性伙伴数40人左右

 MlO，男，33岁，已婚，商人，性伙伴数近30人

(1)传统的进行非正式控制的组织同受控制者之间的交换关系弱化了，从而为多性伙伴行为者将其解体提供了可能。

非正式社会控制的得以实现，是个人与社会进行利益交换的结果。在中国的社会转型期，特别是由于市场经济主导地位的确定，原有交换关系面临全面破损。家庭、单位(工作场所)、社区这三种社会控制组织无法再与多性伙伴行为者完成交换，因此其控制力已经解体。

中国家庭昔日控制方式主要是：观念灌输、大家庭同住、择偶对象的管理等。但在今天，人们更早地独立生活，社会以核心小家庭为主，婚姻自主。转型的中国，家庭这一初级群体的功能外移，许多功能甚至消失。在一个人成年后，特别是独立成家后，出生家庭的控制与他个人之间的交换关系几乎不存在。因此，个人与家庭之交换消解。

中国的单位在过去为个人所依赖，它以奖惩、强制管理等作为控制手段，单位几乎是除家庭之外的唯一生活场所。在市场经济的今天，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交换”被消解，单位不再关心“私事”，荣誉、地位、尊重等交换的力度大大下降，单位对个人性行为的控制也大大减弱。

社区控制曾经是介于正式控制与非正式控制之间的一种手段，等同于一级政府部门，现在则主要转型为服务功能，不再能够通过提供荣誉或施加耻辱、惩罚来同个人私事构成交换。

(2)当前中国的多性伙伴行为者具有一些共同的背景，而没有这些背景可能便是虽然处于同样的社会转型期，但某些人并未越轨的原因。转型社会中，个人的自由迁移、都市的现代化、观念开放的小环境，都促成了社会控制与个人交换的丧失及解体。

与布劳的观点相契合，当一个人摆脱了匮乏、依赖状态时，也就不会给别人以权力，也就不会再受别人的社会控制。因此，多性伙伴者更多是自由职业者、个体工商户等在职业中受约束较少的人，或是在职业中具有权力的人士或独身者(特别是女性独身者)。他们更多不担心因为越轨而受到惩罚。

他们多拥有广泛的社会交往机会，工作单位内部的人际交往只是他们人际交往的一小部分，这将使他们结识许多不会与自己的日常生活圈子发生任何关系的个人，而与这些人发生的性关系略加隐藏便可以摆脱掉组织的控制，摆脱交换关系。互联网的出现，扩展了人际交往手段，也扩大了多性伙伴行为者的队伍。

如果一个人从性的自律中得不到回报，他看到其他不自律者很快乐却无人干涉，将有助于他也不再自律。多性伙伴行为者在越轨之前便有一个行为参照系，这可能是身边的某个人，也可能是经常接触的性自由信息。

他们或者是性情更为自由，对即使可能存在的冷眼也不以为然，甚至乐于与之对抗的人，或者是拥有更多隐藏技巧的人。

(3)绝大多数多性伙伴行为者，都经历了一次性脚本的自我修改过程。在此过程中，最稳定的自我控制被解构了。

得以修改个人生命历程中性脚本的人，至少都具有下列特征中的两者：从原居住地迁移到其他城市定居；生活在开放的大都市；工作单位或朋友圈提供了一个性观念开明的小环境；性观念与经历开放的同伴，特别是异性同伴的影响；对互联网的充分利用等。

(4)非正式控制需经过自我控制，才能真正发挥作用，即社会权力与个人服从的交换关系只能在自我控制中建立起来。当一个人对交换价值采取低估和蔑视态度时，非正式控制便无法转换为自我控制，交换关系也就无法实现。也就是说，个人对权力的蔑视，可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消解这种权力的影响力。

(5)在对性目的的选择上，多性伙伴行为者中的许多人崇尚性的娱乐态度，但并未放弃对爱的追求，可谓娱乐与关系二重性的目的兼具。即使对于性伙伴数目最多的极少数人，爱的能力也并没有如罗洛·梅所说的那样丧失了。娱乐与关系并重的倾向，在男性中表现得尤为典型。女性则分裂为两种主要类型：一种是信奉性的娱乐作用；另一种坚持强调性的关系作用。她们相信自己的多性伴行为完全是因为关系，甚至坚决反对性的娱乐态度。她们对自己拥有很多性伙伴的解释是：爱情改变了。

(6)多性伙伴行为者因为社会交换的缺失而通过多性伙伴实现新的交换，但是价值调适原则同样制约着他们。到一定时候，此人群出现一次分裂：一部分人不断寻求更刺激、更与传统社会控制相悖的方式，如换妻、群交、SM等。另一部分人则渴望回归传统的爱情关系，渴望回归稳定、平静的家庭生活，他们的表现会被误解为“性革命失败”，其实只是边际效益递减的结果。

(7)中国政府多年的HIV/AIDS预防宣传在多性伙伴行为者心中引发的更多是短暂的恐惧，并未导致安全性行为的普遍使用。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很少使用或从不使用安全套，但他们的性关系对象均十分广，这成为一种潜在的威胁。他们认为AIDS离自己很远，或者无法抗拒不使用安全套的诱惑或男伴的要求。在一群人中出现了一种恶性循环：因为有过不使用安全套的历史，所以认为现在开始使用也来不及了，就更不使用，甚至以“死也甘心”的说辞来安慰自己和面对访谈者。在这背后，也有男权文化不容低估的作用。P14-16

一个社会对个人隐私行为的干预越少，这个社会的文明程度就越高。方刚的多性伙伴与社会控制研究，成功地记录了中国特定历史时期个人性行为试图超越社会控制的过程。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 李银河教授

从西方到中国，从古代到当代，人类的性文化一直处于不断的发展和变迁之中。研究、分析不同时代的性文化，是性学家的共同使命。方刚凭借他的著作，成为我们这个时代性文化变迁中一个卓越的观察者、记录者和研究者。

——亚洲与大洋洲性学联合会副主席、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 刘达临

方刚的性学研究涉及广泛，在性教育、性产业、性人权、性心理、社会性别等领域均著述颇丰。然而，他最为学界称道的性学贡献还在于对性的多元存在的质性研究。多性伙伴、男公关、裸体主义者、乱伦者、换偶者……这一系列有声有色的研究，立足于田野调查，呈现了中国社会性变革时期的丰富与生动。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名誉会长兼监事长 阮芳赋教授

性不是孤立的生理问题，方刚注重从社会、心理、生理结合的角度进行性学研究，得出了一系列为学界称道的学术成果，填补了当代中国性学研究的空白。

——世界华人性学家协会副会长、中国性学会副理事长 马晓年教授